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杭州的轿夫已有专门的管理组织，叫轿埠。杭州有７２个大轿埠，每埠都有当官值班。至于小轿埠就更多，遍及全市。轿夫一律按地区划分各轿埠管辖。杭州的轿夫大都行世袭制。轿夫落埠必须要给一笔落埠钱，落埠后，要在埠内所设的竹筒里放进写有自己姓名的竹签，才算是轿埠的轿夫。若有人前来叫轿，那么以抽签方式决定出轿者。抽中者的签要放置一边，以便筒内的竹签都有机会抽中。出轿所得酬金，轿埠要抽走一成。若轿夫将酬金虚报减少，一旦查出则会被罚唱堂会一夜，并为轿埠的所有轿夫各做一双草鞋。
在舟楫交通方面，广东省河渡船，名目不一，除紫洞艇之外，有河头船，专为载客远行者。又有低舱艇、沙艇等，则专为渡送行人之用，而沙艇尤为轻便。在江宁、苏州、无锡、嘉兴等地，还出现了专门供民间游客游览饮宴的灯船。《清稗类钞》载：每到晚上，灯船内外都要张灯，列炬如昼。夏令时节为盛，客于中流，藉以避暑。春秋佳日，游客于上肆筵设度，且饮且行，丝竹清音，山水真趣，颇值玩味。在四川川江上则有名目繁多的“江船”。传统航行在川江的船只，除小划子不包括在内，据重庆海关１８９１年统计有４７种之多，这些种类繁多的船只，形成各种专业性队伍，它们根据各自特长，有专业定向，或载百货，或装大米，或运川盐，或运木材。而且，船名十分古怪：如叫“南板麻雀尾”、“鹅儿子”、“乌江子”等，并逐渐形成了一些行会组织船帮。当时巴蜀一带有“楚帮”、“奉节帮”、“云万帮”、“忠县帮”、“重庆帮”、“涪陵帮”、“湖南帮”、“荆州帮”等八十多个以乡土为纽带、自然结成的封建组织船帮。各船帮内对运输价格，装运货种，约定俗成，互不干涉。
在西南山区，有专事运货的马帮。清季，云南马帮已形成滇南、滇东、滇西三条马帮运输干线。一个马帮，少的有１０余匹马，多的有百余匹马；驮运最近路程为百余里，最远路程达千里之远。每个马帮都有自己的领头，被称为“锅头”；有头马，其项挂铜铃，辔头装饰着红绫，驮架上还插着马帮的旗号。大的马帮还自备武器以防匪抢劫。马帮有自己的行话和禁忌戒律。“开稍”意为“休息”，是马帮行话之一。一般于中午开稍，选择的地点也多为有水草的开阔地。晚间若无大马店投宿，亦要“开稍”过夜，“开稍”前必须将马驮子卸下围成圆圈，马匹放在圈内，圈外四周燃篝火，赶马人轮流值夜。
清代汉族民间出外，尚有许多的讲究和禁忌，如讲究“老不上北，少不上南”，“老不入川，少不游广”，“老勿走新疆，少勿走苏杭”；讲究选择好良辰吉日，出门时要先敬路神、天神、日月之神，祈求旅途平安；旅途中，忌财帛外露，忌夜晚赶路，忌遇上殡葬队伍，如此等等。
２．西式交通工具引进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清代后期的交通风俗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而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和设施的引进，不但弥补了传统行止工具的不足和局限，而且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
许多商埠与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在清末出现的火车、汽车、电车、摩托车、腕车（人力车）、脚踏车（自行车）、西式马车等均属引进的交通工具。中国最早的铁路是英国人杜兰德于１８６５年农历七月建于京师永宁门外的平地，长有里许，试运行时，火车迅疾如飞，世人诧为妖物。而后遂有了松沪铁路，当时运行的火车分慢车、快车与特别快车三种。汽车初创于天津，时先试于租界土路，初乘者为驻天津英领事与地方官员。试行一周，便捷而精美，故“华人咸鼓掌称善，或锡（应为赐）其名曰得用焉。”摩托车，俗称汽车，又称之机器车，日本人谓之自动车，京师、天津、上海都有引进并投入使用。电车就是以电力行驶的车。上海的电车系西人所经营，华人虽也投资，而实权却被西人掌握，创设于１９０８年。腕车，即为人力车，有两轮和两个车柄，一个坐箱，有幕可以舒张，以御风雨，一人以手腕挽之，使车向前行进。创始于日本，故又称“东洋车”，而输入中国后，在商埠市镇颇为风靡盛行，然尤以上海为多。