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婚是两家互以异性家属交换婚配的婚姻形式，又叫“换亲”、“对门亲”。这种婚姻的出现主要缘于家境贫寒，无法支付彩礼，或男子本身条件差，如丑陋、残疾或年长等。家长不得不以女儿为筹码，与另一情况相近的人家换女儿，从而为儿子换来媳妇，双方达成一种互惠关系，无须请人说媒和支付彩礼，当地民谚称此为“姑娘相匹配，两头都省事。”福建省民俗学会：《闽台婚俗》，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８页。在浙江嘉兴平湖农村，交换婚被称为“姑娘嫂”，多户之间的交换婚则称为“三调亲”或“四调亲”。交换婚的婚礼与一般婚娶基本相同，只是嫁妆可从简，只要随嫁一只马桶即可。换亲的两家除了换女儿外，还换马桶，因此又称交换婚为“兑马桶”。另外，当地农村的灶头上，在大镬子旁边都有只汤罐，汤罐有“竖烟囱，立门头”之意，因此又称交换婚为“兑汤罐”，意为两家都可传宗接代。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０９页。
童养婚指女方在童年时即被男家收养，长大后成亲的婚姻形式。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家有儿子后，同时抱养或买进别家幼女作为养女，长大后与儿子结婚，养女转为儿媳。一是婚后暂无儿子，先抱养或买进别家幼女作为养女，待生儿子后再将养女转为儿媳，又叫“等郎婚”。有的养女十几岁才等来“郎”；而假若始终等不到“郎”，则将养女出嫁。在广西融县，有的中等人家节为省婚嫁费用，以十元或七八元及酒肉数斤买进别家幼女为养女，称为“养奶金”，表示不同于聘金。长大成婚时有宴请亲友的，也有不再举行宴会的。《融县志》，１９３６年铅印本。在杭州市郊，娶童养媳要先经中间人说合，男家要带一件新衣、一双亲鞋至女家给女孩换上，女孩右手拿一束万年青，左手提一只内装花生果品的子孙袋，由男家的人背回。在男家，男孩和女孩同拜天地和祖先，但不互拜，而要等长大结婚时再补拜。收取童养婚一般要在腊月二十四日送灶神上天后，认为瞒过灶神则可免灾。
童养婚属于包办婚，婚姻的当事人多不幸福，而且由于童养媳多为廉价购来的劳动力，在家庭中地位很低。安徽有首歌谣唱道：“养媳妇，到灶边，心中有苦赛黄连，骂声恶婆老不死，养媳妇受苦到哪年？”还有首歌谣唱道：“养媳妇，实在苦，淘米拎水爬滩坨，冷粥冷饭吃一肚，挨打挨骂真正苦。”
入赘婚又称“招养婚”，指男子入女家为婿的婚姻形式。在杭州，入赘婚的原因主要是女家无男丁，欲招婿承袭产业或女家不愿女儿远离而行赘婚。成婚日，女家要备四人轿抬新郎，俗称“抬郎头”。或提前一天将新郎接至女家，第二日再抬新娘兜喜神方一转，好象男家迎娶。也有新娘不坐花轿的，届时只是男女拜堂成亲的。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１页。在广西平乐，赘婿多为大男，经媒人说合后，男女两家共立入赘之约，并举行入赘礼。男子先在家行加冠仪式，簪花披红，在鸡鸣时乘轿至女家，女家鸣炮于门外表示欢迎，俗称“上门”。赘婿改从妇姓，以岳父母为父母，可继承财产。《平乐县志》，１９４０年铅印本。
典妻婚又叫承典婚，民间俗称“借妻生子”。指丈夫将妻子作为物权客体临时典给别人，是由买卖婚派生出来的一种临时性婚姻形式。曲妻婚在宋代已经流行，明清时期更为常见。民国初年孙中山大总统曾颁布“禁止典雇妻女”的法律条文，但民国时期某些地区的典妻婚仍然十分盛行。在福建福安县，典妻又叫“租妻”，期限一般为３～５年，在此期间所生的孩子全归后夫。如妻子因病去世，前夫与后夫会共同料理后事。租期满后，前夫应用原价赎回妻子。在福建古田、屏南等地，贫困人家的妇女经丈夫同意，通过媒人招一后夫进家，约定期限。典金全归前夫所有，所生孩子可以两夫均分。台湾省在抗战期间仍普遍存在典妻婚，有些丈夫将妻子典给别人，以维持全家人最起码的生活水准。何定华：《满腔悲愤话典妻》，《风俗》１９８５年第２期。浙江奉化在１９３０年前后，某些寡妇难以度日，只得将自己典给别人为妻，以获得钱、粮养活子女，维持生活。