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花卉园艺还有促成开花之俗，如为了促成菊花早放，趁“大蕊未开，逐蕊以龙眼壳罩之，至欲开时，隔夜以硫磺水灌之，次早去其罩即大开”《琐碎录》。；据《梅谱》记载，欲促使梅花早放，则于“冬初，折未开枝，置浴室中，薰蒸令拆”。最流行是“堂花法”，为南宋临安马腾花农所创。周密《齐东野语》曰：“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或作塘)花。其法以纸饰密室，凿地作坎，缏竹置花其上，粪以牛溲、硫磺，尽培溉之法。然后置沸汤于坎中，少候，汤气薰蒸，则扇之以微风，盎然盛春融淑之气，经宿则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类无不然”；而桂花则“必凉而后放，法当置之石洞岩窦间，暑气不到处，鼓以凉风，养以清气，竟日乃开”。
宋代对花卉新品的命名习俗，《洛阳牡丹记》曰：“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如“姚黄”、“左花”、“魏花”以姓氏命名，“青州红”、“延州红”、“丹州红”以州命名，“细叶寿安”、“潜溪绯”以产地命名；“朱砂红”、“玉板白”、“多叶紫”、“甘草黄”以颜色命名，“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晕檀心”、“莲花萼”、“一百五”以其特征命名。
宋元时期盆景园艺趋向成熟。此时，对盆景的布局、立意，以及石材、植物的选择，已颇为讲究。并新出现树桩盆景。吴自牧《梦粱录》曰：临安马塍各花圃“皆植怪松异桧”，“多为龙蟠凤舞飞禽走兽之状”，“每日市于都城，好事者多置之以留观尝也”；王十朋《岩松记》曰：“友人有以岩松至梅溪者，异质丛生。根衔拳石茂焉，藏参天覆地之意于盈握间，亦草木之英奇者，予颇爱之，植以瓦盆，置之小室”。所载即树桩盆景。宋画《十八学士图》中，有二幅均绘有盆松，枝如游尨，干如屈铁，悬根出土，老本生鳞；也当为树桩盆景。到元代时，又出现了微型盆景，当时称“些子景”。
3．果树和药草园艺兴旺
宋代果树园艺也相当兴旺。当时最流行的果品是柑橘和荔枝。宋代有栽种柑橘习惯的地区，有两浙、四川、江西、福建、广南等地。其中两浙路的温州平阳县(今浙江平阳)，因地多海涂田，有栽种橘树的传统，所产柑橘果大、味美、汁多，被世人所称誉。苏州太湖洞庭山，种橘历史悠久，所产之橘皮薄味甘，百姓多以艺橘为业，范仲淹《苏州十咏》曰：“万顷湖光里，千家橘熟时”。江西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城南赣江沿岸，“悉是橘林，翠樾照水，行终日不绝。”范成大：《骖鸾录》。四川果州(今四川南充)号称橘乡，有诗咏曰：“霜后秋香千树橘，果山仙果透天香，处处圆金树树黄”。《舆地纪胜》卷一五六。温州、苏州、隆兴府、果州是当时着名的柑橘产地。
宋代荔枝品种繁多，其中最有名的是陈紫、江家绿、十八娘、蚶壳扁等，宋人蔡襄《荔枝谱》、郑熊《广中荔枝谱》等都有记录。当时已有许多专以栽培荔枝为业的农户，福建、四川都有拥有万株以上荔枝的人家。黄庭坚诗中“王公权家荔枝绿，廖致平家绿荔枝”《舆地纪胜》卷一六四。句讲到的廖家，即是四川南部世代种植荔枝的富豪。荔枝产地，主要有福建、四川和广南。宋人评论曰：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卷二三。在荔枝之乡，每逢荔枝开花季节，商人们便来到荔枝产地，按地块立券包买，预付订金，收获季节依约取货，运销远方。
宋化出现了种植药材的农户和专种药材的药圃。据杨天惠《附子记》记载，四川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南)赤水等四乡农民有种植中药附子的习俗。这四乡种植附子的土地共有100多顷，每年收获16万多斤，“陕辅之贾才市其下者，闽浙之贾才市其中者”，上好的都被士大夫官宦人家所买。说明本地的附子种植，完全是一种商品生产，且产品销售区域很广。此外还有种植薯蓣(山药)、罂粟等药材植物为业者。
