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后，我反复读过了徐光耀先生发表在2000年1期《长城》杂志上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以下简称《昨夜》），一段时间以来，我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文章中的不少人我们太“熟知”了，而文章所反映的“事件”，又实在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要长歌当哭的“一段历史”。
早在1996年，我为探寻《小兵张嘎》在什么情况下诞生的而采访过徐先生，之后撰写了6000余字的《为了命运抗争的纪念》。那时我说过，《小兵张嘎》是属于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此刻，我有一个预感，作为艺术形象，《小兵张嘎》是徐先生文学生涯中的第一个里程碑；而作为精神和思想产品，《昨夜》将成为徐先生文学生涯的第二个里程碑。
我还想说，《昨夜》是一位74岁老人生命与艺术的超常发挥，那心灵与生命烈火般哔哔剥剥地燃烧，将灼疼所有高尚、卑琐的灵魂！下面我想从四个方面说说我读《昨夜》后的感想。
一、文体本身的艺术美质。在生活匆忙、生存窘迫、竞争激烈的现实社会中，那些虚妄编造、闲适招摇抑或是矫揉呻吟的文体已一天天在读者心灵中坍塌；真实性失去担保，文学的崇高地位已经在被人质疑。就在此刻，徐光耀先生为读者贡献出了一部险峰般巍峨、大河般轰鸣的文学作品。我想，从文体上讲它应归类为一部鸿篇巨制的纪实散文，在这部近6万字的纪实大篇中，有命运的交响，更有民族的忧患；有对历史的反思，更有对人性的鞭挞和进逼。而所有的这些又不是靠某种说教和艺术虚构完成的，而是饱含在那些惊世骇俗的“历史事件”和无懈可击的“资料原件”以及徐先生亲身经历的悲怆之中，饱含在一个人格作家的历史理性和崇高的人文情怀之中。徐先生将那段远离我们40多年的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历史，以“说故事”的形式讲述给我们听，不烦琐、不累赘。在极具阅读的渴望中，我们感受着那段历史心灵深处流出的泪与血。仅那个“昨夜西风凋碧树”的篇目，我们就已经在一种诗意的审美中听到了那个年代凄厉的风声。
应该说，我常常为徐先生这样高龄依然有如此鲜活的思想、灵动的艺术追求而叹服着、惊喜着。
二、关于封建专制主义和民族奴性。《昨夜》用极其清醒、真切、详实的叙述把我们引入了一个全民族“疯”了的年代。1958年新春伊始，我父亲和中国几十万知识分子一样，一夜间成为鄂西北头号大右派（地方上反右派运动比中央部门晚半年）。过去的许多年里，我只是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哀伤，而并非十分清楚为什么那么多人整体地会“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突然变得如此丧心病狂？为什么他们的人性、良知能够在突然间彻底泯灭？为什么他们可以在整垮、迫害自己的同事、战友、下属、甚至亲朋的时候，轻易让自己的人格和道德大厦轰然倒塌？
应该说，许多有良心的中国人是不能也没有忘记“反右”及“文革”时代民族及个人所经历的巨大的苦难的，但又有多少人自觉和追问隐藏在这些苦难背后真正的原因？《昨夜》的贡献在于让经历过和没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让当年整人和被整的人都可能进行一次历史的反思——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造就了一个民族的奴性。正如徐先生在文中所讲：“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王鞭’的逆境，就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而我们最大的悲哀在于我们常常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好像还不仅仅是这些，而是时刻警惕怕人说起这个“疮”。虽不再像当年那样动辄使用“反攻倒算”、“右倾翻案”这样的杀手锏，但在人们心中依然存在着一个阴影，一个恐怖的禁区。说穿了，依然还是封建主义在人们心里作祟。
朱学勤先生曾经写道：“……世界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中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的巅峰，唯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所以，“例外”，我以为依然是我们民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太久、太强大，以至民众在普遍的奴性中自行阉割着科学与民主的精神。
