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方志，已重视了社会风俗的采录和撰述，泱泱大观的900多种明代方志，大都辟有专门的“风俗”内容，与外在“土产”、“寺观”、“祠庙”、“仙释”、“镇市”、“杂志”等门类下，也杂有大量的风俗记述。在明代的方志中，较为着名的志书有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年）诏修的《天下郡县志书》，“遣使遍采天下郡邑图籍”，志书内容包括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有代宗朝于景泰七年（1456年)撰成的《寰宇通志》、凡38目、119卷，由陈循等主修；有英宗朝于天顺五年(1461年)撰成的《大明一统志》凡19目，90卷；由李贤等主修。《寰宇通志》与《大明通志》皆依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编次，分记各目有关内容，是流传至今的两部明代全国总志。此外，还有各布政使司的“通志”，《明史·艺文志》地理类着录了《山西通志》、《山东通志》、《河南通志》等10余种，而现存明代各种通志的数目则大于此，再加上各地府州、县的志书，以及各种镇志、卫志等，构成了“郡县莫不有志”的方志系统，其中的“风俗”专目，极大地丰富了当时对汉民族社会风俗的记录和评述。
2．文人笔记对各地风俗的记述
随着汉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记述汉族社会政治制度朝章典故、社会经济和风俗人情的笔记史料以及稗官野史，也随之日渐增多。如王世贞《弇州山人别集》、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朱国祯《涌幢小品》、李翊《戒庵老人漫笔》、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陆容《菽园杂记》、谢肇《五杂俎》、周晖《琐事剩语》、姚旅《露书》、张岱《陶庵梦忆》、文震享《长物志》、杨慎《丹铅总录》、孙国枚《燕都游览志》、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刘若愚《酌中志》、蒋一葵《长安客话》、史玄《旧京遣事》、屈大均《广东新语》、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录》和沈榜《宛署杂记》等，都不同程度地记载了当时汉族社会的风俗资料。
《宛署杂记》，明沈榜着，万历二十一年初刻。沈榜为湖广临湘人，万历十八年任顺天府宛平知县，后又升任户部主事。沈榜在宛平县任内，颇能留心时事，搜求掌故，并依据衙署中档册文件撰着此书。《宛署杂记》二十卷，记载了明代北京宛平属区各方面的情况，经济比重较大，政治制度，风俗掌故也多有记载。书中寺观、铺舍、街道、铺行、土俗、方言等目，均富有风俗学价值。尤其第十七卷“民风”，更是专记风俗，分“土俗”与“方言”二项。“民风一”所记土俗，从隋、唐、宋、元直至明代，并以明代为主。记有明代北京岁时习俗，包括灯市、走桥、摸钉、放焰火、打鬼、引龙、熏百虫、东岳庙、耍戒坛、游高粱桥、女儿节、藏水、曝衣、浮巧针、馈月饼、送寒衣、造腊八粥以及冠、婚、丧、祭、产子等习俗，并多有细注。“祠祭”则有祀亲、礼神、祀功等数种；并记述各祀之庙、宫建始、变迁及神祗、祝祭之词等，是难得的风俗史料。
记述明代北京风俗人情的书，明末又有《帝京景物略》。此书明崇祯八年（1635年）刊印，着者为刘侗、于奕正。刘侗（约1593-1636年)为晚明散文家，字同人，号格庵，湖广麻城人。崇祯六年，中顺天乡试举人，七年成进士。于奕正初名继鲁，字司直，宛平人，崇祯初年秀才，殷富，喜交友，好游览，与刘侗善。二人除合着称《帝京景物略》外，还合着《南京景物略》，书未成，刘侗死于南京，后于奕正亦死于扬州去任吴县的途中。刘卒年四十岁，于为四十四岁。
《帝京景物略》对风俗的记述，以岁时为主，且较为详细，并有所考索。如“灯市”条，从“张灯之始也，汉祀太乙，自昏至明”开始写，直叙到“上元十夜灯，则始我朝”，“今北都灯市，起初八，至十三而盛，迄十七乃罢也。”对“灯市”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得清清楚楚。这种考索，依据史料，追本溯源，时间层次十分清楚，文字简明，一目了然，有理有据。卷之二“春场”一节，描绘鞭春牛、劝耕，亦较他书为细，神采生动。另如对帝京之祈雨、救日月、叩星、闻雷、见霓、风车等俗记载，特点鲜明，充分反映出各种民俗心理和讲究，有较高的民俗科学价值。