4．茶叶园艺习俗丰富
宋代茶叶已成为人民生活必需品，士大夫阶层又有斗茶的风气，因此，社会对茶的需求不仅数量大，而且要求品种多、工艺精。因此，极大地刺激了茶叶园艺的发展。宋代茶的产区大体遍布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域。但各产区的产量、质量又很不均衡。宋人推崇福建茶，官方在建安（今福建建瓯）北苑设官茶园。这一带官私茶园密集，有茶焙一千三百多处。着名的龙凤茶、石乳、京挺等都产自福建。福建产茶虽为时所尚，但在数量上却比不上两浙等路。两浙路共十二个州，州州产茶。在唐时，湖州、常州产的茶已被誉为茶中之最。宋代湖州的紫笋、常州的阳羡以及后来居上的绍兴日铸茶，仍是茶中极负盛名者。南宋时期，临安府、严州（今浙江建德）是当时产茶最多的州府。淮南路在北宋时期是茶的重要产区，官方在蕲、黄、庐、舒、光、寿六州（今安徽西南及湖北东产）设山场收购茶，其榷买数约居全宋的三分之一。南宋时期，江南东、西路产茶也较多，宁国府（今安徽宣城）、江州（今江西九江），徽州（今安徽歙县）、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也是当时产茶最多的州府；隆兴府的双井等茶是享誉颇高的精品。湖北路在北宋时期产茶也较多，鄂州（今湖北武汉）是当时着名产茶地之一。四川成都府路和利州路，南宋时期课茶数已超过了其他各路课茶数的总和。四川雅州（今四川雅安）产的蒙顶茶也是当时最有名气的茶之一。
宋代称种茶户为园户。有的园户拥有茶山，每年产茶几万斤，有的仅产茶一二百斤，有的只有几亩茶园。种茶采茶季节性极强，尤其是采茶时间刻不容缓，中等以上园户都要临时雇人采茶并加工，雇工人数多者达数十人。在一般地区，采茶与制茶都由农民完成。名贵的茶叶的制作，则有向专业化发展的趋向。
宋代茶农的生产俗信有“喊山”之举，连官家茶园也不能免俗。清人高山奇在《天禄识余》记叙宋朝皇家“喊山”习俗曰：“宋御茶园在武夷山第四曲，中有喊山台。每岁惊蛰日，有司为文致祭。祭毕，鸣金扬鼓，同喊曰：茶发芽”！谓之喊山。”梅尧臣《次韵和再拜》诗曰：“先春喊山掐白萼，亦异鸟嘴蜀客夸”。
宋代的茶叶都加工成饼茶。饼茶加工自唐以来一直有“掺香”的习俗。北宋年间，饼茶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南宋以后则散茶流行。《文献通考》曰：“茗（茶叶），有片有散，片者即龙团旧法，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同时也出现了茶叶的窨花方法，施岳《茉莉》词曰：“玩芳味，春焙旋熏”《绝纱好词》卷四。南宋末年茶叶的窨花发展较快，《调燮类编》载曰：“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橘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诸花开时，摘其半含半放香报全者，量茶叶多少，摘花为伴。”《调燮类编》卷三。到元代时，散茶已在全国范围内替代了饼茶，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
三、副业风俗
1．蚕桑习俗南胜于北
江南地区，农家屋房前屋后、路旁堤边都种桑，如杨万里《桑畴》诗曰：“夹岸濒河种稚桑，春风吹出万条长。”陆游《春晚即事》诗曰：“桑麻夹道蔽行人”；《初夏》诗曰：“夹路桑麻行不尽”。陈尃《农书》载曰：“若桑圃近家，即可作墙篱，仍更疏植桑，令畦垄差阔，其下遍栽苎。”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还进行桑麦、桑瓜间作，如梅尧臣《桑原》诗曰：“原上种良桑，桑下种茂麦”。范成大《香山》诗曰：“落日青山都标在，桑间荞麦满芳洲”；《四时田园杂兴》诗曰：“也傍桑阴学种瓜”。
