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排灌器具，主要有龙骨水车和筒车。龙骨水车，以人的踩踏为动力，刘一止《水车》诗称踩踏水车为“日走百里不离家”，前代已有，但到了宋代，已得到普遍推广。宋诗中对龙骨水车的描写已十分普遍，如王安石《山田之欲坼》曰：“山田久欲坼，秋至尚求雨。妇女喜秋凉，踏车多笑语……龙骨已呕哑，田家真作苦”；陆游诗曰：“龙骨车鸣水入塘”；杨万里诗曰：“水车夜啼声彻明”；张耒诗曰：“踏车激湖水，车从湖欲竭”等。除靠人的踩踏者外，龙骨水车还有用牲畜作动力的。筒车，则是利用水流作动力的是一种较大型的排灌器具。巨大的支架上设一大旋轮，轮缚有用以汲水的竹筒，凭水流冲激旋轮转动，带动竹筒舀水输入田间。李处权《水轮》诗曰：“一轮十筒挹且注，循环上下无时了”；沈辽《水车》诗曰：“车轮十丈围，飞湍半天落”。都是对这种筒车的形象描述。水车的广泛使用使农民增加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3．精耕细作之俗风行
随着农具的改进和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宋元时期耕作栽培技术进一步趋向精细化。尤其对秧田的整治，据陈旉《农书》记载，要“再三深耕之”，“再三耕耙转”，“田精熟了，乃下糠粪”陈旉：《农书·善其根苗》。
可见当时对秧田的精耕细作已达很高程度。对冬作田，则要于早稻收割后随即耕翻曝晒，施粪，并“平沟畎，蓄水深耕”；而对只种一熟稻的冬闲田，则要采取“干耕晒垡”措施，即“经冬深耕，放水干涸。雪霜冻冱，土壤苏啐”；翌年开春，“又遍布朽薙草败叶，以烧治之”，借晒垡和熏土来提高土温。“干耕晒垡”主要用于土性阴冷的山区；至于平川地区，则用“干耕冻垡”法，即“平耕而深浸，即草不生，而水亦积肥矣”。对旱田，则“获刈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陈旉：《农书·耕耨之宜篇第三》。
宋元时期，至于农作物的中耕管理，南方稻田主要有耘田、烤田和耥田等习俗。耘田和烤田之俗，南北朝时已经出现，到了两宋时期则已普遍流行，并已讲究根据地势高下安排所田块的先后，以保留肥水。陈旉《农书》曰：耘田“必先审度形势，自下及上，旋干旋耘。先于最上处蓄水，勿致走失，然后自下旋放令干而旋耘”。“烤田”，宋时提倡重烤，为了保证烤透田土，已经采用开沟烤田方法，“俾水竭涸，泥坼裂而极干。”陈旉：《农书·茹薅耘之宜第八》。元代时，则已耘田、烤田和施肥结合。元代王祯《农书》称为“熇稻”。“耥田”作为中耕除草之俗，元时才出现于江浙地区，当时俗称“耘荡”王祯：《农书·茹农器图谱集之四》。
然而，在某些偏僻山区，则耕作习惯仍十分落后，刀耕火种的原始习俗仍有流行，如许观《东斋记事》载曰：“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播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播种开期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言刀耕火种也。”
4．南稻北麦与北麦南移
两宋时期，随着北人南移的增多，由于北人喜爱面食，又带来了种麦技术，再加上政府的鼓励，南方种麦面积日益扩大。庄绰《鸡肋编》载曰：“建炎以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然而，南方的农作习惯还是以种植水稻为主。宋代，南方的水稻种类，已早、中、晚皆备，籼、粳、糯俱全。宝庆《四明志》载曰：“宋之谷，有早禾，有中禾，有晚禾。早禾以立秋成，中禾以处暑成。中最富，早次之。晚禾以八月成，视早益罕矣”。具体的水稻品种，仅嘉泰《会稽志》所记，就有56个，其中籼、粳品种40个，糯稻品种16个。宝佑《琴川志》则记有水稻品种35个，其中籼、粳27个，糯8个；并曰“以上名色甚多，姑举其概耳”。说明当时未被史籍记载的水稻品种还很多。