对明时江南地区的风俗民情有所记述书籍有张岱的《陶庵梦忆》。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率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出身仕宦家庭，早年过着精舍骏马、鲜衣美食、斗鸡臂鹰、弹琴咏诗的贵公子生活。明亡以后，避居山中，从事着述，《陶庵梦忆》写的是作者昔日生活中一些琐事的回忆，对明时江南地区的茶楼酒肆、歌馆舞榭、说书演戏，放灯迎神、养鸟斗鸡、打猎阅武等社会生活和风俗人情都有所反映，是研究明代江南地区文人士大夫阶层生活风俗的重要资料。
《菽园杂记》，明陆容撰。陆容，字文量，号式斋，江苏太仓人。生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卒于孝宗弘治九年（1494年），成化二年（1499年）进士，曾授南京主事，迁兵部职方郎中，终居浙江参政。《菽园杂记》15卷，以记明代朝野掌故为主，同时也记有不少有关手工业生产和明代社会风俗的材料，内容涉及生产、服饰、饮食、器用、婚姻、丧葬、祭祀、节日、称谓、信仰等习俗，其中卷1记吴中俗讳，卷3记江西民风，卷12记严州山区水车风俗，卷13记江南各郡种植习惯等，基本反映了明代汉族社会的风俗概貌，具有较高的风俗学资料价值。《四库全书总目》于本书提要说：“是编……于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多可与史相考证。”
此外明末姚旅的《露书》全书十四卷，也有许多风俗材料的记述。作者多举客游所见，诸如京洛、西北、太原、洪洞、大同等地均有游历，凡所经过的地方的人情风俗、社会风气都在书中有所记述。
3.各种类书对历代风俗的考索
明代风俗学史发展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各种考索性风俗研究书籍陆续出现。其中比较着名的有《万历野获编》、《三才图会》等。
《万历野获编》20卷，《续编》12卷，沈德符撰，取“谋野则获”的古意而用以名书。首编成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续编》成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唐人钱枋“苦其事多猥杂，难以查考，因割裂排缵，都为三十卷，分四十八门，”每门之下更立细目，便于查阅，此书内容丰富，对典章制度，治乱得失，山川风物，社会风俗等都有记载。
《三才图会》106卷，王圻编次，汇辑诸书图谱以表成编，包括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等类，其例先图后文。其中时令、宫室、器用、衣服、人事、仪制类对明代的社会风俗有较多的反映，该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可资研究的明代汉族社会的日常风俗生活资料，还为后人提供了形象直观的习俗活动画面，具有较高的风俗史学价值。
（第二节）明代汉族生产风俗
明初社会，俗尚以农为本，重本轻末。国初，太祖朱元璋认为“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明太祖洪武实录》卷四一。，多次诏令农民归耕和屯田，并在赋税、劳役诸方面采取宽松政策和鼓励措施。因此，遭元末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恢复较快，并在宋元基础上有新的发展，生产习俗变化较大。
当时农业，主要作物是稻、麦、黍、秫、粟、菽、棉、麻、蔗和若干油料，种植格局是稻麦为主，南稻北麦。后来，则有玉米、番薯、花生、烟草等从国外陆续传入，在岭南及渐闽赣等地有较多的种植。并在选籽、育秧、施肥、耘耕、收获及祛瘟灭虫等方面，积累起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同时，风车、筒车、牛车、踏车、拔车和桔槔、犀斗等简易排灌机具的普遍使用，省工高效，提高了抗御天灾的能力。业麦的北方，则有“耕即兼种”、“以灰拌种”和深沟、雍根等习俗流行，对麦作生产起积极作用。这一切，都丰富了明代的农作风俗，使之在传统的基础更多地显现出讲究科学的色彩。
