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充满理想和诗意的时月里，怀着对中国人文历史和艺术的共同追求，一对情笃的外国夫妇来到中国。在这里，他们和自己的中国朋友展开了一段跨国友谊。
这对美国夫妇的中文名字分别叫费正清（费尔班克·约翰·金）和费慰梅（威尔玛）。当时，他们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因为共同的追求，他们来到北平，并在这里结了婚。
在北平东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里，这对来自异国的年轻夫妇过上了老北京人的生活。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新奇的，早餐，他们吃的是胡同口的豆浆油条，就连挎篮子吆喝“萝卜赛梨”的小贩，也能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
夫妇俩最爱做的一件事儿莫过于坐上人力拉车，串北平的街道和胡同，那种古老的文化氤氲，让他们进入了一个古典的东方梦境。费正清夫妇找了中文老师从头学习中文，神秘的方块字对他们来说有一种别样的魅力。课余时间，他们常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庙里考察，驻足于北平的门楼和城墙之上。
费正清和费慰梅是在结婚后两个月遇见梁思成夫妇的，四个人的友情维系了一生。晚年，费慰梅回忆起他们相识时的感受说：
当时他们和我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友谊今后会持续多年，但它的头一年就把我们都迷住了。他们很年轻，相互倾慕着，同时又很愿回报我们喜欢和他们做伴的感情。徽——他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两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通过交换美国大学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来到北京的。
费正清、费慰梅的中文名字就是梁思成夫妇取的。梁思成说：“正清乃是象征正直、清朗，又接近John King的发音，是个典型的中国名字。”
这份上天赐予的新的友谊给林徽因的生活注入了阳光。当时，她和梁思成刚由沈阳迁回北平，开始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事业还未走上正轨，家务事又琐碎缠身，这让本来就急性子的林徽因心烦意乱。费慰梅怀念这段日子时记叙道：
那时徽因正在经历着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的苦难，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母亲。中国的传统要求照顾她的母亲、丈夫和孩子们。她是被要求担任家庭“经理”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费慰梅作为一个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女性，对林徽因的感知是深层次的，她在中西方文化的穴结点上，一下子找到了她的中国朋友全部痛苦的症结，费慰梅说：
林徽因当然是过渡一代的一员，对约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而且早年在中国读小学时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国外过的是大学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阳和思成共同设计的也是这种生活。可是此刻在家里一切都像要使她铩羽而归。
她在书桌或画报前没有一刻安宁，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她实际上是这十个人的囚犯，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做决定。当然这部分是她自己的错。在她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她讨厌在画建筑的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她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
在当时那新旧更替的时代，林徽因和梁思成都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所以，他们也是孤独的。费氏夫妇的出现则让他们在心灵上多了一份相惜与牵系，正如林徽因说：“自从你们两人来到我们身边，并向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对生活以及总体上对未来的新看法以来，我变得更加年轻活泼和有朝气了。”
林徽因与费慰梅的感情非常好，她们常常在一起相伴骑马，交流倾谈。当时京城有名的“太太客厅”，费氏夫妇也是常客之一。费正清与费慰梅回国后，他们的友谊只能靠书信传达。梁家被战争困在李庄时，生活极端拮据，连信纸都只能用剪开的小纸片，邮费也够一家人生活一阵子。即使是这样，他们的联系也没有中断。
1993年，费慰梅完成书稿《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的伴侣》，1995年由宾州大学出版，以纪念二人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的渊源。费慰梅于2002年4月4日逝世，享年九十二岁，与林徽因的忌日只差三天。她的名气虽然不如丈夫费正清大，但她对中国艺术的深深热爱，和中国才女林徽因至死不渝的情谊，写下了中美知识分子交流史上的动人诗篇。
这份能为彼此生命带来温暖和光明的友谊，深埋于时光深处，值得人一辈子去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