在宋代的水稻种植中，曾一度流行占城稻。占城稻原产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具体传入我国的时间不详。据《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等史籍记载，至迟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前，福建地区已有种植。由于当时江浙一带发生旱灾，水稻失收，宋真宗就“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江淮、两浙)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南宋时，许多地方志，如嘉泰《会稽志》、宝庆《四明志》、嘉定《赤城志》、绍定《澉水志》嘉泰《吴兴志》、乾道《临安志》、淳熙《新安志》、淳佑《玉峰志》、淳熙《三山志》等都有关于占城稻的记载，反映出当时占城稻种植的分布地区已相当广。在长期的过程中，占城稻又分化、培育出许多适合各地特点的新品种。如嘉泰《会稽志》就记载有“早占城”、“红占城”“寒占城”等。
麦类原是种植于北方的作物。虽然东晋南朝以来已引入南方种植，但长期来分布广，种植不多。南宋以后，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促进了小麦在南方的大发展。不仅在长江流域广泛种植小麦，甚至在气候炎热的珠江流域也推广种植麦类。戴复古《刈麦行》诗曰：“我闻淮南麦最多”；《宋史·食货志》曰：“湖南一路，惟衡、永等数郡宜麦”。江浙地区则已广泛种植，许多地方志上都有麦类的记载，不仅有大麦、小麦，而且还有不同的品种。庄季裕《鸡肋编》曰：“建炎(1127～1130年)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1131～1162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5．一年多熟普遍
宋元时期多熟种植，已普遍流行，陈旉《农书》曰：“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馁之足忧哉？”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第五》。麦类作物向南方的扩展、棉花向江南的传播和油菜种植在长江流域的勃兴等，都促进了多熟种植的发展。
双季稻在汉代已出现于岭南地区。到宋代，双季稻的北限则已从两广推进到福建和贵州一线。如福建福州一带，《淳熙三山志》载曰：“今州倚郭三县再熟”。《宋史·蛮夷四》载曰：贵州汉牂牁郡地……土热多霖雨，稻粟皆再熟”。广东水稻种植有一年两熟和一年三熟的，周去非《岭外代答》曰：钦州地区一年三次种收水稻，“故无月不种，无月不收”。
由于麦类向南方的扩展，促进了稻麦两熟制在长江流域的形成。如北宋时，苏州地区已是“刈麦种禾(稻)，一岁再熟”。《吴郡图经续记》。
稻麦两熟制在长江流域形成的原因，除社会需要之外，还与政府的倡导有关，北宋时，朝廷曾“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者，于淮北州郡给之”；南宋时，更是屡屡下诏，劝民种麦。
6．育秧移栽流行
宋元时期水稻栽培已普遍流行育秧移栽，故当时十分重视稻秧的培育。陈旉《农书》曰：“凡种植先治其根苗，以善其本。本不善而末善者鲜矣”。在具体的育秧过程中，要“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勤勤顾省修治，俾无旱干、水潦、虫兽之害”；秧田播种后，要重视水的管理，有根据天气决定灌水深浅的习俗，“若晴，即浅水，以其晒暖也。然浅不可太浅，太浅即泥皮干坚；深不可深，太深即浸没沁心而萎黄矣。唯深浅得宜为善。”为了方便排灌，秧田内“作塍贵阔”，以便“约水深浅得宜”。如刚下种，忽起暴风，则“急放干水，免风浪淘荡，聚却谷也；忽大雨，必稍增水，为暴雨漂飐，浮起谷根也”。
稻秧移栽讲究农时，时间一般在四月小满、芒种之间。陆游《代乡邻作插秧歌》曰：“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小舟载秧把，往来疾如鸿。”宋代有的地区拔秧时已使用“秧马”，以减轻插秧时弯腰屈背的劳顿。拔秧时用力要轻，以尽量少伤秧根；拔后，要随手洗根去泥，汰除杂草，以便于齐秧分丛；并要小捆束扎，以便运送、分插。而插秧时则对每丛秧苗的株数，及行距、穴距等也都有具体的讲究。《农桑衣食撮要》。