在浙江松阳，若丈夫长期患病，无力养家，则要将妻子典于别人；若典夫上门住的，则俗称“招夫养夫”。在浙江宁波，贫困人家的妇女因不得温饱，可租给别人半年、一年或三年，期满则退回原来家庭。福建省民俗学会：《闽台婚俗》，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页。典妻一般要有媒人，要立契约。在典租期内不得与前夫同居，甚至不准往来，所生的孩子归受典人所有。租典期满，如被典人不愿回前夫家，受典人可根据自己的意愿与出典人谈判，再出一笔钱续租续典或者买下。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４８页。有的受典人也要选择吉日在夜间用轿抬典妻回家，并宴请宾客，举行一定的仪式。浙江武义典家要在祠堂摆香火，并宴请族长、房长及长辈，取得他们对典妻婚的认可。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４１～４４２页。
８．离婚渐趋自由
民国时期婚姻习俗变迁的重要表现之一是离婚日益自由。封建时代只允许男子休妻，而决不许妇女自动提出离异，法律、规约、习惯从各方面都严格保证这一点。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及妇女运动，迫使社会做出有限度的让步，以至民国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浙江遂安县，“近自妇女解放声起，离婚别嫁亦日渐多”；镇海县，“离婚之案，自民国以来，数见不鲜”；鄞县，“迩来则离婚之风渐行”。臻悟：《关于离婚的小调查》，《妇女杂志》第８卷第４号，１９２９年。河北雄县“离婚之诉，日有所闻”；山东夏津县“近数年来，结婚、离婚颇尚自由，通都大邑时有所闻”。《申报》于１９１３年１月１３日宣称：上海“审判厅请求离婚者多。”《大公报》也于１９１３年９月１５日宣称：“近来法庭诉讼，男女之请离婚者，实繁有徒，此皆前此所未有。”据当时大理院的离婚判例档案，在主动离婚者中妇女占近半数，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说明在离婚方面出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由不自由向自由的转变。这种转变在１９１５年制定的《民律新编》中也有所体现，如规定夫妻不和谐，两相提出离婚的，应准予离婚；受虐待、受重大侮辱、遭恶意遗弃或发现对方重婚者，都可提出离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规定离婚自由的民法草案。
至“五四”前后，西方文化的影响空前加强，离婚的风气更加盛行。如１９１８年胡适在某次讲演中说：“近来的留学生吸了一点文明空气，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离婚。”有人在１９２２年对自己的５３对亲戚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有９对已离婚。”王奇生：《民国时期离婚问题初探》，《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至３０年代，离婚自由之风已吹到工商界及一部分自由职业者中。《婚姻问题参考资料汇编》第１辑，中央人民政论法制委员会，１９５０年。在４０年代后期，在解放区，由于政府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曾出现一次离婚小高潮。当时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以婚姻案为主，如华北解放区在１９４９年上半年共有２６５３５件民事案，其中１３６１９件是婚姻案，约占５１％；哈尔滨自１９４６年８月２３日至１９４９年４月共有６０６７件民事案，其中２６００件是婚姻案，约占４３％。婚姻案中多数与离婚有关。《婚姻问题参考资料汇编》第１辑，中央人民政论法制委员会，１９５０年。则离婚自由风气已深入到农村地区。而且对离婚后的财产分割也有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办法，如“离婚出自男子则予妇赡养费用，出自女子者，女须偿还聘金”《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江苏》。等。