粮食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棉麻、茶桑、烟草和油料等经济作物裁培面积的增加，给蚕织、棉纺等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推动了加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明中叶后，江南吴地，家家户户“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于慎行：《毂山笔麈》。并相继出现了大量的官营或民营的丝织作坊和机坊。“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经营模式，已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由此而生的“取分金”、“换代”“齐行”等习俗，便显得别开生面。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有了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因之而变化，明初“以农为本、重本轻末”的社会俗尚，已逐渐为“农商皆本”所取代。改农从商，弃农从技，成为社会时尚。“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江阴“多落大姓，居货而贾者，数不可记”。嘉靖《江阴县志》卷二《市镇》。即使僻远山区贵州威清卫，也是“务本逐末者相半。”《贵州图经新志》卷地十三。离土的农民，则往往流入城市，以技艺谋生，如瓷业发达的江西景德镇，“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数百人”《江西通志》卷四九。；丝织业中心苏州，“染房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有数千人”《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一。人口的大量涌入，一方面刺激了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书肆、靴铺、旧衣店、古董行等比比皆是；行贩、货郎、市婆络绎于大街小巷，灯市、庙市、香市等市的交易空前繁荣；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分越细，都城出现了水工、棚匠、厨工等“十作”、“三十六行”，南方苏州有了供人洗澡的“香水行”，北方开封还有专为丧仪服务的冥衣铺，真是五花八门，要有尽有，且行有行规，店有店俗，使得明代汉族社会的生产风俗显得驳杂丰富，异姿纷呈。
一、农业风俗
明代农业在宋元基础上有长足的发展。种植品种，除古已有之的稻、麦、稷、粟、黍、棉、麻、蔗诸物外，又从国外传入番薯、花生、玉米和烟草等。种作既注意“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马一龙：《农说》。在选种、育苗、施肥、除虫、灌溉、收割、贮藏及翻耕、土地利用诸方面尚科学、重经验；又信神重巫，讲究禁忌。其俗比之于前代，已有很大的变化。
1．耕作更趋精细
明代种田提倡“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沈氏农书·运田地法》。已有精耕细作之俗。在整地方面，讲求深耕，深耕时应达到七八寸，以使土壤彻底松软。江南地区，“凡稻田收获不再种者，土宜秋耕垦，使宿稿化烂，敌粪力一倍。”待来春播种时，则“一耕之后，勤者再耕、三耕，然后施耙，则土质匀碎，而其中膏脉释化也。”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
如系麦稻两熟，则割稻种麦时要开沟做垄成畦，使畦凸起如龟背，以便排水，翻耕时先浅后深，头遍打破皮，二遍揭出泥，争取时间灭茬保墒；改旱地为水田时则要分层深耕晒垡，改善土壤结构。
岭南山区，许多地方则因地广人稀，疏于耕作。王临亨《粤剑编》曰：“从田间走，始知粤农之不讲于农也殊甚。初以牛耕，下种后，悉听之于天，农夫只问刈获已耳。”
