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戏曲演出队伍，一种是官绅士大夫家中所设的“家乐”，他们中由女性童伎组成的叫“女乐”，由男性优童组成的叫“串戏小厮”，由职业优伶组成的则叫“某家班”。明代末年，士大夫家蓄家乐戏班之风颇盛，不但用以自娱，亦用以应酬宴客。着名的家班有南京阮大铖家班、常熟徐氏家班、山阴祁彪佳家班及申时行家班、邹迪光家班、张岱家班等。另一种是民间职业戏班，也就是“江湖班”。远在宋元时代，“冲州撞府”的江湖戏班已很活跃。
明代初年，民间职业戏班多演北曲杂剧。成化以后，江南戏班也多起来，据陆容《菽园杂记》记载，此时浙江“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嘉靖以后，“戏文子弟”的队伍不断壮大。明代后期，“旌阳戏子”、“弋阳戏子”、“宜黄戏子”、“吴门梨园”等都很有名。当时，各地着名的江湖戏班有北京的聚和、三也、可娱三大名班；南京有兴化、华林等班，苏州有寒香、凝碧、妙观、雅存等班。江湖戏班从业人员很可观。张翰《松窗梦语》卷七说，嘉靖、万历间苏州“游惰之人，乐为俳优”，“一郡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江湖戏班常常应召为官绅富贵之家作宴会演出，也常常在广场、庙会献技。有时单班演出，有时还唱对台。侯方域《马伶传》就生动地记述了明代南京的徽商招兴化班与华林班对台角艺，同唱《鸣凤记》一事。
曲艺样式主要有“说书”、“陶真”、“时调小曲”、“数落”、“唱三鼓棒”等。张岱《陶庵梦忆》卷五有《柳敬亭说书》篇，曰：“南京柳麻子……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胜、柳麻子是也。余听其说《景阳岗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勃然声如巨钟。说至筋骨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说书技艺已十分精湛。
陶真，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载，当时“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并引明初瞿宗吉过汴诗“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说明“其俗殆与杭无异”。可见在明代，杭州与汴梁都有盲者唱陶真以觅衣食，所不同的是汴梁唱陶真是用鼓伴奏，有宋代遗风；杭州则用琵琶伴奏。另据田艺衡《留青日札》所载，明代陶真的听众，已不仅仅是农村的农民，而且已有城市的市民，以至“大家妇女”。
时调小曲，兴起于明代宣德、正统年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曰：“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缙绅无以为娱，于是小唱盛行。”时调小曲源于民间歌曲，广泛流布于南北各地，品种繁多，或称时调，或称小曲，或称清音，或称清曲。据《万历野获编·时尚小令》条所载，宣德至正德年间，时调小曲主要流行于中原地区，嘉靖以后流传渐广，至万历以后，则“不分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明代后期，时调小曲除民间传唱外，还有优童歌唱。优童承应官府的无偿演唱为“唤官身”，应客人邀请在茶坊酒肆或家庭筵宴上演唱为“请旦”。明代小说《金瓶梅词话》中有多处描写优童唱小曲的情况。