7．新式农具的发明和使用
随着旧有农具的改进和新式农具的创造，农具风俗比过去更为丰富。当时耕地用的踏犁和犁刀，扯秧用的秧马，排灌用的人力水车、牛转水车和筒车，收获时用的飏扇，等等，都得到了普遍使用。秧马首见于宋代的湖广，后长江中下游整个水稻产区均有流行。苏轼《秧马歌》序曰：“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梧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苏轼：《东坡后集》卷四《秧马歌序》。宋诗中，写到秧马的颇多，如陆游诗曰：“陂塘漫漫行秧马”；楼诗曰：“我得教秧马，代劳民莫忘”；刘克庄诗曰：“秧马从今渐可行”，等等。据元代王祯《农书》记载，宋元时期新出现的农具还有四牛拉的犁，和下粪用的耧耘式的耧车等。王祯：《农书》三《农器图谱》。
在农耕社会，牛是农家之宝，为爱惜耕牛，保护过冬，农俗为耕牛制作护身衣物。王安石在《牛衣》诗中写到：“无衣与卒岁，坐恐得空牢。主人复护恩，岂啻一绨袍。”
8．农作崇神重巫
宋元时期，民间社会围绕农业生产形成了不少特殊的生产信仰风俗，如祭田神、天旱祈雨等。
宋时流行祭祀田神，如巴蜀地区，“巴人之风俗，皆重田神，春则刻木虔祈，冬则用牲报赛，邪巫击鼓，以为淫词，男女皆唱竹枝。”《太平环宇记》卷一三七《开州》。陆游《赛神曲》诗曰：“老巫前至词，小姑抱酒壶：愿神来享常欢娱，使我嘉谷收连年；牛羊暮归塞门宫，鸡鹜一母生百雏；岁岁赐粟，年年蠲租”。
传承已久的祈雨习俗，发展到宋代，已有“画龙祈雨”、贴龙王神马像、筑土龙及赴龙王庙祈请等多种形式。《宋史·礼志》载曰：“熙宁十年四月从夏旱，内出蜥蜴求雨法”，儿童青色衣装，并以青色饰面部和手足，持柳枝，口诵咒曰：“蜥蜴蜥蜴，兴云吞雾，令雨滂沱，放汝归去。”另，还有祈城隍降雨，向关帝祈雨，向本地其他神庙祈雨等。
宋代农业生产中还流行着不少生产俗信。当时棉花已由南、北两路迅速传入中原地区。随着棉花种植的逐渐普遍，长江中游地区传统的“花朝节”(夏历二月十五或十二日)已有“户户望天晴月皎”，以卜“花朝月明，棉花十分”，及“日晴，土饶木棉”的习俗。
此外，宋人种竹，多选择夏历五月十三日，俗称此日为竹醉日。俗以为竹子醉时移植，容易成活。范致明：《岳阳风土记》；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
二、园艺风俗
宋元时期，手工业、商业发达，城镇数量增加，市民人口增多，对蔬菜、果品和花卉的需求不断提高。由于园艺种植既要考虑供给市井平民的起码要求，又要适应势家富室的享受和挥霍，所以，园艺习俗日趋多样化，技艺也日益精巧。
1．蔬菜园艺的专业化和商品化
随着城镇居民和其他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蔬菜种植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的程度便明显提高。在各个城镇之内或周围，都出现了一些菜园和面积较大的菜地。例如，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东门绝无居民，弥望皆菜园”，所以当时流行有“东门菜、西门水”的俗语。《二老堂杂记》卷四。北宋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呼香菜门。”庄绰：《鸡肋编》上。南宋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人口多、菜园少，要靠位于长江上流江水中的丁家洲岛菜地的菜补给，所以诗人杨万里有“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的诗句。杨万里：《诚斋集·从丁家洲避风行小港出荻港》。