耕翻田地，南方大都借助牛力。牛有黄牛、水牛之分，平原以水牛为主。农家视牛为宝，《天工开物》曰：“畜水牛者，冬与土室御寒，夏与池塘浴水，凡牛春前力耕汗出，切忌雨点，将雨则疾驱入室。”但牛力穷者，则“以锄代耜，不借牛力”，“两人以杠悬耜，项背相望而其土”；“若耕后牛穷，制成磨耙，两人肩手磨轧”。北方则借驴马之力。
在施肥方面，习惯于施足基肥，并在适当时候施用追肥。《沈氏农书》曰：“初种时必以河泥作底，其力慢而长；伏暑时稍下灰或菜饼，其力亦慢而不迅疾；立秋后交处暑，始下大肥壅，则其力倍而穗长矣。”在施用追肥的时间、数量、次数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的习俗方法。如羊粪适宜旱地，猪粪适宜水田，土质贫瘠坚硬之田宜用灰粪和牛粪泛浆田用骨灰蘸秧根、石灰淹苗足，等等。
在防治病虫害的方面，则有冬天铲草根、添新土以杀灭越冬幼虫及虫卵，用药物、棉籽油等拌种以避免虫蚀，将石灰、桐油撒布叶上杀虫等习俗。
2．轮作、间作普遍
南方业稻，讲究精耕细作，寸土必种，有稻麦连作、稻菽套作和粮棉套种、粮菜间作、粮桑间作等习俗。明时，则以此为基础，普遍流行双季稻连作制，实行一岁二熟。《天工开物》曰：“南方平原，田多一岁两载两获者”，“六月刈初禾，耕治老稿田，插再生秧。”岭南地区，则有一年三熟者，王临亨《粤剑编》载曰：“余初入粤，问其乡岁事，云高、雷之间岁三熟，惠潮之间岁二熟。”三熟者，两季水稻加一季杂粮。
同时，在田地的空间和时间的充分利用方面也有新的进展。人们将宋元时期发展起来的稻麦一年两熟的轮作制度推广到其他作物的栽培，而且从一年的轮作发展为若干年的轮作，间作、套作技术也有了提高。江南地区广泛种植双季稻，福建、广东等省甚至还出现了一年三熟之稻。江南水稻除与大、小麦轮作外，也多与豌豆、蚕豆、油菜和其他物轮作，北方则以大、小麦与黍、粟、豆、薯等轮作。尤其是明代后期，一方面由于人口剧增，江南惜土如金，俗尚“精耕细作，地尽其用”；另一方面随着棉、麻等经济作物的推广，棉麦轮作、棉稻轮作、棉豆间作、桑豆间作、棉麦套作、粮桑间作、粮豆间作和粮菜间种等技术也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习俗；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简明图表》，农业出版社1978年版。同时还讲究“良田种粮，杂地种杂”。
3．南稻北麦，“稻居十七”
在粮食作物种植方面，基本是南稻北麦，棉花、麻、蔗、豆，以及药材等经济作物也有大量的种植。此外，在明代中后期，蕃薯、玉米等主产作物传入我国。番薯大约是在万历年间由吕宋、安南等地分别传入我国，最早种植的省份是福建、广东和云南，以后陆续向外推广。番薯产量很高，每亩可得数千斤，顶得上种其他谷物数亩，而且对土质的要求较低，“瘠卤沙冈皆可植”谈迁：《枣林杂俎》中集。玉米也在明代时也传入我国。这样，就大大地丰富了汉族社会的种植品种。在作物的选种和播种方面，明代还注意收集、选育新种和优质种子。
明代种作大抵稻麦为主，南稻北麦，尤以水稻为最。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
南方业稻，历史悠久，明时则达较高水平，面积、产量均居全国粮食之首。其种作风俗，随之日趋丰富。如早稻有浸种之俗，一般在清明节前浸种，但当时有些农家春分前即浸，名为“社种”，浸种时间足足提早半个月。《天工开物》载曰：“湿种之期，最早者春分以前，名为社种。最迟者后于清明。凡播种先以稻麦稿包浸数日，使其生芽，撒于田中。”浸种方法也有所改进，原来是“昼浸夜收，不用长流水，难得生芽”，明代则改为“用稻草包裹（稻种）一斗或二三斗，投于池塘水内，缸内亦可”，“浸三四日，微见白芽如针尖大，取出于阴处阴干”王象晋：《群芳谱》。
插秧时视土性冷暖而蘸秧根的习俗，大抵也在明代出现。《天工开物》又载：“凡稻，土脉焦枯，则穗实萧索。勤农粪田，多方以助之，人畜遗秽、榨油枯饼、草皮木叶，以作生机，普天之所同也。土性冷浆者，宜骨灰醮秧根，石灰淹苗足，向阳暖土不宜也。”
耘田除草之俗，明时普遍行之。《天工开物》曰：“凡稻分秧之后数日，旧叶萎黄而更生新叶。青叶既长，则耔可施焉。植杖于手，以足扶泥雍根并屈宿田水草，使不生也”，“而秭、稗与荼、蓼、非足力可除者，则耘以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