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上海越开越多，上海士绅葛元煦介绍说：“外国菜馆为西人宴会之所，开设外虹口等处，抛球打牌皆可随意为之。大餐必集数人先期预定，每人洋银三枚。便食随时，不拘人数每人洋银一枚。酒价皆另给，大餐食品多取专味，以烧羊肉、各色点心为佳”；“外国酒店多在法租界。礼拜六午后、礼拜日西人沽饮，名目贵贱不一。或洋银三枚一瓶，或洋银一枚三瓶。店中如波斯藏，陈设晶莹，洋妇女当时炉，仿佛文君嗣响”。葛元煦等：《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３０页。“外大桥的礼查、法大马路的密采照、南京路口的汇中为早，会沪不下十余所食品清洁、室无纤尘、又无喧哗嚣杂之声的这类餐馆。”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第４１２页。在名称上中国化了的西菜馆，如“一品香”、“一家春”、“海天香”、“一枝香”、“醉和村”等很快得到汉族社会上层人员的喜爱。海太憨生在《淞滨竹枝词》中写道：“番菜争推一品香，西洋风味睹先尝。刀叉耀眼喷盘洁，我爱香槟酒一觞。”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第４１３页。由于吃西餐不必拘泥礼节，场地洁净，故官场、商场应酬多择西餐馆。
在晚清，天津、北京的西餐馆也相继开设，名声愈来愈大。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常可看到“品升楼”、“德义楼”等“番菜馆”开业的广告，称它们专办“英法大菜”，“请得巧手外国厨师精调西菜”《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三日。北京的西餐饭店，像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等，档次很高，官商各界人士每每出入其间。
到了清末，食西餐已成了北京有钱人的时尚，“光宣之交，满汉贵族，群学时髦，向率奔走于六国饭店”；而中产阶级飨宴亲朋好友，也往往到“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京兆》。
西餐食品传入的品种比较广泛，传来的时间也先后不一。大约１９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上海的一些外国药品洋行就开始生产销售汽水、冰激凌以及啤酒，但是能够问津品尝的只是少数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葡萄酒、汽水、冰激凌、糖果、罐头、点心等西式饮食便在一些城市中比较流行了。《大公报》介绍说：“北京街市向届夏令有梅汤、冰水之摊，今年则均带汽水数瓶，值亦不昂，较之冰水有益于人多矣。”《大公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尽管汽水与酸梅汤相比不见得更有营养价值，只因为它是舶来的新式饮料，自然更引人注目。此外，人们对冰激凌亦很欢迎。冰激凌在当时“亦译冰忌廉，其淋之义，酪也，以牛乳、鸡蛋加香料，如香蕉、柠檬等物，搅和入冰筒，运机旋转，使渐凝结如冰。食之甘沁可口，西人于常餐时辄进之，冬日亦然，非若我国人之必于炎暑时始一尝也”徐珂：《清稗类钞》第４册，第１７１７页。可知，当时中国人吃这类食品是当作一种冷饮。
输入中国的西式酒类品种比较丰富，如葡萄酒、香槟酒、啤酒、雪花酒、威士忌等先后进来，最初的叫法也五花八门，如啤酒被译成“比尔酒”、“必耳酒”，白兰地译成“卜蓝地酒”，香槟被译成“商班酒”等。最早接触西方饮食文化的人差不多在自己的笔记、日记里对此都有所提及。
