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行的说法，哲学就是追求普遍规律的科学。而关于哲学的分类，冯友兰先生关于“哲学包涵三大部分”的介说是比较有概括性的。这三大部分是指：宇宙论（包括本体论和宇宙起源论）、人生论（包括心理学、狭义伦理学和政治社会哲学等）、知识论（包括狭义的知识论、狭义的论理学等）。[1]长期以来，由于男性哲学家创造了自己的话语世界以及女性话语在这个领域的缺失，哲学和哲学思想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性别倾向。所以，汉克斯指出：“哲学着作认为妇女在体力、思想与道德上都比男人弱，明显需要男性的指导和保护。”[2]但是，壮族哲学却没有那么明显的性别等级，这也许是因为壮族哲学的理论化（与性别二元对立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程度不够，也可能有壮族女性文化较为突出的因素起作用。
（第一节）壮族宇宙论与性别互补宇宙论是研究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包括本体论和起源论。本体论是研究一切现存物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即“终极存在”；而起源论是研究世界发生及其历史，即狭义宇宙论。壮族哲学也有着自己的本体论和起源论，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民族文字，因此其理论化、系统化的程度较浅，然而其性别意蕴和特征却是非常突出的。
一、壮族宇宙论及其“阴阳合德”性质
壮族，作为土着民族，生存在高山重叠、江河纵横、森林密布、气候多变的岭南，很早就产生了“惊异”，从而执着于终极的超验本原的寻找。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只消我们生存，我们就总是处于形而上学中的”[3]。当然，壮族最初的形而上学曙光是通过众多的神话故事里透出的。综合神话故事《姆六甲》和《布洛陀》可知，壮族先民认为宇宙是这样生成的：最早的时候，旋转着一团大气，并且越转越急，变成一个大圆蛋。大圆蛋里有三个蛋黄，它爆炸后分成三片，飞到上面的成为天空，掉到下面的成为海洋，落在中间的成为大地。天空又叫上界，由雷王管理；地下又叫下界，由龙王管理；地上就是中界，由布洛陀管理。上界和中界隔着一层白云，中界和下界隔着一层地皮。拱屎虫勤快，造的地很宽；螟蛉子很懒，造的天很窄。姆六甲看天盖地不周，于是将大地一把抓起来，地皮鼓胀，天地合得严实。大地凸起的地方成为高山颠峰，凹下去的地方成为江河湖海。她见地上太寂寞，便又造了各种生物。那时，天只有三尺三寸高，地只有三尺三寸厚，三界的人说话彼此可以听见；天太矮，地太薄，人们劈柴斧头常常碰着天，打桩纺织常常凿穿地皮，弄得上下界的人不得安宁。于是，布洛陀就叫上界的人把天升高，叫下界的人把地加厚，从此天高地厚，彼此相安无事。[4]由此可见，壮族宇宙生成说认为世界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过程：一团大气→大气旋转→三界分离→天高地厚。这一说法不是从超自然的、精神性的方面去寻找宇宙万物的本原，而是从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物质性的“大气”来说明世界的产生，可以说具有唯物主义的某种萌芽。当然，这种唯物主义是自发的、直观的，需要理性思维的进一步加工，才能形成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我们不禁要进一步提问：壮族神话既然说宇宙来源于一团大气，那么这一团大气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就是阴阳二气。当然，由于壮族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文字，先哲们这方面的思考结果缺乏直接的论证材料，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途径去寻求诠释之道。
首先，可以借助阴阳学说来进行推测。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即是说，道生太极（含阴阳二气），太极生阴阳，阴阳和合而生万物。由此可见，气即道的具体表现，说道是万物的本原，就可以说气是万物的本原。所以，阴阳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即所谓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周易·辞传》）庄子也明确指出：“易以道阴阳”。据此，我们似乎也可以作出这样的逻辑推导：壮族神话中的“气”也可能与阴阳有关系。其实，古代壮族先民关于大气是天地万物本原的思想，到后来的壮族文人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尤其在大气和阴阳的关系问题上。比如，唐代岭南澄州大首领韦敬办在《智城洞摩崖碑》提出了“元气横溢宇宙之间，万物群灵都包含元气”的思想。他还进一步指出，元气又具体分为阴阳两种气，“天地寥廓，阴阳回薄。超起忽忽，元气之精。”
