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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下这个题目时，心里犹豫了一下：这个题目是否太大？抑或太重？思忖片刻之后，我还是用这个题目。我想，那个为真理而战、为捍卫哲学的真义而九死一生的灵魂，无论我们怎样书写也未必能抵达他思想的天穹；而在他去世之后，一个亲近他灵魂的人——这个人曾在他身边做了10年秘书——近乎以身研墨、以愤填膺（请原谅，我这里不是错用成语“义愤填膺”）、以丧妻抱病之处境、以15年的生命时光，矢志不渝地整理、研究、追寻、书写那个以哲学之光照耀我们的人，这个人的内心和前者一样，对真理和正义充满着景仰。
我深感前者和后者都是中国的良心。
前者，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也；后者，以孱弱之躯作责任、正义之担当的杨献珍生前秘书萧岛泉也。
在一个哲学贫困、思考淡出、信仰空白、道德溃崩、精神生活平庸的时代，阅读、温习二者留给这个世界的精神与智慧之书，应该说，这是我写下这个题目时内心沉重一颤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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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从初识的萧岛泉先生那里得到一本杨献珍著的《我的哲学“罪案”》（以下简称《罪案》），是人民出版社于八十年代伊始出版的。八十年代伊始，中国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正以江海大潮之势冲破“文革”的铁血黑暗，在中华大地波澜汹涌。我相信，那个年代的一些人，肯定听到了《罪案》在滚滚而来的解放大潮中发出的震撼灵魂的声响。
《罪案》一书是中国哲学之魂杨献珍在长达十一年的牢狱、流放的灾难中，曾数次向党中央、毛泽东写就的“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哲学申诉”，“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申诉”，以及1973年在狱中写的“致中央文革专案组的抗议”，等等。杨献珍用狱卒让其写检讨书、认罪书的纸笔，从70岁写到了81岁，从1966年写到了1977年。一个耄耋老人以苦难的身躯匍匐在地，却以顶天立地的良心，写出了一部生死交恶却又发着哲学之光的大著。
如果说，我在得到书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认真阅读《罪案》，我会更早地了解到一个伟大的灵魂，然而，《罪案》一书竟不翼而飞，我在遗憾中怅惘了很久，因为我发现，很难产生真正意义的哲学家而产生了一个被世界公认的哲学家杨献珍的哲学著作，在中国的书店很难找到，可以说几乎没有。
杨献珍出生在湖北汉水之滨的安阳镇，这个镇曾被人们称为“小汉口”，大汉口是“九省通衢”的大商埠，即现在的武汉市，可见安阳曾经的繁华。安阳镇离诞生了我生命的、做了500年府城的郧阳古城只有几十华里，一直以来，我为自己与杨献珍同乡而骄傲着，但这种骄傲是模糊的，也是空洞的。因为我除了知道杨曾是中央党校校长、一位哲学家、因其哲学观点“合二而一”和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发生对峙而备受磨难之外，其余一概不知。就其知道的这点也仅是概念化的，是从人云亦云中舶来的。
真正的骄傲是产生在2008年冬季。
2008年，北京的冬季孤独而寒冷，我在这个冬季静静地阅读着萧岛泉先生的两本书：一本是《一代哲人杨献珍》（以下简称《杨献珍》），一本是《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以下简称《大论战》）。前者带有传记性，后者带有强悍的实证性和雄辩性。萧岛泉先生是在杨献珍走出牢狱之后的1983年开始为其担任秘书的，他陪伴了他晚年的最后10年。1992年，96岁高寿的杨献珍在安详与清醒中辞世，萧岛泉为老人安顿了全部的后事。
几乎是一生都在从事为高级领导担任秘书的萧岛泉，严格的职业训练和道德自律，以及杨老刚直耿芥、不屈不挠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伟大人格，深深地感动着他。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说：“杨老的一生惊天地，泣鬼神，若不把他的人生苦难和哲学贡献写出来，我会永远不安的。”又说：“杨老非凡的一生和哲学思想若中国人不能了解，那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良心的重大损失。”
于是，萧岛泉先生以15年的光阴，在遭际丧妻后巨大的孤独与寂寞中，在脑中风和腿部血管阻塞坏死的巨大病痛中，在不断经历着人生的各种打击和险情中，从1992年到2007年，从64岁到79岁，一个心怀高孤、笔耕不辍的老人，最终完成了关于一个哲学灵魂的写作与出版。
萧岛泉也是我的同乡，湖北郧县汉水边大堰乡人。
我为汉水真诚的儿子们骄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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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冬季，无论是读《杨献珍》还是读《大论战》，阅读的快感犹如窗外高阔的风，凛冽而庄严。我在萧先生密集、真实而严谨的叙述中，感知着一个民族一路走来的艰辛和苦难，也同时感知着一个中国哲人心灵的悲怆和信仰的不可侵犯。