但是，中国人的主食和进食方式受西俗影响很小。在中外经济交流过程中，虽然外国不同风味的食品渐渐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但就当时汉族社会的广大百姓的饮食习好来说，西餐并不占主导地位。一顿西餐的昂贵价值并非寻常百姓所能承受得起的。倒是所费无几的西式汽水、糖果、罐头等大众化饮食却在清末已走入了千家万户，扩大了影响，使汉族社会的物质生活方式有了显着的变化。当时人认为：西餐“其菜品烹制虽异，亦自可口，而所造点饥物，如布丁、凉冻、奶茶等品，偶一食之，芬留齿颊，颇觉耐人寻味”陈莲痕：《京华春梦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西方机器、技术的输入，使中国城市的饮水习俗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城市居民饮水向来吸于江河或水井。后西侨将自来水引入中国，华人亦积极仿效。以广州为例，过去由于“井泉不洁”，且“取水艰难”，时虞瘟疫与火灾。自１９０７年８月１６日自来水正式开水使用，当月食水用户有６００家，至年终达７５００家，“各户报装食水者，一洗从前藏纳垢污之苦，更免传染疾疫之虞，并由公司组织模范消防队，闻警驰救，灵捷逾于常时，绅民称便”。《申报》１９０９年１２月２５日。
三、居住风俗
１．传统居舍习俗的传承
清代后期，汉族社会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民不聊生，盗匪横行。反应在居住风俗上，就是许多大宅院多建碉楼、炮楼，以及避难楼等设施；东南沿海村镇亦建有碉楼，或在楼房民居外墙增设炮眼以防盗；闽粤客家人则发展集居式的大土楼。这些居处建筑的出现，都是基于防卫的要求而采取的习俗措施。
清代后期，汉族在造屋时有一整套的传统仪式，近人钟毓龙《说杭州》写清末杭州造屋习俗曰：“造屋时之习俗有三：一曰定门向。有门向不正者，杭人谓之歪墙门，大都因风水之故。又开门大都在左首，谓之龙首，以右为白虎不吉也。一曰上梁。上梁后必以红布悬于正中之梁上，又须用馒头一盘抛掷之，使过于梁，谓之上梁馒头。一曰打灶，其方向地位，必须以风水定之，杭人最重视。又灶内必以米与茶叶贮于小瓶中，并加和顺钱各一枚共埋之。和顺钱者，为宋微宗之宣和钱或政和钱，及清代之顺治钱，取和顺之义。”
清代汉族在宅居上向来“安土重迁”，所以在新居落成迁居时也颇有讲究。迁居，南方俗谓之搬房子。《说杭州》又写清时杭州迁居风俗曰：
“迁居之时，首先移入者为发篮，以两小篓，彩纸糊之，中贮头发等物，悬于厅事或内室庭柱之顶角。发发同音，取发达之义。又有梯子及晒衣之节节高、步步高等，皆取上达之义。节节高即竹竿之多枝者。步步高以木为之而有座。又有万年青、吉祥草各二盆，柴米各一担，皆取其名之美与富裕之义。其次则移神堂及祖先堂。
神堂祖先堂既移，即移箱笼杂物等等，随即择时进屋。主人坐轿，以朱漆盘恭奉神牌栗主，手持安息香三枝，虽在白昼，亦请人以灯烛火把为前导，以鬼神系幽阴也。亦有以彩亭者。全家齐到新宅后，有亲友预在其中迎接，以灯烛导之登楼，彼此不交一语，取俗谚“闷声大发财”之义。饮糖茶一盅，下楼后，亲友始齐声道贺焉。
奉安神牌栗主之后，当日或次日，即治馔祀神作享，兼作地主享。
亲友馈礼，普通以粉制之元宝两盘，名曰发宝；送现金于主人，曰乔迁之喜。醵金具酒以公贺之，名曰暖屋。更有送戏法、摊簧等等者。新屋落成，更有送器用及陈设品等等者。
２．城镇宅居有变
晚清民居风俗的发展和演变有两个特点：一是散落在广大乡间集镇以及偏远地区的县城，除了极少数地方建有欧式教堂建筑以外，绝大多数建筑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延续，北京的四合院、西北高原的窑洞、南方的天井院落、客家的土堡房等，都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形态。这些民居建筑与清朝前期无大变化，体现出传统性特征，一是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许多受到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的新式民居，体现出西化的特征。
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上海兴仁里一带出现三间两厢二层联立式建筑——里弄房屋。从这种居室建筑布局来看，里弄房屋每个居住单位仍按中国传统的设计：主房居中，左右对称两个厢房，房前设置天井。而它的外观则完全是外来的建筑风格：楼房式样，一楼一底，单调平直。外国人称这种房屋为“联排房屋”。受上海的影响，汉口、南京、福州、天津、青岛等地也相继在租界、码头、商业中心附近建成了里弄住房。《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到后来，这类民居形式变化较大，开始向多层、大进深发展，其外观和内部结构也更接近西方公寓建筑，和中国传统低层院落式民居风格愈发泾渭分明了。