其次，可以借助各种研究成果来进行确认。壮族地区处于亚热带，平均气温较高，但四季仍较分明，冬去春来，寒暑消长，日月穿梭，昼夜更替，这些都容易使壮族先民很早就产生阴阳的概念。云南省政协的黄懿陆先生认为，先越之民的鸡卦卦名，乃是以“娄（咱们）”、“忙（你）”组合而成的，其中“娄”（即咱们）为阳卦，“忙”（即你）为阴卦。他在《中国先越文化研究：从壮族鸡卦看》中甚至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天地、阴阳、男女的概念与《易》学同根，龙的文化与凤的文化共生，《易》卦与先越之民发明的鸡卦连体，伏羲画八卦的传说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同源。”其根据是：司马迁在《史记·孝武本纪》中说，汉武大帝把越人鸡卜引进宫廷；从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出土文物看，《易经》八卦毫无疑问源于鸡卜卦。
其三，可以借助各种文化体征来寻找佐证。《广西通志·卷十六》（明）称：壮族民间“笃信阴阳”。此话与壮族种种文化现象十分相符。比如，壮医很早就形成或引进了阴阳概念，以作为大自然和人体生理病理之间关系的诠释工具。着名壮医罗家安在《痧症针方图解》一书中，就采用阴盛阳衰、阳盛阴衰、阴盛阳盛等模式来对各种痧症进行分类。即是说，他认为大自然的各种变化都是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平衡、阴阳转化的反映和结果。古笛先生也认为，壮族远古时代是用阴阳相济的理念来造船的，船体是阴具，桅杆是阳具，所以桅杆的名字就叫“桅”（壮语阳具的名称）。[5]铜鼓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打击乐器，也是财富、权力的象征，是对神顶礼膜拜时用到的重要器物。按照黄现瑶先生在《铜鼓及其花纹的新探索》中的说法，铜鼓的花纹乃是壮族先民对“阴阳雨雪”认识的结果，即鼓面正中必画以太阳，反映了农业生产对阳光的需要。[6]
张岱年先生说过：“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开创了哲学本体论。”他又说：“老子的道论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开始，这是确然无疑的。”[7]从上我们已经看到，壮族神话中的“一团大气-一大气旋转-一三界分离-一天高地厚”的宇宙生成模式，与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形上之学是不谋而合的，因而不仅具有宇宙起源论的内涵，也具有寻找“终极存在”的本体论意蕴，当然，与阴阳学说一样，壮族的宇宙论也具有明显的性别意蕴。即“一阴一阳谓之道”，而《周易》是用阳爻（一）表征阳，用阴爻（--）表征阴。关于阴阳爻的来源，历来众说纷纭，但郭沫若、线立国等前辈，还有赵国华、潜明兹等学者均持有“一”表示男根、“一一”表示女阴的观点。任继愈先生也指出：“《易经》认为自然界也与人和动物一样，由两性（阴阳）产生。后来《易经辞》‘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所谓‘近取诸身，即指男女两性的差别”[8]。不言而喻，阴阳虽然是相互依存的，但却也是有等级之分的，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定矣。”（《易经》）由于受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壮族社会更多地强调“阴阳合德”，甚至在某些方面具有“扶阴抑阳”的突出倾向，不过，就总体和结果而言，壮族阴阳也是以“男尊女卑”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比如，在壮族的宇宙生成说中，天与地、公与母是对立统一的，有时候甚至是地为大（开始时地比天宽）、母比公贵（姆六甲为布洛陀之母），但到最后居于主体、主导地位的还是天（雷公、布洛陀的居所）、还是公（布洛陀变成姆六甲的丈夫）。又如，壮医里的“阴阳”与“男女”也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男精为阳精，女精为阴精”的说法就是明证。因此，“气血调和，阴阳平衡”的要求可以视为男女共同作用的寓意。但是，壮医最终也难逃“抑阴扶阳”的窠臼，如前述黄汉儒把“阴盛阳盛”看作“不良”征象；并且认为“由阴转阳，多为疾病逐渐好转的征象；由阳转阴，多提示疾病趋重或恶化，甚至预后不良。”此说似乎与道家的“采阴补阳”之术不谋而合，从而为女性在壮医上的发展抬高了学理上的门槛。
二、“伯乜观”：万物生成的独特阐释
以上是从一般意义上探讨壮族宇宙观，其实壮族宇宙观最具特色的部分还是它的“伯乜观”。壮族这一独特的思想包括“伯乜”在万物起源中的交感作用、“伯乜”在万物存在中的规范作用、“伯乜”在万物发展中的动力作用等内容。
其一，“伯乜”在万物起源中的交感作用。
宇宙形成、万物来源的问题，人类从鸿蒙时代起就进行探索。当然，起初的思考大多跳不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模式。正像约翰·奥尼尔在《身体形态》中所指出的：拟人论可以说是原始人的宇宙构思之惟一源泉。“和后来的迪尔凯姆（Durkheim）一样，维柯认为原始人构想世界的基础必定是其各具性别的身体和家庭，因为只有这些（身体和家庭）而非心灵才是理性概念的基础。”[9]当然，身体和家庭都是“授之于父母”，所以在世界的许多民族中“伟大的双亲”（即天和地）的双重神话或思想体系都远为流传、扎下深根。正像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说的：“天和地是世界上一切存在物的父亲和母亲这一神话虚构”在许多国家或民族里都出现过。比如“希腊诗人称呼丈夫和妻子为乌拉诺斯和该亚，或宙斯和得墨忒尔，这里的意思就是天和地的结盟。”又如“中国人在《书经》中称天和地为‘万物之父母。”[10]