但在广大农村男女离婚总被看作是不光彩的事。民间有谚语曰：“好人不离婚，离婚不正经”。有的甚至认为离婚是“大逆不道”。《婚姻问题参考资料汇编》第１辑，中央人民政论法制委员会，１９５０年。
１０．冥婚旧俗仍有延续
冥婚又称“嫁殇婚”或“虚合婚”，俗称“鬼婚”。男女双方或其中一方为已死的子女联姻的婚姻形式。男女订婚后双双死亡，双方父母商定由童男童女各捧其木主牌拜堂。婚礼完成后举行丧礼，将双方的棺材合葬于一穴。或双方生前并无婚约，死后由父母出面找媒人说合成婚，并选择结日迁棺合葬，并举行一定的仪式。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５７页。或订婚后男的死亡，女的到南家与“木主”拜堂成婚，并为男方守寡。或男女订婚后女的死亡，男的到女家参加葬礼，并“跋棺”（即跨棺）、哭拜，承认死者是自己的妻子，将女的灵牌请回家去，安放在祖龛上供奉；以后男的结婚时，床上要摆三个枕头，交杯酒要备三份。并尊死者为正妻，后结婚的为妾。妾所生的子女要称死者为“妈妈”，称亲生母亲为“婶婶”。或女的未订婚即死亡，其父母一般要通过媒人给死者找到一位“冥婚夫”后才能收殓。这位“冥婚夫”也要参加死者葬礼，承认自己是死者的丈夫，并将“冥妻”灵位安放在自己家中，“冥婚夫”一般都是贫家子弟，想从女家得到一笔可观的“陪嫁”费，供自己今后结婚时用。福建省民俗学会：《闽台婚俗》，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１～７２页。
三、丧葬风俗
民国时期的丧葬礼俗新旧交杂，可谓形形色色，复杂多样。对于繁杂的传统丧礼，许多知识分子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少统治者也颁布了某些改革措施。如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９日广西省政府《广西省改良风俗规定》规定：“死者入殓，除衣衾各物外，不得附用各种珍玩果品”，“丧家不准雇用僧尼道巫以作法事”，“祭品以香烛、蔬果为主……最多均不得过银五元”，“丧家停柩在堂，以速葬为主，不得过五日”。《平乐县志》，１９４０年铅印本。１９３６年，四川政府《婚丧仪仗暂时办法》规定：“婚丧不得沿用含有封建色彩或迷信性质之仪仗，违者由地方主管机关分别予以销毁或没收之处分。”《巴县志》，１９３９年刻本。总的来说，民国时期对旧式丧礼的改良虽比不上婚礼那样深刻、广泛，但从其基本价值取向和新丧礼基本程式中可以看到，西方丧葬习俗渗入的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在各地志书中都有所反映。如吉林省“有以青巾系臂代丧服，或不丧而白其衣或鞋帽者”。《吉林新志》，民国２３年铅印本。呼兰县，原丧礼“盖三日始去髻发而服制服，今俗即日成服”。《呼兰县志》，民国１９年铅印本。蓟县“从前有延僧道唪经、糊纸张以表示尽人子之心者……多半废止”。《蓟县志》，民国３年铅印本。滦县，“丧礼率沿旧制。较前稍异者，则为黑纱与花圈也”。《滦县志》，民国６年铅印本。德清县，“丧葬戒铺张或改用西礼，臂黑纱或黑布”。《德清县新志》，民国１年铅印本。不过，由于丧葬礼仪与鬼灵及祖先信仰交织在一起，实际是一种精神信仰的活动，同地又是展露“孝悌”的最佳时机，因此，改革起来，较之其他礼仪要困难得多。人们宁愿费时费力费财，也不愿失去心理的平衡和满足。
１．传统丧礼仍是主流
民国时的丧俗，依然崇尚古礼。往往寻常百姓之家的丧事，也要完成了几十道步聚后才算告成。其时的丧葬仪式主要包括以下程序：