在南方城市民居由三合院向里弄房屋发展的同时，北方城市四合院却朝着居住大院形式发展。在近代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的情况下，青岛、沈阳、哈尔滨等城市由于人口密集，原有的一家一户独居变成了十几户，几十户聚居的居住大院。此类建筑从风格到结构与过去相比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反而由于建筑密度大，卫生条件差而明显地退化了。
晚清民居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外观，更重要是其建筑结构带有突破性的变化。
此前，中国建筑一直采取木骨泥墙，其主体是木构架。木构架取材方便，建筑容易，翻修时基本不影响主结构。但是，木构架建筑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如易燃，承重力低，很难加盖高层等，在近代城市人口密集的情况下，很难适应人多地少、建筑向高层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
１９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这种建筑克服了木构架无法向更高发展的缺点。它采用砖石承重墙、木架楼板、人字木屋架等手法，技术简单，取材方便，适合于晚清６０～７０年代新建厂房、学校、商店、住宅等等需要。砖木混合结构在晚清建筑主体上实现了革命，并推出了一系列建筑代表，如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上海江海关（３～５层），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北京饭店（５层）等等。这一时期的高级公寓、花园洋房等民居也大都采用了砖木混合结构。
２．西式洋房出现
在鸦片战争以前，葡萄牙人已在澳门建筑西式住宅，在中国人眼里，“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居，多至三层，绣绿窗，望如金碧”。《林则徐集·日记》。战后西人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亦是“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王韬：《漫游随录》，第５９页，《走向世界丛书》合印本。在西人高楼大厦的影响下，中国人也开始建筑西方或半西式住宅，出现“多仿西式”的风尚。邓子琴《中国风俗史》称：“晚清园亭，亦参以西式建筑，而通都大邑，几于触目皆是矣。”在天当，小洋楼渐渐取代北方的四合院成为当地居室建筑的新潮流；在汉口，“屋舍亦极壮丽，且高楼大厦亦甚多”徐焕斗：《汉口小志·商业志》，第１３页，１９１５年。还出现了一种民居建设的新形式——里弄，许多里弄一色二层楼房，中间留出笔直宽敞的通道，其整齐划一的景观与旧式小巷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高甍丽日，绵亘达数十里”《奉天通志》卷九七《礼俗三·居室》。；在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袁荣叟：《胶澳志·民社志》，第７２页。；在杭州，“西湖多别墅，且大率为西式建筑”徐珂：《可言》卷一，第１０页。
当时洋房建筑的室内陈设也以样式为考究，不仅旅馆广告标榜“一切器具均仿欧美式样”，百姓居室也用上了西式家具。上海“从前家中陈设不过榆树器具及瓷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房间，觉得寻常之极，一定要铁床、皮榻、电灯、风扇，才觉适意”。《申报》１９１２年８月９日第９版。北京“国人用西式家具者日益增多”，以致在民国后各地开设了不少西式木器家具厂。有的富户设有西式客厅，一应西式家具，专门接待洋人或新派人物。