早在1953年，围绕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杨献珍就与“左”倾冒进主义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杨献珍著文坚持的是“综合经济基础论”，对立面强辩的是“单一经济基础论”，即绝对的公有制。
杨献珍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应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无论是著文立说还是在中央党校的讲坛，杨献珍反复阐明他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若弄不清楚，在实际工作中要犯大错误。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杨献珍，曾在国民党北平草岚子监狱蹲了五年牢（即“文革”中被残酷定为61人叛徒集团主要成员之一），五年的牢狱生活，杨献珍秘密翻译了几百万字马恩著作，包括《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唯物主义和与经验批判主义》、《共产党宣言》以及《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他大量的翻译工作并非世人所知，因当年的翻译只是为狱中共产党人秘密传阅、学习，并未保存。浩瀚的阅读、翻译以及以后从事马列学院教育工作的杨献珍，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如何发展经济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十分清楚，“在人类进化历程中，不论是封建主义社会抑或是资本主义社会，迄今为止，从未发现也未见过清一色的纯而又纯的单一的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经济形态。”
针对“单一经济基础论”否定过渡时期资本经济成分和小农经济作用的奇谈，杨献珍不无讥讽地说：他们“每天也是要吃饭的。不知道他们每天吃饭的时候，是否检查了他们所吃的粮食是社会主义的农场生产出来的，还是个体农民生产出来的。他们既然不承认个体农民经济是过渡时期我们这种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那么，他们还懂得一点逻辑的话，按照他们的‘逻辑’，他们就不应吃个体农民生产的粮食，因为社会主义的人而吃个体农民生产的粮食那岂不是有点太不体面吗？岂不是有点丧失立场吗？”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能够真正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探寻、研究中国建设道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竟遭受了长达几十年的政治批判。从1954年开始直至10年“文化大革命”，中国极左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们，肆意对其诋毁诬陷，把“综合经济基础论”说成是“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毛泽东思想”。1970年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组”更进一步为杨献珍罗织罪名，说他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理论”，是“唯生产力论的变种”，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平衡发展’”，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等等。
如果是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开展的正常经济学术讨论也罢，可悲的是在“单一经济基础论”制造的理论混乱中，于1958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红色风暴，一时间“赶英超美”（10年赶上英国，15年超过美国）、“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脱离实际的政治口号响遍共和国的上空。在此狂热而浓烈的政治气氛下，农村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大搞取消农民自留地、自留果园、自留树、家庭副业，消灭一切产生资本主义和私有经济的活动。更有甚者，一些所谓“左派”理论家甚至在媒体上发表宏论，提出为了加速共产主义因素在中国的迅速增长，现在就应消灭货币、商品，废除按劳分配原则，实现全面供给制。
在强行剥夺农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全国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大放卫星、大超英美，其结果，中国“每人只剩下一双筷子一个碗”。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精神，为了维护党、国家、人民经过长期披荆斩棘、艰苦奋斗换来的胜利成果不受破坏，为了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正确贯彻，杨献珍根据自己实地考察得到的第一手材料以及各地在大跃进中向他汇报的各种问题，不惜承担一切政治风险，毅然挺身而出。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在接见各地党校负责干部的谈话中，在应社会团体之邀所作的各类演讲中，对三面红旗给国计民生所造成的灾难，从理论的高度毫不留情地给予系统有力的剖析和深刻地批判。