由此，我认同“封建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近亲”，它的残忍、狠毒使我们几千年都处在中世纪的蒙昧与黑暗之中，“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引自《昨夜》）。55万中国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连同被株连的近200万亲朋，书写了封建法西斯主义最黑暗的一页！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人开始喊出“打倒封建主义”和“争取科学、民主、自由”的口号，这个口号我们已喊了快一百年。此刻我想，这口号还必须30年、50年、甚至一百年地再喊下去！封建专制的阴影不彻底清算，这个民族便没有太多的希望和前景。倘若再有错误路线占上风，这个民族依然会风起云涌地出现大批的“打手”、“棍子”和“屠刀”，依然会出现大批的奴才甚至恶奴，依然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血流成河。试想，从“揪出胡风”到“反右”，从“打倒彭德怀”到“文化大革命”，封建极权者的残酷为什么会愈演愈烈？为什么十几亿中国人无法阻挡或扭转这一局面？为什么“人性恶”能够在彼时和此时被发扬得如此淋漓尽致？真是“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脸！”，徐先生这句话说得让我们多么心“疼”！我们最大的痛苦和困惑是：当民众只能是独裁者的奴隶、当奴隶中不断产生大批的奴才（甚至恶奴）时，我们怎样才能不再发生“人咬人”、“人撕人”的灾难？我以为《昨夜》恰恰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文本和思考的可能。
三、关于“忏悔意识”和人文精神。春节过后，我因着《昨夜》对我心灵的震撼而登门拜访了徐先生，走进徐先生至今简朴得只有水泥地白灰墙、只有五十年代伊始的旧书架旧桌凳的狭窄房间时（徐先生是13岁参加抗日战争、其间当了22年的右派、1996年底才离休的省文联主席，这个级别的人规定住房面积为160平米，在许多人已拥有远比这个标准高得多的新楼房时，徐先生至今住着只有70平米的旧房），我突有一种庄严感，因为我看到了挂在白灰墙壁上的一幅裱装精致的、有相当功底的隶书书法条幅，条幅是徐先生自己书写的，条幅上的一段话很长：物质的损失，较易补回。至于高尚道德沦丧，精神长城不存，人人成了“违心”的行家，最吃香的是溜须拍马，这诸种大弊，则是极难救治的。一般群众也养成逆来顺受，奴颜媚骨，“阿Q精神”变作安慰剂，“顺时听天”成了保命符，如此等等的“窝囊废”现象，不是比毫无筋骨的“葱叶”更可怕么？在这种情况下，连旧社会都有的“文死谏，武死战”，怎能再现？灵魂大幅度扭曲，信仰危机大面积扩散，还怎么挡得住霉变和腐败？封建主义可以凭借“绝对权威”随意“计白当黑”、“指鹿为马”，而吃苦受罪、水火遭殃的，却是亿万人民。损失如此巨大，性质如此恶劣，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脸，整个民族大滑坡！千古教训，核心只在“说假话”之一端啊！（“葱叶”之说是徐先生在《昨夜》一文中比喻在“反右”运动中，把知识分子整得如同揉搓得失去筋骨、“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摊”然后吹口气又“支棱”起来的葱叶！）
不知怎么，读着条幅上的字，望着眼前年高体弱的老人，我很难过。这段话本是写在《昨夜》的结尾，现在又挂在了墙上。我知道先生在执力呼唤什么。这些年，徐先生身体一直不好，有段时间连给友人回信都很困难，写不到三页稿纸就头晕耳鸣，只是在1999年先生在离石家庄40里的太行山里买了一间农民丢弃的土屋，先生躲在土屋里，自己煮方便面、吃饼干、自己提水、种菜，夜间挨蚊子咬，一千字一千字地完成了《昨夜》这部警世大篇。徐先生疲惫地告诉我说：“此后，我可能再写不了什么啦……”但当他说起写《昨夜》时，顿时双目炯炯，他说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完成这部作品的，只觉着许多句子、段落几乎“若有神助，是不期然而至的”。读完《昨夜》，我们毋庸置疑的是：先生朝圣般呵护和追求的是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复归。他不是为了一己恩怨，更不是为了个人出气，他怀着大忧大患完成《昨夜》，无非是在用他日渐孱弱的身躯担当起对民族苦难与前途的悲悯和关心。历史的迂回使无数人遭际过挫折和磨难，但如徐先生这样做的人如今有几？而当年的心灵扭曲者抑或是原本人性恶的“打手”、“棍子”们又有多少人进行过良心的拷问、自责和忏悔？他们有的至今高高在上，有的永远自封“旗手”。朱学勤先生曾说：“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心的作家，也就是不知理想人格为何物的作家。”在已经没有太多人坚守“文死谏，武死战”这片精神广场的境况下，徐先生的坚守使我们落泪，也使我们敬佩。