寝苫枕块。按照古礼规定，孝子在服丧期间，十分悲痛，每天２４小时，都要睡在父母遗体的侧旁，一直等待父母的遗体入土安葬之日止。民国年代流行的寝苫枕块，寝苫的苫，是用稻草编成的草垫，让孝子睡在草垫子上，草垫铺放在父母遗体的旁边，其意思是“哀亲之在草”。用土块作为枕头，让孝子的头枕在土块上，其意思是“哀亲之在土”。随着社会的进步，到民国晚年，有些地方不用土葬，实行火葬后，寝苫枕块的习俗也就灭迹了。因死者的遗体有殡仪馆收藏了。
哭泣守灵。死者灵柩设在堂屋，其亲人便要哭泣守灵，死者的女儿已经出嫁，当她接到父母死亡的讣告，要立即回娘家奔丧；到达娘家门前时，一下车船就要一路哭到灵前。有亲友前来探望死者，死者的子妇要在灵堂痛哭，以示哀悼。
做七诵经。民国期间，佛道两教仍然盛行。一般死者亲属，要请和尚诵经超度和请道士做法事；有的还要烧冥钱，焚化纸箱屋等，叫放焰口。另外还要做七诵经，即每七天念经一次。自头七算起，至七七四十九天止。
圆坟殃祭。当死者的遗体安葬完毕，在第三天的时候，孝子及其他亲属要到新坟上参拜，叫做圆坟，坟上要供奉各种食物，祈祷死者在阴间安居纳福。民国时死者的灵柩有的要放在家中一周年，然后才将灵柩撤掉。孝子每天得点香蜡和贡献食品，进行祭礼，以尽孝意。
当然，完整的丧葬仪礼程式远不止上面四个步聚，其繁复的程度较之婚礼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就民国北京而言，从人死倒头到灵柩安葬，其家属要先后做好将尸体停上灵床，给亡人穿寿衣，请僧道为先人念咒超度、请阴阳风水先生给死者开“殃榜”，把先人装入寿材，为其擦双眼“开光”，替其制作打狗棒并放在其手中、在沿街门框上贴出丧条，去至亲密友处报丧并致讣闻，在死者亡故的第三天设灵堂供亲友吊唁，亲属在灵柩两边守灵，为亡人糊烧活，在接三送三日为死者放焰口，在伴宿日请和尚道士剌叭念经，为亡人烧库，请族中德高望重家业兴旺子孙满堂的长辈给先人的神主牌“点主”，为先人发引送殡等项事务。在现代文明之风渐趋流行的北京，其民众举办丧事的仪节尚且如此复杂，就更遑论民风更为淳朴、礼俗未经西洋文化大冲击的广大农村了。
在民国时期的传统丧礼中，各地还有一些特殊的习俗。如广州丧家举办丧礼时，要通过仪仗铺临或直接雇用“喊婆”哭丧。喊婆受雇丧家的时间长短不一，有雇用至头七完毕一个星期的，有雇用“三七”二十一天的，有雇用“七七”四十九天的，也有雇满百日的，以治丧规模和丧家财力而定。喊婆到丧家需自带铺盖，住在死者房间，从事陪灵和侍奉死者香灯工作，并每日照例哭灵三次：早哭茶，午、晚哭饭；也有哭四次的，即中间加哭晏一次。其哭词内容由丧主提供，具体词句则由喊婆临时编排，哭声哀婉，音调悲怆。李松庵：《广州几种光怪陆离的行档》，《广东风情录》，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４～６７页。在浙江湖州山区，老人８１岁死去被认为极不吉利。因８１是“九九”满数，意味着把子孙的饭都吃完了，所以其家属要通过讨百家饭的方式来禳灾祛邪。讨百家饭时，子孙披麻戴孝，先砸碎家里的算盘，再挨门挨户到村中异姓人家门前跪哭乞求，讨取适量五谷，喝一碗主人赐给的糖茶，如此凑满百家为止。但在聚族而居的村落，难以凑足百家异姓，则习俗又有变通之法，如遇姓百、白、柏等则可以一当百，遇姓石、师、史、施等则可以一当十，实在不行，则可以减少到七家。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第３８０～３８１页，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山西对死于非命者要大兴阴阳之道，设镇器镇物，念制经咒语；因为习俗认为亲属死于非命会“犯重丧”，对生人不利。如遇上有长辈的中青年死亡，则称为少亡，其棺木要刷为红色，埋葬时不入正穴。死于他乡者，则尸体不准入村，灵棚要搭在村外，或直接搭在坟场，其丧事较为简单。路成文等：《山西风俗民情》，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３７～２４０页。
２．丧葬礼俗趋向改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