杨献珍尖锐地指出：
《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多年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快40年了，我们天天嘴上说共产主义，可是不少作了多年共产党员的人，却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风”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而是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东西，马克思把这种思潮叫做原始共产主义。“共产风”实际上就是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初期，在欧洲一度流行过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潮的中国形式，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绝对平均主义地分配社会财富。
用原始共产主义来消灭私有制，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倒退到尚未达到私有制的生产力水平的社会里去。在那里，没有文明与文化，只有一群贫困的、没有理想的人，他们和物质世界的关系用近似于动物对物质世界的状态表现出来。我很怀疑有些热衷刮“共产风”的人能否言行一致、真正去过他所说的“共产主义生活”，因为马克思还说过，原始共产主义不过是挂着公有制幌子的“私有制的卑鄙的一个表现形式”。
1958年11月19日，在中央党校讲坛上，杨献珍向学员公开讲述了他撰写的《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存在的种种弊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批判。“我们不能把可能当作现实，把将来必须努力达到的目标，当作今天的现实。否认或忽视个体农民经济还是今天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基础，这样的思想不仅不符合今天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而且还包含着很大的危险性，这就是如上所说的，这样的思想表现在实际工作上，一定要发生主观主义、盲目冒进的倾向。”据知，迄今为止，这是中国最早对大跃进运动提出质疑和批评的文章。
追求单一经济而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其后果不仅给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经济造成一场大灾难，使其经济陷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且极大地破坏了刚刚开始执政的共产党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当一个伟大的声音被淹埋了半个世纪、而今重新浮出水面之时，我们依然听到了他披荆斩棘、踏血前行的空谷足音。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曲折之后，在中国人民经历了极度的贫困、饥饿之后，在邓小平率领中国人民走过30年改革开放的道路之后，在以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进而使一个13亿人的人口大国最终跻身世界经济大国的今天，我们阅读或温习到50多年前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思想、理论以及道德、人格，难道不感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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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岛泉先生以缜密、严谨的书写，告知了我们一个中国哲学灵魂在共和国初始阶段遭际的第一次大论战（以杨献珍血泪败北而告终）之后，接着便以更为犀锐、严密的文字向我们揭开了杨献珍命运中遭际的更加残酷的两次大围剿。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论战和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大论战。这两场论战是上世纪中国哲学界三次大论战中极其重要的两次论战。论战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实为中国乃至世界之罕见。不仅如此，而且这场论战最后竟发展到了极端残暴、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地步。
“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人民自己的产物，是人民最精致、最珍贵的、看不见的精髓。”为捍卫人类这一伟大的精神产物所进行的任何探究、争辩都应该具有人类学意义，然而，发生在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论战却布满了政治陷阱。论战的结果，孤军作战的杨献珍面对强大的极权政治和一个庞大的伪哲学派系（实际上只是一伙迎合政治时局的衣钵者），他进一步陷入深渊，长达11年的政治监禁和流放岁月，演义了那个时代最深重的黑暗和悲哀。