还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几十万知识分子把“往前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的口号化为一种情怀，不计旧怨，就让“改正”和“扩大化”的说法一笔勾销长达几十年的“精神蹂躏”甚或“家破人亡”的悲痛，振作起来，投身到新的革命和建设中去；整个中华民族在这种情怀和鼓舞下，来不及擦干身心的伤口，迎接着滚滚而来的开放改革大潮，重建民族的新生活、新秩序。应该说“往前看”让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的新期待，也使我们赢来了建设新生活的时间和信心。但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一次认真地“回头看”呢？细想，对于“反右”、“文革”等如此惨重的民族灾难，就其全国范围内的宣传、认识、批判的深度和广度远不及一场对待邪教“法轮功”的斗争。
不“回头看”，何以总结经验教训？不总结经验教训，何以防止“旧戏重演”？
不“回头看”，何以进行良心忏悔和拷问？不进行良心忏悔和拷问，何以重建新的人文精神？
不“回头看”，我们民众的脊梁和人格什么时候能够坚挺起来？这个时刻若不能整体和大面积地到来，我们民族便随时存在着灾难的危机！
不“回头看”，面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暴戾，包括今天渗透在各个角落的“权大于法”、“一人说了算”而带给国家的巨大损失和民众的苦难，塌陷的人格、道德、人文精神对其只能是继续助纣为虐！
应该说，《昨夜》恰恰是让我们回头看到了总是遮遮掩掩、总是羞羞答答不愿看也不想看到的东西。
四、关于父亲。作为父亲的女儿，我有愧对他的地方。1970年我大学毕业，7个月后我和未婚夫一起从北京回鄂西北深山里寻找早已落难的父亲。我问父亲：“你究竟说了什么错话、做了什么错事？”1958年初春父亲打成右派时我还不满13岁，后来我带着这份疑问远离了家，自此和父亲母亲天各一方，十几年后我长大了，我觉得我可以问父亲这个问题了。
父亲蹲在破败的小草屋的地上，显得非常卑微。多时之后他说：“……我有罪……连累了你们……对不起你们……组织上派人给我谈话，让我在运动中表现积极……争取火线入党……”父亲的语无伦次和所答非所问使我始终用狐疑的目光望着他，我发现父亲躲闪着我的目光。后来，父亲带我去看他童年和其母亲讨吃要饭时住过的石洞、岩屋，我知道，他是想告诉我，像他这样在旧社会孤儿寡母当乞丐的人是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他却不敢这样对他的女儿说。1979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父亲带着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的屈辱和痛苦离开了人世。
看完徐先生的《昨夜》，我觉得我对不起父亲，当年那种郑重的追问和狐疑的目光会让他在九泉之下永远伤心，永远有负罪感。现在，我知道，即使父亲当年什么错话也没说、什么错事也没做，他依然会成为一个大右派！像徐先生和樊斌这样的“红小鬼”、“革命者”都在劫难逃，他一个在旧社会上了大学的知识分子会有什么好结果？
此刻，我可以告诉九泉之下的父亲：“你没有错，你的错在于你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民众的命运只不过是专制独裁者和御用者的掌上之玩！”我还想告诉父亲：“21世纪的春天已经来临了，21世纪，肯定是科学、民主彻底战胜乃至埋葬野蛮愚昧和封建专制的世纪！你们以及后来的几代人都曾在历史的迂回中受难，但没有这些迂回，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觉醒，一位我熟悉的作家说得好：有历史的迂回，才有生命的勃发，才有气壮山河，才有回肠荡气，才有不屈不挠，才有英雄辈出，才有中华民族的悲壮史诗！”
最后我想说的是，感谢河北作协《长城》杂志在新千年到来之际，推出了一部如此磅礴博大的好作品，感谢他们让人们听到了湮埋近半个世纪的一种声音。这时我不能不想到诗人刘小放先生（《长城》杂志主编）曾不无激动地对我说过的话：“何谓《长城》？《长城》就是要以优秀作品构筑民族精神的长城！”此刻，我觉得一个诗人、一位主编的话落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