在桑树栽培方面，已有嫁接和压条繁殖等习俗。陈尃《农书》载曰：取壮桑直上生枝条“三、四寸长截，截如接果子样，接之”。压条繁殖林木，汉代已出现，但用于桑树则始见于宋、元之际。金朝《务本新书》和《士农必用》关于桑树压条法的记载已十分具体细致，反映出桑树压条繁殖技术在当时已积累起丰富的经验。桑树压条方法简便、繁殖快，到明、清时期便成为我国桑树繁殖的主要方法。
蚕的饲养，隋唐以后在长江流域发展迅速，到北宋时已赶上和超过了北方。特别是两浙路(今浙江和江苏南部)农家普遍养蚕，蚕丝生产已跃居全国首位。养蚕用具已新出现了蚕网和木制蚕杓。并北方流行的三眠蚕基础上，育成了改良品种“四眠蚕”。四眠蚕蚕体比三眠蚕肥大，茧量丰富。秦观《蚕书》对四眠蚕有所记载。南宋吴泳《鹤林集·隆兴府劝农文》曰：“吴中厥壤沃，厥田月叟，稻一岁再熟，蚕一年八育”。为了提高丝蚕的产量，宋代蚕农有用中药添食增丝的习俗，《鸡肋编》曰：“每槌间用生地黄四两，研汁洒桑叶饲之，则取丝多于其他”庄绰：《鸡肋编》卷上。并有以苦荬菜养蚕的习俗。《鸡肋编》又曰：“本草谓蚕妇不可食苦荬，令蚕烂坏。处州人言，此菜家家养蚕，不闻有损”。
宋时河南山区蚕家把成熟的蚕放于平板上，让蚕丝散乱地吐铺于平板上，晒干后制成丝絮片，时人称“自成被”、“纸衣”，被当成商品出售。《章乐稿》曰“初寒无衾，买纸被以纾急。”《章乐稿》卷四。而且还传到日本，被称为寒衣、防寒纸。吉井源：《日本制纸论》。
宋金时期已有夏秋蚕的饲养，“春蚕成丝复成绢，养得夏蚕重剥茧。一春一夏为蚕忙”；戴复古：《织妇叹》。“一箔秋蚕课诸女”元好问：《秋蚕》。随着蚕业的发展，不少蚕忌习惯也在宋时形成。一方面各家忙于春蚕而绝少交往，一方面注意到防止蚕病的问题，即互相隔离以防蚕病传染。这在宋诗中有充分反映，范成大诗曰：“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项安世诗曰“家家禁忌障蚕房”；赵汝鐩诗曰“扃门谢客谨俗忌”，“每到蚕时候，村村多闭门，往来断亲党，啼叫禁儿孙”；叶绍翁诗曰“家为蚕忙户紧关”。
另有蚕卜与照田蚕习俗。上元夜，吴地以粉米为茧团，预祝蚕收之盛，或书吉语置其中，以占一岁之福，谓之蚕卜。此风唐已传，宋为盛。杨万里有诗曰：“儿女炊玉作茧丝，中藏吉语默有祈。小儿祝身取官早，小女只求蚕事好。”吴中一带腊月二十五(或二十、二十四)夜，村农以秃帚、笤、麻秸、竹枝燃火炬，缚长竿之杪以照田，烂然遍野，以祈丝谷谓之照田蚕。范成大《照田蚕行》曰：“乡村腊月二十五，长竿燃炬照南亩。近似云开森列星，远如风起飘流萤。侬家今夜火最明，的知新岁田蚕好。”方鹏《昆山志》曰：“岁朝或次日，束薪于长竿，为高炬，视火赤白，以占水旱。争取余烬置床头，谓宜蚕。”照田蚕不只为了丝谷的丰收，“不惟桑贱谷芃芃，仍更苎麻无节菜无虫”范成大：《照田蚕行》。照田蚕的习俗，后代一直流传。另，据陆浒“箫鼓赛蚕人尽醉”，“咚咚画鼓祭蚕神”，“时闻饶鼓赛春蚕”等诗句，可知当时江南一带有赛蚕和祭蚕神之举。
2渔猎风俗成规模
宋代，江、河、湖、海中以渔为生者不少，渔人捕鱼时形成了一定的俗规和禁忌。长江上的渔人，俗信江蟹为厌物，倘捕鱼时网中捞到江蟹，认为是晦气，故渔人中流行有“网中得蟹，无鱼可卖”的谚语。湘潭渔家在捕鱼时，有以猢狲毛放在网的四角，即可多捕到鱼的俗信。渔人相信鱼见了猢狲毛，就像人见了锦锈一般，往网里钻。《续墨客挥犀》，《古今诗海·说略》六引。长江上的“鱼蛮子”，以水为田，舟楫为室，鱼虾为粮，“连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庐，于焉长子孙”。苏轼《画鱼歌》写三吴水乡冬天取鱼，“冬寒水落鱼在泥，短钩画水如耕犁。”