我不是哲学研究者，我只是很浅显地知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提出的，它曾成为德国的官方哲学，统治德国官方界达数十年之久。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揭露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的实质。他说，崇尚这种理论思想的人“专尚空想空谈，以为空想空谈就是现实。”这种哲学在19世纪40年代不仅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否定，早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已为费尔巴哈所否定。费尔巴哈正是由于批判了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才走上唯物论的道路的。
发生在中国这场哲学论战让人有“颠倒黑白”的感觉。论战的一方硬说这一哲学观点是唯物主义的，是恩格斯肯定过的；杨献珍说他们“对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史一无所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哲学史上一直是唯心主义命题，是臭名昭著的‘同一哲学’，恩格斯从来没有肯定过。”
如果说，《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论战开始还是带有学术讨论的性质，那么为时不久就完全演变成尖锐复杂、粗暴惨烈的政治斗争。
萧岛泉告诉了我们这次论争演变的时代背景：这场论战发生于我国正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左”倾指导思想所统摄，由毛泽东轻率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正被甚嚣尘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风所操控的时期。更加上以陈伯达、康生为代表掌控的思想意识形态机构、新闻媒体的竭力鼓噪炒作，于是便使不同学术观点之论争导向了以纯粹政治为目的，以拥护不拥护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反修防修来作为裁判是非曲直的准则。
杨献珍很快遭到了围攻和批判，“对毛泽东思想挑战”、“反对三面红旗”、“为右倾机会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提供理论武器”、“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向我们党进攻的反映”等等，“罪恶”的帽子铺天盖地。在“左”倾路线统治全党、全国的政治气候下，如此这般，必置杨献珍于死地！
对此，杨献珍无奈地写道：“中国的巴札罗夫们喧嚷他们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其实，他们一直不懂得《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什么意思。他们只是把水搅浑，把问题搞混乱，把思想搞混乱。他们当中的人都自命为文豪，可是没有一个人写过一篇把问题讲清楚的文章，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把什么叫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问题讲清楚。”
在一派混乱的恶战中，中国从上到下、从城市到乡村旷日持久地大搞唯心主义，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小麦亩产7320斤”“水稻亩产13034斤”，“三天扫除文盲”，“苦战半月，高中毕业”……粮食卫星、钢铁卫星、教育卫星一放再放，而广大人民群众一穷再穷，几千万人毙命于长达三年的大饥饿中。
面对严酷的形势，杨献珍痛苦不已，“钢铁、粮食都是硬东西，说假话办不到。钢是一吨一吨炼出来的，粮食是一颗一颗长出来的。”“搞形而上学到了这种地步，不出大乱子，势无天理。”一个正义的声音在中央党校讲坛上、在中国大地不断响起，“有些人是有心弄虚作假，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党性？这样的人不克服说谎话的行为，就是念上一百本马克思的书，也掌握不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辩证唯物主义要和党性联系起来。我们党是靠唯物主义取得胜利的，什么时候搞唯心主义，什么时候就要碰钉子。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
杨献珍疼痛万分：“我讲这些话一定是要得罪人的，但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又不能不讲话。要是觉得我说的过头了，那就请同志们想想，对于某些至今还拿着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当宝贝的同志，你除去向他们大喝一声，还有什么办法呢？”
然而，大喝一声的结果，杨献珍迎来的是“灭顶之灾”。