脚踏车，即自行车，男子所用者与妇女所用者，式样有区别。西式马车，就是俗谓的马车，与北方的骡车偶驾以马者大异，为西人所创，中国引进并仿效它。形制有多种。有曰船式者，制如舟；有曰轿式者，制如轿舆；有曰皮篷者，上有篷，可张可弛。其轮或四或二，四轮则二大二小，二轮者轮甚大而车甚高，译言曰享斯姆。驾车的马，普通为一，两马者极少。驾御必有二人。《清稗类钞》一书对中国人乘坐马车心态有详尽的描述，说上海人乘坐马车，周游繁盛处谓之兜圈子。初到上海的人或青年男女都好乘坐马车，招摇过市，藉以自炫，曰出风头。１９００年以后，官吏达官贵戚也以乘坐西式马车为时髦，社会风气又为之一变．可见，西方先进的交通工具输入中国后，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西方近代交通工具传来中国后，部分地取代了传统代步工具。
西式马车：清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华，代表英皇乔治第三赠送乾隆帝两辆极为华丽的四轮双马车，这是西式马车传来中国之始。但这两辆车清帝从不乘坐，一直陈列圆明园。１９世纪中叶，这种车在香港、上海、广州等地风行，而北京于２０世纪初年才比较常见。当时有《时尚竹枝词》咏马车道：“宽衣珠圈色色新，招摇过市彼何人？比肩比翼循西例，马走双头车四轮。”北洋政府时代国会议员每月有５００元车马费津贴，造成北京西式马车的黄金时代。
人力车：又称东洋车。
第一辆东洋车输入香港是在１８６９年左右，上海的首辆人力车于１８７４年由法商米拉从日本输入。人力车“短小轻盈制自灵，人人都喜便中“乘”，在人力众多、消费水准不同的中国很快得到推广，并流行了大半人世纪。后来脚踏车（自行车）传来，倍受国人青睐，有人赞道：“车则钢丝如雪，轮则机括维灵，一升一降，不疾不徐，如鹘之飞，如鹰之，瞬息万里，操纵在两足之间，而东洋车不能方斯迅疾，马车亦无此轻扬，由其驾驭之熟，而练习之深也。”《点石斋画报》六集之八，《赛脚踏车》。
汽车：第一批两辆汽车输入中国是在１９０１年，车主系旅沪匈牙利人李恩时，租界工部局捐务处不知将其归入何种车辆，只得暂列为马车之一从轻征税。１９０８年一位旅美华侨从美国购回一辆汽车，原拟运回广州，但因广州尚未开辟马路，只好给了在香港经商的儿子，这是香港有私家汽车之始，当时无须领牌照，也无交通规则需要遵守。同治壬申（１８７２年）年七月二十五日：“天津有一西人前往英国置大轮车一乘，意欲以其车来往天津京师两处。夫行轮车、开铁路之议久矣，今此车乃能于中国官道驶行，无须铁路，且甚便捷，不亦愈出愈巧哉。闻该轮车已到津，不日便将试行，如无窒碍，即当多置数车以便行旅云云。初轮船之入中国也，有心人已不胜望洋之感，今则平平王道又复有载驱者任情疾驶于其间，竟无须六辔在手而瞬息之顷已数百里焉。是诚海外之巨观，中朝所仅见者矣。”
电车：最早的电车出现在香港，１９０５年７月通车营业。１９０６年比利时商人在天津铺设有轨电车。两年后，上海始有有轨电车，１９１４年才出现无轨电车。
此外，轮船、火车等大型近代交通工具，为长途旅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有一首《竹枝词》赞道：“报单新到火轮船，昼夜能行路几千。多少官商来往便，快如飞鸟过云天。”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古籍出版社会１９８２年版，第９９页。
另外，与人们日常交通密切相关的马路，在西俗影响下也有改进。“马路”之名大概源于马车行驶的道路之意。１８６２年，上海出现了第一条西式马路——静安寺路，不久又建了四条自东至西的通江马路（即今北京东路、汉口路、福州路和广东路）。南市在１８９６年筑成外马路，后又筑了里马路。天津租界马路始建于１９６１年，华界马路始建于１８８３年，至１９００年出现环城马路。汉口马路始修于１９０５年。关于道路命名，中国传统的道路通名有街、巷等，新式马路则称“路”、“大道”、“马路”等。专名从前多以地方特征命名，而上海租界为使路名规范化，“取中华省会大镇之名”为路名，一般东西向道路用中国各大城市的名称，南北向道路则用各省的名称，于是出现了北京路、福州路、江西路、山东路等路名。后来此法推广各城市，汉口至今仍有南京路、上海路、天津路、台北路等地名。至于马路上的照明，初为煤气灯，后为电灯。马路的材料由沙石铺路渐渐改用水泥铺路，道路宽敞平坦，无雨天泥淖之患，行人车马来往称便，使中国城市面貌大为改观。