隋唐时期，汉族地区的人工养鱼业已经出现。到了宋元时期，人工养鱼更为普遍，技术更为成熟，规模扩大，产量也有增加。仅从记载看，长江以南的两浙路、江南东路、广南东西路以及长江以北的荆湖北路等都有农户经营池塘养鱼。一般的鱼塘有一亩或半亩，大的鱼塘则达几十亩。北宋文人孔武仲曾撰《养鱼记》，讲他家在长15丈、宽3丈的池塘内养鱼的体会。这虽是以养鱼喻治民的文字，却说明农户养鱼在当时有一定普遍性。江南筑塘养鱼者，多在养鱼池中树竹竿，看竹竿被鱼撞后的倾斜度来估算鱼的多少、大小，并以此为据，估算一池鱼的价钱。当时养鱼者的年收入“多者数千缗，其少者亦不减数十千(贯)”。《东斋记事》卷五。据黄干记载，南宋时期湖北诸州的鱼塘，收获季节一般主人自己不捕捞，“皆是荆襄、淮西、江西、湖南诸处客人驾舡载网前来，与湖主家结立文约”，卖钱后与鱼塘主人依约分利。《黄文肃公集·与漕司论放鱼利事》。又据记载，南宋时鱼苗已成为商品，江州等地成为着名的鱼苗产地，其鱼苗远销福建、两浙等地。人们用竹丝编织成桶，内湖漆纸，用作长途贩运鱼苗的容器。湖北等地还有向官方或田主租佃池塘、湖泊，或者租地凿池养鱼的风俗。说明当时鱼塘经营已有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象。
元代，大量的蒙古普通百姓作为“国人”移民内地，把具有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特色的习俗尽内地，尤其是有关北方狩猎习俗。当时内地出现了不少狩猎民，他们以打猎为生，尤其是农作物歉收时不论蒙古人、色目人，或是汉人都以狩猎来补充生活资料。蒙古人狩猎有一种古老的习俗，即正月至七月间野生动物繁殖时期，不允许进行大规模围猎。这一习惯法影响了内地狩猎业。至元二十八年(1291)八月皇帝诏曰：“自正月至七月，为野物的皮子肉歹，更为怀羔儿的上头，普例禁约。”《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会》“围猎”条，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02页。元廷还禁捕鸟珍禽，如秃鹫、天鹅、鴠、鹚等，这对汉族百姓狩猎习俗自然也产生影响。
3．养虫习俗初现
在宋代，民间有养白蜡虫和五倍子的习俗，且饲养技术已比较成熟。养白蜡虫，主要是用于采收白蜡，在唐时已经出现，对此《元和郡县志》有所记载。宋代白蜡虫的饲养习俗已扩展到了江南，饲养技术也相当成熟。关于白蜡虫的生活史、寄生树的选择、放养的方法、如何提取白蜡等都已积累起一套经验。《癸辛杂识》载曰：每年芒种前，用黄草面作成小袋，放入虫卵“十余格，遍挂之(桎)树间。至五月，则每一子中出虫数百，细若蠛蠓，遗白粪于枝梗间，此即白蜡”；“至八月中，始剥而取之，用沸汤煎之，即成蜡矣，其法与煎黄蜡同。又遗子于树枝间，初甚细，至来春则渐大，三、四月仍收其子，如前法散育之。或闻细叶冬青亦可用。其利甚博(溥)，与育蚕之利相上下。”《癸辛杂识》续集下。养五倍子，则是为了药用，晋时民间已有饲养，东晋郭璞注《山海住》“蠹多糒”曰：“七八月穗有盐粉，可酢羹，是五糒也”。五糒即是多种倍蚜寄生于盐肤木类树叶上所形成的“虫瘿”。到宋时，四川地区已有大量饲养。《图经本草》曰：“五倍子以蜀中者为胜，生肤木叶上，七月结实……九月采子曝干，生津液最佳”。《太平广记》曰：“峡山至蜀有蟆子，其生处盐肤树背上，春间生子，卷叶成窠，大如桃李，名为五倍子，治一切疮毒。收者晒而杀之，即不化去，不然必窍穴而出飞”。这些记载说明宋代对五倍子的放养技术已比较成熟。
四、手工业风俗
宋代的手工业比前代有所发展，行业规模扩大，分工细密，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质量均有提高，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的着名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