接下来的“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的第三次大论战席卷全国，最终导致了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浩劫一空的“文化大革命”。
在向来对哲学似是而非的当代中国，尤其是在全国上下大学毛著的年代，也许我们对“一分为二”并不陌生，以此为“阶级斗争”理论涂炭着千百万人的生命与命运。那么，何为“合二而一”？
“合二而一”是作为哲学家的杨献珍，从古代思想家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和明代方以智的《东西均》一书中对“合二而一”的阐释中得到启发，进而寻找到的表达哲学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方式。从1963年、1964开始，杨献珍在讲课中就不断阐发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这一光辉思想。
杨献珍说：
什么叫对立统一规律？中国有句古话叫“合二而一”。在认识论里有“一分为二”这句话，同上句话是一个意思。“合二而一”是世界观，“一分为二”是方法论。辩证法不应当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不应当只讲“一分为二”，不讲“合二而一”，辩证法只提“一分为二”，不提“合二而一”，是只要斗争性，不要同一性，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是阉割了辩证法的全面性。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就是说，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来做工作，学会两条腿走路。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两条腿走路。什么叫对立的统一，必须要把这句话的意思弄明白。
应该指出：杨献珍之所以用心良苦地阐发“合二而一”思想的理论，其目的完全是出于对当时在思想上、实践中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忧心，指望通过自己在理论界的地位和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弘扬、宣传与坚持，能够对大跃进以来炽热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政治思想上的“斗争哲学”纠正过来。为此，他以68岁高龄，时常废寝忘食，不仅在中央党校讲授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而且向中直机关、北京市委、天津市委、河北省委等全国各省市领导干部宣讲。
不想，由此招致的是一场塌天大祸。
经过历时一年半的批判斗争，康生之流给杨献珍罗织了“十大罪状”，说他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是个小赫鲁晓夫；反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思想，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同彭德怀一道反党；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等等。然后将他调出中央党校，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一个挂名的副所长，是年杨献珍已是69岁高龄的老人。而在全国，成千上万的赞成过“合二而一”观点的干部、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全部遭到了批判、逮捕、监禁、开除公职，令人发指的是江苏一位年轻的部队战士还因此被“凌迟”致死，中央党校的两名哲学工作者先后投湖、投井自杀……
经过这场反理性、反良知、反科学民主、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批判、大围剿之后，1966年，中华大地上暴发起罪孽深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杨献珍在劫难逃。康生之流给他定的罪名，除原来的十大罪状外，又给他加上了“里通外国”和“叛徒”的两大罪名。70岁的老人开始遭遇造反派的轮番批斗，家被查抄。时隔不久，康生即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下令将杨献珍予以逮捕，关押到北京的白庙监狱，关押八年之后，又押送到陕西潼关黄土高坡流放三年。直到1980年8月，中央为杨献珍平反，恢复名誉。此时，84岁的老人已被摧残得奄奄一息。
然而，不能摧残的却是一个哲人不屈的精神意志和永远高昂而澄澈的灵魂。就是在这残酷的被监禁的年月里，杨献珍在牢狱里写下了7万字的《我的哲学“罪案”》。对中国几十年来的“左”倾机会主义、对哲学上的三次围剿式论战、对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严重政治和经济灾难，进行了顽强的申诉、鞭挞和批判……
杨献珍平反后不久，来自鄂西北故乡的一位年轻人，了解到杨献珍在论战中遭受的奇冤之后问他“是否后悔”，杨献珍坚定地说：“我后悔什么？对此，我可以告诉你四个字：无怨无悔。”接着又说：“西方有位伟大的哲人，他有句名言：我说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而我，也是这样去做的。”