宋代，蔬菜种类繁多，据《梦粱录》记载，仅南宋临安一地，蔬菜就有苔心矮菜、夏菘、芥菜、菠棱、莴苣、葱、韭、大蒜、紫茄、黄瓜、葫芦、冬瓜、芋、山药、茭白、萝卜、水芹、姜、菌等三、四十种。其中“菘”，菘原产我国北方，汉魏间已出现于南方，到宋代已成为“南北皆有”的蔬菜《本草纲目》卷二六。而且品种也相当多，如《图经本草》曰：“扬州一种菘，叶圆而大，或若萋，啖之无渣，绝胜他土者，此所谓白菘也。又有牛肚菘，叶最大厚，味甘”。《南村辍耕录》曰：扬州所产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反映了扬州所产白菜的肥大。《嘉定赤城志》则曰：“大曰白菜，小曰菘菜，又有白头、牛肚、早晚等数种。”《咸淳临安志》则记有台心、矮黄、大白头、小白头、黄芽等多种。竹笋在我国食用历史很久，赞宁的《笋谱》则记载了宋时竹笋的采收、食用、收藏，和腌渍、生藏、干藏、作脯等方面的习俗，反映出当时竹笋的利用已相当普遍。宋代，我国利用食用菌的种类已很多，据南宋陈仁玉《菌谱》记载，仅当时浙江台州地区所利用的食用菌就有合蕈、稠膏菌、栗壳蕈、松蕈、竹蕈、麦蕈、玉蕈、紫蕈、鹅膏蕈、黄蕈、四季蕈等十多种。如麦蕈，《菌谱》曰：“味殊美，绝类北方麻菇蕈”。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可知，当时北方已有蘑菇生产。
宋元时期，蔬菜种植的面积比以前大大扩大，通都大邑和近郊都较大规模的菜圃。《东京梦华录》曰：“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二老堂杂志》曰：南宋临安“盖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当时还出现了专业园圃，如《嘉泰会稽志》提到山阴(今浙江绍兴市)梅市盛产鸡头，可见当地已出现专业种植鸡头菜的趋向。又如安徽铜陵丁家洲，阔三百里，洲上专种萝卜销往金陵(今江苏南京市)。此外，扬州菘、丹阳萝卜、仁和藕、西湖菱等名产的出现，也是蔬菜种植专业化的反映。
宋代在蔬菜栽培技术方面也有不少创新，出现了许多新的民俗事象，如白菜黄化。《咸淳临安志》曰：“冬间取巨菜，覆以草，积久而去其腐叶，黄白纤莹”，名黄芽菜。又如孵豆芽。《图经本草》曰：绿豆“为食中美物，生白芽为蔬中佳品”；林洪《山家清供》曰：“以水浸黑豆，曝之，及芽，以糠皮寘盆内，铺沙及豆，用板压，及长，覆以桶。晓则晒之，欲其齐而不为风日侵也”，这种豆芽，当时称为“鹅黄豆生”。
2．花卉盆景园艺浸成风俗
宋代，观赏花卉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不论贵贱无不爱花。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竟为遨游。”南宋时，杭州市民也有种花习惯，如端午节“市人门首，各设大盆，杂植艾蒲、葵花”；六月六日，多“盆种荷花、素馨、茉莉、朱槿、丁香藤”。吴自牧：《梦粱录》。此时，还出现了一些大型花圃。南宋时，东、西马塍是临安花卉的着名产地，《梦粱录》曰：“钱塘门外溜水桥东西马塍诸圃，皆植怪松异桧，四时奇花，精巧窠儿，多为龙蟠凤舞、飞禽走兽之状，每日市于都城，好事者多买之，以备观赏也。”这时期，花卉业中已有初步的专业分工，如出现了专门为人家嫁接花卉的“接花工”。《洛阳牡丹记》曰：“接花工尤着者一人，谓门园子，盖本姓东门氏，豪家无不邀之”。此外，还有专门生产牡丹砧木“小栽子”出售的。
宋代的各种花谱，记述了许多花卉栽培习俗。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风俗记》就记载了接花法、种花法、浇花法、养花法、医花法等习俗。接花法，要求严格掌握接花时令，嫁接后要覆盖杂物，以防接穗水分蒸发，南向要留一小孔通气；种花法，要求选择好的土壤，去掉旧土，用白敛粉末拌和花土，以防害虫咬食花根；浇花法，要求间除多余花头，花谢时要趁早便剪去花柱，以防结子；养花法，要求春寒时覆盖保暖、防霜；医花法，要求以硫磺堵塞虫孔，以防花病，等等。陆游《老学庵笔记》则提到了植菊“九要”一是养胎，二是传种，三是扶植，四是修葺，五是培护，六是幻弄，七是土宜，八是浇灌，九是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