所唱曲目，据顾起元《客座赘语》所记，南都“里衙童孺妇媪之喜闻者，旧惟有《傍妆台》、《驻运飞》、《耍孩儿》、《皂罗袍》、《醉太平》、《西江月》诸小令；其后盖以《河西六娘子》、《闹五更》、《罗江怨》、《山波羊》；后又有《桐城歌》、《挂枝儿》、《干荷叶》、《打枣干》等。”在士大夫中亦有自唱自娱者，每逢八月中秋，苏州有“赛歌会”，《袁中郎全集》记之曰：“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鱼鳞，橹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浦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置，竞以歌喉相对，雅俗杂陈”。对此张岱《陶庵梦忆》也有记载。成化年间所刻的《四季五更驻云飞》、《十二月寒驻云飞》、《太平时赛寒驻云飞》等是现存最早的时调小曲刻本。
数落，即唱“莲花落”，系“文词说唱。村妇恶声，俗夫亵语，无一不备。”明代杂剧《曲江池》，传奇《绣襦记》均有演唱“四季莲花落”之穿插。
三鼓棒，为说唱兼杂耍的曲艺形式。表演者用三根棒上下交替抛掷击鼓为节，并和以歌唱，故称。源于唐时的三杖鼓，唱者多为妇人。沈德潜《顾曲杂言》曰：“吴下向来有妇人打三棒鼓乞钱者，余幼时尚见之。”后和凤阳花鼓合流，流传渐广。又有“女生儿”，田艺衡《留青札记》曰：“乃双目瞽女，即宋陌头、盲头之流，自幼学习小说辞曲、弹琵琶为生。”
2．百戏歌舞民间化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汉族地区城乡经济的繁荣和新兴市民阶层的成长，民间的百戏歌舞得以勃兴。木偶戏、影子戏、台阁及狮子舞、跳竹马、耍大头和尚、凉伞舞、盾牌舞、英歌舞等广泛流行，成为汉族各地民间的重要娱乐方式。
木偶戏，又叫傀儡戏，唐宋时已有表演，明时已在汉族各地铺开，并出现了提线木偶，布袋木偶和杖头木偶等支派，并演出频繁（图34）。除了通都大遇外，普通城镇的喜庆丧葬中也常有木偶戏的燥影。《水浒传》第三十三回曾定到宋江元宵节在清风寨镇上看到“那跳鲍老的，身躯扭得村村势势的”，禁不住呵呵大笑。《金瓶梅词语》第五十五回官哥儿死后，“叫了一起提偶的先在哥儿灵前祭毕，然后西门庆在大厅上放弃席管众人。”该书第八十回定西门庆死后的“首七”，“叫了一起偶戏，在大卷棚内摆设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孙华、孙荣《杀狗劝夫》戏文。堂客都在灵旁厅内围看帏屏放下常来，摆放桌席朝外观看。”明代画家唐寅曾作小诗曰：“纸做衣裳线做筋，悲欢离合假成真。分明是各花光鬼，却在人前人弄人。”又有在水池中表演的“水傀儡戏”，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记言中的“水傀儡戏”演出情况曰：
水傀儡戏，其制用轻木雕成海内四夷蛮王及仙圣将军士卒之像，男妇女不一，约高二尺余，止有臀以上，无腿足，五色油漆彩画如生。每人之下平底安一榫卯，用三尺长竹板承之。用长丈余阔一丈深二尺余方木池一个，锡镶不漏，添水七分满。下用凳支起，又用沙围屏隔之。经手动机之人，皆在围屏之内自屏下游移动转。水内用活鱼、虾、蟹、螺、蛙、鳅、鳝，萍藻之类浮水上。圣驾升座向南，则钟鼓司宫在围屏之南，将节次人物各以竹片托浮水上，游斗玩耍。另有一人执锣在旁宣白题目，替傀儡登答赞导喝采。或英国公三败黎王故事，或孔明七擒七纵，或三宝太监下西洋、八仙过海、孙行者大闹龙宫之类。唯暑天白昼作之。其人物器具，御用监也。水池鱼虾，内宫监也。围屏帐幔，司设监也。大锣大鼓，兵仗局也。乍观之似可喜，如频作之，亦觉繁费无味。
水傀儡戏又叫“过锦戏”，清人震钧《天咫偶闻》曰：“明代宫中有过锦之戏，其制以木人浮于水上，旁人代为歌词。”