壮族也有“伟大的双亲”，它们在壮语中被称为“伯乜”（Bohmeh，即父母），只不过它们不是指更为抽象、更为笼统的天和地，而是指具体的、有名有姓的布洛陀和姆六甲。这一点与古希腊的“乌拉诺斯和该亚，或宙斯和得墨忒尔”不谋而合，其中的机缘有待探讨。关于布洛陀，其名按壮语原义虽然有多种解释，但都包含有“祖公”之义。比如，据覃乃昌研究员考证：“布洛陀”应是指“居住在山间弄场的通晓并会施法术的祖公或居住在岭坡谷地中的通晓并会施法术的祖公。”[11]至于姆六甲，在神话传说的不断演绎中，她由开始的“孤雌繁殖”或独自创世，到作为母亲、带领布洛陀创世，再到作为妻子、陪伴布洛陀创世。在经诗中，布洛陀与姆六甲之间的关系则有几种形式各异、但实质相同的说法。首先，他们是一对同进同出的“倌叭”（Gvanbaz，即夫妻）：比如《寻水经》说布洛陀与姆六甲居住在同一个村子、同一个房子（“村住在山脚”、“家住在岩洞”），人们“去请布洛陀，去叫姆六甲”，都要“到山脚去请，到岩洞去找”；其次，他们是一对宇宙万物的“伯乜”（Bohmeh，即父母）：经诗里常称布洛陀为“布佬”（Bouxlaux，即男主神），称姆六甲为“乜佬”（Mehlaux，即“大母神”）；再次，于人类来说他们是一对德高望重的“剖娅”（Baeuqyah，即公婆）：“万事他知晓”，人们的一切幸福“全凭布洛陀”，人们有什么都可以到“母神前还愿”，并且都能够心想事成。
《布洛陀经诗》中包含有多种造天地说，比如有布洛陀和姆六甲造天地说，又有螟蛉子和屎壳郎造天地说，还有盘古造天地说、罗贵造天地说、老君造天地说、霹雳造天地说、混沌造天地说等。但是，我们认为它们都统一于布洛陀和姆六甲造天地这一说。比如《造天地》（二）有云：原来宇宙就像一块大磐石，布洛陀和姆六甲先造出螟蛉子和屎壳郎，让它们用锯齿咬破石头，其中一片飞升而上形成天，一片降落而下形成水，一片停留中间形成地。实际上，这就是壮族的“三界”宇宙说，其中的“伯乜”因素一目了然。《造人》（一）则说：布洛陀传令授印让四脚王来到地上造人；《造天地》（三）还说：布洛陀传令授印让盘古去造地、造石头、造月亮和星星，又派天王氏把天造得又宽又高，并规范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运行。众所周知，巫教是一种由多神教向一神教过渡的宗教形态，所以在布洛陀的创世过程中必然有姆六甲的共同作用（甚至可以说，“男女神并重”也就是它作为一神教雏形的本义），也必然伴有“多神创世”的历史残留，但他走向“一神”的统治地位是一个必然趋势。正如《序歌》（一）所说：“三样三王制，四样四王造：提到布洛陀，讲到姆六甲，双合在天下。”《序歌》（二）也说：“敬请布洛陀，恳请姆六甲，你们是神王。古时先来到，造天地人间，我们永不忘。”《造房屋园子渔网经》还说：世界万物都是“布洛陀来造，姆六甲来造。”另外，经诗几乎每一篇都有这样的训导：“去问布洛陀，去问姆六甲；布洛陀就讲，姆六甲就说。”由此我们可以说，布洛陀与姆六甲就是壮族两位伟大的始祖神和创造神。
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壮族的神话世界观也是试图回答宇宙起源问题，但其中“伟大的双亲”布洛陀和姆六甲却具有自身的特点，这种特点与壮族的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如果说关于“伯乜”的思想首先来源于壮族先民对“各具性别的身体和家庭”的类推，一旦他们认为稻作生产像人口生产一样都是阴阳结合的结果，那么这种思维方式就会因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而得到不断的延续、扩展和强化。具体说来，壮族“伟大的双亲”的特点是：首先，与一神教的主神比较接近。布洛陀和姆六甲肯定是由部落首领演变而来的，但根据诗经所描述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形象、身份和地位，他们实际上已经超越始祖神、创世神而初步走向宗教神了。其次，具有阴阳交感生化万物的类似功能。“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生化。”这就是《周易》关于阴阳交感生化万物的思想。“阴阳”作为仅次于“道”的哲学范畴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而《周易》则成了儒道两家的思想源头。布洛陀和姆六甲作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伯乜”，实际上也起着“阴阳”的功能作用。这个结论也可以从《布洛陀经诗》中经常出现的“老君置阴阳”、“造四季阴阳”等表述得到佐证。卡西尔说过：“在神话想象、宗教信条、语言形式、艺术作品的无限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现象之中，哲学思维揭示出所有这些创造物据以联结在一起的一种普遍功能的统一性。神话、宗教、艺术、语言，甚至科学，现在都被看作是同一主旋律的众多变奏。”[12]从布洛陀和姆六甲作为“伯乜”创造宇宙万物的思想中，我们确实初步看到了壮族及其先民的形而上学本性以及对本体论的诉求。
其二，“伯乜”在万物存在中的规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