五、器用风俗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西式器物逐渐进入我国，汉族社会的器用风俗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１煤油灯、煤气灯和电灯的出现
首先是新式煤油灯的出现，使汉族社会的照明器具有了很大改善。新式煤油灯和旧式油灯的不同除了表现在构造、形状上外，主要的区别是所用燃料不同。新式煤油灯以“洋油”，即用工业方法从石油中提炼出的煤油为燃料。在１９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外国商人便在上海等通商口岸推销煤油，有的广告宣传奖励销售，买１公斤煤油奖励１盏油灯。煤油灯的优越性，再加上商家的奖励销售，使煤油灯成为畅销货，不少居民“至少要用煤油作室内照明之用”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２册，第１０９４页。上海租界当局还修了地下管道，接通煤气，用于照明之用。人们把这种灯称为“煤气灯”，或“地火”。吴贵芳主编：《上海风物志》，第５２页。煤气灯不仅用于住户，而且被安装在新修的马路及桥梁上，为城市夜色增添了新的景观。“初设仅有路灯，后于行栈、铺面、茶酒戏馆以及住屋，俱用煤气灯。火树银花，光同白昼，上海遂成不夜之城”。《竹枝词》赞道：“不用兰膏只用灯，自来灯火满街明。晚从黄歇浦边望，万点光中不夜城。”顾柄权：《上海风俗古迹考》，第２７３、２７４页。随着煤油灯的流行，洋蜡、火柴也被引进，形成取代土蜡、火寸之势。
当煤气灯尚未在中国城乡普及的时候，另一种新的照明器具——电灯，亦被引进，很快被国人所接受。上海是最先使用电灯的城市。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西人立德在上海“首在租界创设电灯”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１辑上册，第１２５页。并设厂于乍浦路，成立上海电光公司。９０年代后，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了电气处，加快了电灯使用的推广。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上海安装白热电灯６３２５盏，次年达到９０９１盏。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２辑上册，第３１２页。继上海之后，北京、天津也相继出现了电灯。北京使用电灯照明，初用于皇宫禁苑，次及于外国使馆，再及于普通居民。２０世纪初，一些中小城市也有了电灯照明，然而广大农村仍处于落后状态，不仅无电灯，而且连新式煤油灯也不多见。
２钟表流行于都市
明末时，西方钟表始输入中国，被称之为“自鸣钟”。由于数量稀少，国人对其计时价值仍无认识，只把它列入“乐器”一类。晚清时期，西方钟表进口日渐增多，挂钟、座钟、怀表、手表等陆续出现，在中国一些较开化的地区，成为日渐重要的计时工具。上海的法国租界工部局大楼及城南董家渡天主堂安装的大型自鸣钟，“四面置钟盘一，报时报刻，远近咸闻。”葛元煦等着：《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１６页钟表成为一些商店必备的商品。在上海，“西人所开洋货行以亨达利为最着名，专售时辰寒暑风雨各式钟表、箫鼓丝弦、八音琴、鸟音匣、显微镜、救命肚带及一切耍货，名目甚繁。”葛元煦等着：《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２８页。
３缝纫机进入上海