江南流行“影子戏”，瞿佑《看灯词》写杭州“南瓦”影子戏表演曰：“南瓦新开影戏场，堂明灯烛照兴亡，看看弄到乌江渡，犹把英雄说霸王。”
民间节会则有“台阁”之戏，又称“妆扮故事”，《帝京景物略》载曰：“其制铁杆数丈，曲折成势，饰楼阁崔木云烟形，层置四五儿婴，扮如剧演。其法：环铁约儿腰，平承儿尻，衣彩掩其外，杆暗从衣物错乱中传下，所见云梢烟缕处，空坐一儿，或儿跨像马，蹬空飘飘。”张岱《陶庵梦忆》曾有文记苏州枫桥杨神庙台阁盛况曰：“枫桥杨神庙，九月通台阁……扮马上故事二十三骑，扮传奇一本，年年换，三日亦换之……是日以一竿穿换之四，一人持竿之四走神前，长可七八里，如几百万蝴蝶回翔盘礴在山拗树隙，四方来观者数十万人。”这种以静态舞蹈造型取胜的表演，至清代仍很盛行，并一直流传至今，只是各地叫法不一，有的叫“抬阁”、有的叫“蕊子”，有的叫“飘色”。
明代汉族地区流传的民间舞蹈很多，每逢有节会活动，众要庆未收，方厅平安，少不得歌舞为仪，娱神娱人并自娱。张岱《陶庵梦忆》曾说：正月十五的传统灯节，“灯不演剧则灯意不酣，然无队舞鼓吹，则灯焰不发。”可见舞蹈在灯节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活动。该书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灯节与歌舞活动的盛况：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挂起了各式各样的彩灯，真是花样翻新，鲜艳夺目，“更与其地斗狮子，鼓吹弹唱，施放烟火，挤挤杂杂，小街曲巷，有空地，则跳大头和尚，锣鼓声错，处处有人团簇看之”。这里说的“斗狮子”、“跳大头和尚”就是舞狮和跳大头舞，属传统的民间舞蹈品目。明人袁宏道有《迎春曲》咏“行春之仪”曰：
铙吹拍拍走烟尘，炫服靓妆十万人，
罗额鲜明扮彩胜，社歌缭绕簇芒神。
绯衣金带印如斗，前列长官后太守，
乌纱新镂汉宫花，青奴跪进屠苏酒。
采莲盘上玉作幢，歌童毛女白双双。
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
假面胡头跳如虎，窄衫绣裤槌大鼓。
金蟒缠身神鬼妆，白衣合掌观音舞。
其中就提到了“罗额鲜明扮彩胜”的“台阁”，“社哥哥缭绕簇芝神”的“芝神舞”，“采莲盘上玉作幢”的“莲丹舞”、“假面胡头跳如虎”的“跳大头舞”和“窄衫绣裤槌大鼓”的“大鼓凉伞舞”等。
图35竹马舞此外，汉族各地民间的舞蹈娱乐品目还有：“跳竹马”、“太平鼓”、“盾牌舞”等。跳竹马、太平鼓皆起自唐宋，本为儿童游戏，明时已发展成舞蹈。跳竹马，又称跑竹马、竹马舞，明代戏曲《双金榜》“游灯”一场，有该舞出现；故宫博物院藏明代“青花婴戏纹盒”和“青花礅子碗”上，均绘有《跑竹马》图案(图35)。太平鼓，盛于北方，以鼓点为节拍，且捶且舞，《帝京景物略》载：“元夕儿童挝鼓，旁夕向晓，曰太平鼓。”《盾牌舞》流行于江浙闽沿海地区，相传起于戚继光抗倭之故事。《盾牌舞》又名《藤牌舞》，戚继光的着作《纪效新书》中记有一种练兵习武所用的《藤牌舞》。书中所记与民间所传此舞的来源相合：“以藤为牌民主党尽出福建，铳子虽不能御，而矢石枪刀皆可蔽，所以代甲胄之用，在南方田塍泥雨中颇称极便。”在训练中“藤牌单人跳舞免不得，乃是必要驳此学来，内有闪滚之类亦是花法”。
山西有“凉伞舞”和“花板舞”，姚旅在《露书》中曾提到在山西洪洞见过手执小凉伞，随音乐节奏而舞的凉伞舞，和手执檀板，舞时如“飞花着身”的花板舞等。广东福建一带有“英歌舞”，舞者扮成“梁山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而行，观者兜截遮拦，直欲看杀。”广东宝安、东莞有“舞麒麟”，周希曜《宝安春色篇》诗有“瑞麟婆娑影盘桓”等句。