面对一个“外无惭于清义，内无疚于神明”的老人，我们该怎样表达我们心中深刻而恒久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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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感佩不已的是我在阅读《杨献珍》和《三次大论战》中，不仅读到了杨献珍的受难和高贵的哲人灵魂，还读到了他品格中的忏悔意识，这是一个缺失忏悔意识的民族的例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似乎已开始进入反思和忏悔的时代。此时，已担任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杨献珍，无论是在为自己平反的大会上，还是在中顾委的整风会议上，他抚摸的不是自己已伤痕累累的心灵和肉体，而是反复讲述和追忆自己一生中给他人造成的创伤。他追忆到“三反”运动，追忆到“反右”运动，他甚至追忆到1944年在太行山北方局开展的“整风运动”中他对某人搞“逼供信”的事情，这一事件如一块巨石几十年地压在他的心上。眼看到一个新时期的到来，一个科学民主的春天的到来，杨献珍坐立不安。1984年的一天，他终于不顾89岁高龄，亲自去这个同志的家赔礼道歉，为他40年前的错误忏悔、赎罪。他当着被害人的面反省了自己“忠诚的愚蠢，愚蠢的忠诚”。他的行动震撼着所有曾经“整人”或“被人整”的心灵。
面对杨献珍惊世骇俗的举动，他的秘书萧岛泉想到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处在一个“人整人”的斗争漩涡中，无数心灵的扭曲者和人格的塌陷者在“整人”中发迹，又在“被人整”中遭殃，但却很难听到和看到有谁给自己下“罪己诏”。而为此吃尽了苦头的杨献珍，却总是在忏悔，总是在给自己下“罪己诏”，于是就问杨老：“你这样做不怕有损你的形象，影响你的威信吗？”
杨献珍说：“不能说只有我能给自己下‘罪己诏’，只能说犯了‘左’的错误的人能够认识错误、对自己进行忏悔的人很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忏悔是需要很大勇气和自觉精神的。忏悔就是要把自己的灵魂展示给世人去看，没有勇气和自觉精神是做不到的。忏悔是一个人生命力向上的表现，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是否具有生命力的表现。它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凭着良知诚实地生活在这个世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有句格言说得好：‘自重者而人重，自爱者而人爱。’一个不知自重自爱的人和民族是不会受人尊重和爱护的，也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人而无耻不知其可也。不知羞耻、缺乏耻辱感的人和民族是很难让他们自省和忏悔的。现在的问题是一些犯了极‘左’的错误的人在对待自己的过失和罪责时，大都不是直面事实，在事实面前低头认错、低头认罪，而是采取回避、抵赖或如鲁迅先生说的‘瞒和骗’的手法，借以达到掩盖的目的，把一切都推给客观，推给运动的发动者而拒绝自省、拒绝忏悔。如此下来，非但‘左’的东西不能克服和纠正，而且更重要的是戕害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人心，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从杨献珍的言说中看到了一个哲人道德的完美和人格的望高。同时我们也感叹一个清澈明净的心灵，在那个“欲说还惧”的年代，居然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我们今天全民道德滑坡、人的素质走低的根本原因。
从“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国真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所有的人性邪魔都纷纷出世，遍布全国的政治“打手”、“棍子”、“造谣者”、“跳梁小丑”极尽迫害之能事，在萧岛泉的书中，我们已看到部分人丑陋的灵魂和嘴脸，这里我只重述一个人——范若愚。
范曾担任过刘少奇、周恩来的兼职理论秘书，受过中央领导的赏识。在1964年全国批判“合二而一”时，他写了大量批判文章，令人发指的是他当年还冲着杨献珍说：“杨献珍，你今年68岁，比我大16岁，你肯定活不过我。只要你活一天，我就要和你斗到底！”直到“四人帮”倒台，杨献珍已从流放地回到北京躺在医院里，范还在1978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大块大块发表文章，大批特批“合二而一”是杨献珍“隐蔽在内心深处的种种反动思想从哲学上做的最高概括”，是“杨献珍反动哲学的最新‘成就’，也是他政治面目的大暴露”，是“偷换‘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等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献珍的冤案很快得到了平反，这一事件震惊了海内外，《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又很快发表文章，指出对“合二而一”的批判是“一场政治冤案”。范若愚嗅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已不可逆转，便又立即在《红旗》杂志发表他的长篇大论《“合二而一”批判由来》，揭发“那个理论权威”（指康生）当年对他授意批判杨献珍的内幕，而对自己在“文革”前后攻讦、诋毁杨献珍的行为，没有进行任何反思和忏悔。