在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外国人把缝纫机带入上海。葛元煦对最早传入中国的缝纫机作过如下描述：“器仅尺许，可置几案上。上有铜盘街针一，下置铁轮，以足蹴木板，轮自转旋。将布帛置其上，针能引线上下穿过。细针密缕，顷刻告成，可抵女红十人。”葛元煦等着：《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２９页。此后美国商人向中国输入了一批缝纫机，缝纫机进入了汉族社会人们的生活。
４文化器用的西化
文化器用包括“文房四宝”（笔、墨、砚、纸）及书籍等物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在晚清时仍有重大影响，上述文化器用在鸦片战争以后并没有立即被新式的文具所取代，而是出现了新旧文化用品同时存在、竞长争高的状况。
长期以来，毛笔一直是中国主要的书写工具。自明清以降，“湖笔”（产于浙江湖州）制作技艺进一步提高，成为笔中名牌。清代的制笔业更加兴旺，以湖州为中心，向四方扩散。初时硬毫笔盛行，到嘉道以后，以羊毫为原料的软毫笔东山再起，逐渐取代了硬毫笔，成为通行的书写工具。
墨，清代仍以微墨最为流行。有人记载：“微墨，安徽徽州府所产。古人制墨，率用松烟，汉取诸扶风，晋取诸葛亮庐山，唐则易册、上党。自李超徙歙，张谷徙黟，皆世其业，于是始有微墨，以至于今。”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２册，第６０１７页
墨盒在晚清时期始流行。初时，文人参加科举考试现用现磨，这不仅费时且不易磨好。于是有人发明使用墨盒，即用铜盒子，盒盖里面嵌块石片，可以刮笔。盒中置丝棉，注入磨好的墨汁，带入考场，使用起来十分方便。据记载，墨盒最早出现在道光年间，到了同治、光绪后才盛大行起来。《清稗类钞》曰：“墨盒自昔推京都琉璃厂松竹斋所制为极品。同、光间，有名寅生者，不详其姓，以善镌墨盒名于世，书画皆极精妙。寅生殁，坊镌墨盒多冒其名。”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２册，第６０１７页据邓云乡先生考证，所名“寅生”者，即陈寅生，长于雕刻，能在盒盖上刻芝麻粒大小的小楷，曾在二三寸见方的盒盖上刻下晋代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一篇。
然而，在晚清，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西洋式的文具，如铅笔、钢笔、墨水、西式纸张等在中国开始流行。清末时，美国脱华门、犀飞利、派克等牌号的金笔相继在国中出现，但由于价格昂贵，使用者多为洋行买办、官僚及富商等。后来，学堂兴起，开设外文及数、理、化等课程，钢笔、铅笔遂流行于学堂学生中间。宣统年间，“有仿西法制墨水以供书写者”徐珂：《清稗类钞》第１２册，第６０１８页。可见墨水不仅已被汉族社会使用，而且已经开始生产。
“文房四宝”中变化最大的是纸张。西方近代造纸法在清末被引进中国。光绪八年（１８８２年），曹子等人在上海创办机器造纸局，是为中国第一家商办造纸厂。至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成立的商办造纸厂共达２３家，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１８４０～１９３７）》，第３７５页。除商办者外，清政府也创办了一些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造纸厂。湖广总督陈夔龙于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在武昌设立白沙洲造纸厂，与外商合作购进国外先进造纸设备，采用新式技术生产的纸张，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讲，都非旧式造纸业所可比。无怪有人慨叹：“近数年风气渐，南来所见，以西洋笺为伙，过此以往，恐无复人用国中纸墨者。”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３年，第２７０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