另外，从保存至今的明代美术作品中，我们还可看出当时汉族民间所流行的歌舞娱乐品目还有“长袖舞”、“扁鼓舞”、“腰鼓舞”和“舞鲍老”等。如南京市博物馆藏明代青花墩子碗上就有“双人袖舞”、“扁鼓舞”和“竹子舞”；江苏大半明墓出土的青花瓷罐上，也有“双人袖舞”；辽宁鞍山明墓出土的玉石佩饰上有“细腰鼓舞”。这几件文物上的舞蹈纹样，虽出土地点不同，所绘器物相异总的风格却极为相似，都是穿着和尚领的童装，舞姿情态、稚气可爱。明刻本《水浒全传》中有一幅插图，画面是民间“舞鲍老”的演出场面。“鲍老”是宋代各舞，可见在明时仍有流传。
3．杂耍娱乐风行
据文献记载，观看各种杂耍表演是明代汉族官民土庶的日常娱乐方式之一。杂耍，根据其表演方式及内容的不同，又可分杂技、戏法和驯兽表演等。
杂技是明代杂耍娱乐的主要品种。明代杂技民俗的活动图案，在明人王圻的《三才图会·人事卷》中有所反映和保存，从王圻所描绘的杂技表演图画得知，当时在露天场地表演，围观者中有不少是文人装束，可见观看杂技表演已成为明代汉族官民士庶雅俗共赏的娱乐休闲后动。据明代《吴社编》一书记载，民间杂技表演活动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南方也十分流行，如南方乡间每年举行祈年禳灾的赛会时，“箫鼓杂技”，“优伶伎乐，粉墨绮稿。角抵鱼龙之属，缤纷陆离，靡不毕陈。”据《三才图会》、《吴社编》、《彭明笔记》及《西湖游览志余》等书的记载，明时的杂技节目有雀竿、飞叉、中幡、耍花坛、双石、松子、石锁、花砖、筋斗、叠案、蹬技、刀门、弄伞、钻圈等。雀竿，是一种爬竿艺术，北方又叫“竿术”，田妆成《西湖游览志余》曾对此有所描写：“树长竿于庭，一人攀缘而上，舞蹈其颠，盘旋上下，有鹞子翻身，金鸡独立，钟馗抹额，玉兔捣药之类，变态多方。观者目瞪神惊，汗流浃背，而为此伎者，如蝶拍鸦舞，蘧蘧然自若也。”可见雀竿艺人已将精湛纯熟的技艺与优美的舞姿结合起来，而颇得观众的赞赏。
“飞叉”，民间迎神赛会，常用此开道。叉头雪亮，并装有铁片圆环，舞弄时不用手，而使之在臂、腿、肩、背各部位滚动，或抛掷空中，然后接住，动作连贯，一气呵成，花样甚多。如果在叉两头缠上布条，浸油点火，熄灯表演则叫“火叉”。
“中幡”，是在一根碗口粗细三丈长的大竹竿顶上，装上三面小旗，中间是一幅绸缎长幅，上面绣以象征吉利的语句或图画，两边垂着流苏，上面点缀着一些小铃。弄幡飞转，或者向上抛起，用肘部、肩背、前额、下巴甚至尾骶部都能稳稳接住，而中幡始终不倒，舞弄时，幡幅飘展，铃声叮当。
“耍花坛”是杂技节目。舞者轮番用头顶、手抛、脚踢、臂滚等动作，将各种大小不同的次瓷制花坛、大缸或酒甏，翻滚旋转，动作稳健，表演朴实大方。
“双石”是一种举重表演。道具为一根竹杠，两端装有圆形石块，故称“双石”。表演艺人除舞弄石担上叠罗汉和拿顶，人称“千斤石”。“花砖”也是一种举重表演，道具系由大块砖头制成，每块重约十余斤。表演花砖类似“石锁”。扔得最高的，可达丈余。
“杠子”即单杠，原为一项民间体育活动，后经民间表演艺人的创造，发展成为技巧性颇高的杂技娱乐项目。此项表演艺术盛行于北方农村地区。杠子一般为木制两端刻雕龙头，故北方民人称杠子为“盘龙之术”。民间则有练杠子的专门团体，称之“盘龙会”或“杠子会”。每逢喜庆或佳节良辰，在大车上架上木架，横缚木杠，艺人便可表演各种供人消闲娱乐的动作艺术。
筋斗，“拳据地，俯而翻，反据仰翻，翻一再折，至三折也”钻圈，“置圈地上，可指而仆尔，翻则穿一以至手三，身仅容而圈不动也”。叠案，“去于地七尺，无所据而翻空，从一至三，若旋风之离于地，已则手两圈而舞于空，比卓于地，顶膝互挂之，以示其翻空时，身手足沿尚余闲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