对这样一个人杨献珍说了这样的话：“范若愚是一个有一定学识和写作能力的人，参加革命也比较早，像他这样的人，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和正派首长的领导下，是很可以为党为革命做很多事情的。但如果碰上如康生、陈伯达这样的领导，其对党对革命的伤害性也很大。究其根源，无它，就是没有坚定的革命理论信念，没有摆脱名缰利锁的缠绕，以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既害人又害己。在批判‘合二而一’运动中，他表演得很充分，而在‘文革’中他又被‘四人帮’关押9年之久。三中全会后，他有认识，承认自己有错，这很好。认错总比那些犯了错误、死不认错的人好。所以，他走的时候，我应该给他送行。”
杨献珍以天地之心，平静地包容、宽恕着一个又一个可悲可叹可怜的灵魂，只要他们能认错，只要他们能够作一次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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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反映故乡鄂西北的长篇纪实作品《山苍苍，水茫茫》在北京《十月》杂志头条位置发表，这是中国第一篇反映五六十年代水利移民问题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作为同乡的萧岛泉先生看到了这部作品，他从老家人那里打听到了我，他约我来北京相叙。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并拜晤萧先生，而在此的前一年，杨献珍已驾鹤西去，在萧家，我依然感受着他和他妻子的黯然神伤。我看到了萧先生购买的当期《十月》杂志，还有部分报刊的报道。聊天中，我才知道，《山》文中我引用的杨献珍八十年代一次又一次为水库移民争取项目写给中央各部委的信件，原本都是萧岛泉代杨老抄写好后呈送的。每一封信都是用毛笔竖写在细腻的老式信纸上，信纸呈淡黄色，上有红色隔线。捧着一页页飘着墨香的信笺，当年郧阳地区副专员兼郧县县委书记的李明贵对我说：这可是杨老救我们郧阳百姓的实证啊！
时间一晃过去了十多年。2005年暮夏，当我沿南水北调中线源头走了100天之后，我回到了北京，我去看望萧先生，这时才知他在7年前已失去了相伴一生的妻子，而且夫妻分手在天上地下：他乘坐的从美国飞回中国的飞机刚刚起飞，他的妻子便在美国小女儿那里辞世，一个月后，当他从大女儿那里知道此事后，悲恸欲绝，原本因脑中风而导致的身体麻木和偏瘫，此刻更加陷入绝境。
悲恸寂寞之中，萧先生撰写杨献珍的决心却矢志不移。他告诉我：一开始，他的手颤抖得根本拿不住笔，但他坚持练习，常常一天写不了一页纸！我见到他时，我看见他依然需要扶住墙壁，拖着一条腿走路。但一个信念支撑着他：作为杨老复出后的最后一个10年的秘书，杨老已把自己思想的精华、对哲学深邃的思考以及一生的艰难困苦和心灵的秘语，一无所漏地展现给了自己，这是人类思想和精神的宝库，倘若不能写出，不能昭示天下，不仅自己死难瞑目，更对不起那个已经远逝的伟大灵魂！
毋庸置疑的是：萧先生朝圣般呵护和追求的是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复归。他怀着大忧大患完成了他的写作，他用日渐孱弱的身躯担当起了对民族苦难与前途的悲悯和关心。
正如我的同乡、作家野莽在为萧先生的诗集写评论时说的那样：“他对那位一生都在痛苦地追求真理，中国当代居然还能有幸产生的哲学家充满的感情和敬意，不仅是一个乡亲的，更是一个中国人的。”
这是一种神圣的感召，也是一个顽强寻求生命意义的过程。当代作家、哲学家周国平先生说过：“一切简单而伟大的精神都是相通的，在那条路的尽头，它们殊途而同归。说到底，人们只是用不同的名称称呼同一个光源罢了，受此光源照耀的人都走在同一条路上。”在探究、寻求、撰写杨献珍精神与哲学价值的过程中，萧岛泉一直怀着一颗朝圣的心，走着一条神圣的精神之路。而最终，他也因此实现了自己精神与存在的价值。
也是在那一天，萧先生知道我准备撰写一部全方位、多角度反映中国水利和水利移民命运的长篇，他建议我采访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王光谦先生，并立即进行了联系。随后，他不顾病体，执意陪同我去清华大学拜见了王光谦，我非常感动。我知道：他希望我把中国水资源、中国水坝问题写好，把移民命运写好。他希望我的书写出后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更要对得起因国家调水而承受了几十年牺牲和苦难的库区百姓。
书出版了。萧先生打来电话要书：“小梅呀，寄我一本《大江北去》，我看到首发式报道了……”从先生总是谦和、总是平易的轻言细语中，我感受到一如当年发表《山苍苍，水茫茫》那样，先生倾注着关心和期待。此刻，我才又知道先生今年夏天因腿部血管阻塞，险些锯掉了一只腿。我用挂号邮件给先生寄去了我的书。
不久，我也收到了先生快递给我的《一代哲人杨献珍》和《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另有先生对故乡怀一腔挚情写下的《心系乡梓情寄母校》以及《岛泉诗作选》。
现在，四部、80余万字的著作摆在我的案头，时刻提醒我作精神的攀登。
想说明的是：我本无意复述萧先生书中的内容，可我竟忍不住这样做了。在我不经意的复述中，我安顿着自己的心灵；我还有个小小心愿，愿我的读者在看到我这篇一万余字的简述后，去读那两本40万字的《杨献珍》和《三次大论战》，那是萧先生以生命写就的书，还是先生自己掏几万元才出版的好书——那里毕竟有两个中国的良心真实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