随着世界各国建筑技术的提高，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一种更先进的砖石钢骨混凝土混合结构传入中国。初时，因为砖石钢骨混凝土混合结构造价较高，除去高级公寓之外，主要用于银行、办公楼等坚固建筑。其代表性建筑有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上海俄华道胜银行大楼、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办公楼、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青岛提督公署等等。从此，木构架在城市主体建筑中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而砖石钢骨混凝土混合结构成了多层建筑中经常采用的主体结构方式。
新结构的出现还带动了建筑材料的革命。晚清以后，钢铁、水泥、机制砖瓦、玻璃陶瓷、建筑五金都成了新兴的极有前途的行业。同时，注重建筑的装饰也是晚清公共建筑与民居的重要特点。晚清不少建筑施以砖雕、石刻、木装修、油漆饰面、水磨石、马赛克、青铜饰件、石膏花饰、铝合金饰件等，为城市建筑增添了色彩，晚清民居也就是在这些方面一变而从新了。
四、交通风俗
清代后期，民间在行旅交通工具和时尚方面，一方面适应本地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开发的需求，继承发展了传统的交通运输工具，因地制宜，改善旧有的运输条件设施，另一方面，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西方先进交通运输工具设施的引进，民间的行止习尚呈现出诸多新的时代特征。
１．传统交通风俗的延续
无论是经济发达的商埠市镇，还是偏僻落后的农村，清代后期都保留着旧有的交通运输工具，以满足和适应社会生活的诸多需求。在陆路交通方面，陕西宜川县境内山川起伏，道路崎岖，凡稼禾收获、亲友迎送，悉仰赖牲畜驮载，俗称“驮子”。甘肃华亭县民间代步多用驴马，运载间有牛车或人力车，至于轿车、脚踏车、黄包车、汽车等，因为“碍于道路不治，交通未便，无用之者。”至于肩舆，在清末上等人家嫁娶时稍用之。见《华亭县志》。山东沿海多淤沙，不通舟楫，故尊隆者必骑驴马，或乘骡车，或乘小车。大抵即墨以南，道路平坦，骡车通行。即墨以北，道路崎岖，海滩沼泽，跋涉艰难，非骑驴乘轿不可。逢渡河无桥梁时，浅者徒涉而过，深者则乘筏以渡。各村一般都有小旅店供食宿使用。在北京，有站口车陈设于市口以待雇者；有跑海车，沿途招揽坐客。
当时的车舆，则有方车，即轿车，是车中的“最贵者”。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所记，方车四围用绿呢，顶上有缨络网，系为妇女遇大典时所乘坐者。方车一般前有引马，后有跟马，车顶为弓背式出檐，檐之四面缀以流苏。前为车门，左右两旁及后皆有窗，冬用玻璃，夏用纱。车之里帏冬季用棉，或缀以灰鼠皮；前门有帘下垂。道光时，京官复坐轿车，到了光绪宣统间，贵人皆乘马车，坐轿车者已不多见。又有敞车，是种无帏幔、驭骡马的车，有单套、双套之分，可载人，亦可装货。北京城内外有经营此车的车厂，车主可将车停放于此。清季北京敞车一律是木制轮子。光绪《顺天府志》。北方寒冷地区则有冰车，也称“冰床”，是冬季的交通工具。它是用木制成长方形架子，下有二足，裹以铁条，上铺毡褥供人乘坐，亦可载物，以人力拉动，于冰上滑行。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清末，杭州一带的轿分平轿、花轿、素轿等数种。平轿是民间私家所用的轿子，又分为两种，一种为富门商贾的私人轿，这种轿轿身较大，以蓝布作轿身，家中并雇有私人轿夫；另一种为民间轿，轿身较小巧，以青布作轿身，民间一般人家外出拜客、游山玩水可向轿埠事先预约或临时租用。新娘子结婚喜庆时乘坐的是花轿，其轿文华顶西洋盘，周围用红绸扎结各种鸟兽花卉，四角挂下玻璃连珠灯，下坠大红彩球。素轿是送丧出殡时，供办丧之家乘坐的。这种轿子由素仪店出租。素轿四周围以白布，考究者还要在轿上扎白绸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