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南方汉族地区由于处于战争状态，不允许从容祭奠亡灵，再加上拜上帝教信条的影响，曾经对传统丧葬习俗有过一定冲击。天朝当局提出了一些改革葬礼方面的措施，归结起来有：试图改变人们对死亡的观念，认为“升天”这是头等好事，宜欢不宜哭；丧事不准念佛诵经，而应“用牲醴茶饮祭告皇上帝”；私人不得用棺木，只需“以锦被绸绉包埋”；不得设醮招魂等。这些观念和规定无疑与中国丧葬传统相违，特别是用绸被裹尸而不用棺木的做法，在群众中反映十分强烈。入南京后，太平军凡见民众家备有“寿材”者，“概行大碎，或作柴薪，或作筑台、筑土城之用，无少留者。”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从书》。于是民间侧目，以为“邪教”。这些规定离传统太远，又没有更合情理、令人信服的解释和深入细致的说服教育，所以很难顺利推行。到太平天国后期，棺葬比比皆是，葬礼仍从旧，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７．西式丧礼出现
相比而言，清末时期在西俗东渐影响下的移风易俗倒给中国的丧葬传统带来了一定的变化，民间的厚葬之风在一些地区还是有所遏止。有的地方不请僧道设坛诵经而请西洋乐队吹奏；有的地方举行追悼会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光宣间，有所谓追悼会者出焉。会必择广场，一切陈设或较设奠为简，来宾或可不致赙仪”。另外，追悼会的议程大致是摇铃开会，报告开会宗旨，宣读祭、诔之文，鞠躬致礼，演说，奏哀乐等等。删繁就简当是清末丧葬变化中最具新意的一个趋向。
中国传统丧礼发生最大变化是在辛亥革命之时，南京临时政府废除了清王朝实行的丧礼制度，肯定了新式丧礼，在丧葬习俗方面实行了深刻变革。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较短，未来得及制定出一套完备的丧礼，但它还是在丧葬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破旧立新的新措施。这无疑为后来民国新丧礼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丧礼虽无定制，但一般是吊丧时男子左腕佩黑纱，女子胸际缀黑纱结。吊仪，具挽联、挽幛、香花等为礼，商埠有送花圈者，但非初丧即送，宜于安葬时送之。令堂前供亡人影像一张，并陈列香花等件，及亲友所赠之挽联、挽幛、香花等。丧仪次序为：奏乐、唱歌、上花、鲜花、读祭文、向灵前行三鞠躬礼。来宾致祭，一鞠躬。演说亡人事实。举哀、奏乐、唱歌、谢来宾。发引用檀花提炉、盆花、挽联、挽幛、花圈、亡人照影、祭席。主人随之，后为灵柩，接着是来宾送葬者。徐珂：《清稗类钞》第８册，第３５４４页。然而，这仅是一种文字上的规定，在部分地区和部分人中实行。而在广大的汉族民间仍然流行着传统的丧葬礼俗。
（第五节）清代后期汉族岁时风俗
一、新年风俗
１从元日到十二
正月初一，北京要“挂千”，亦称“挂钱”、“门笺”。清人富察敦崇记载曰：“挂千者，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咫，粘之门前，与桃符相辉映。其上有八仙人物者，乃佛前所悬也。是物民户多用之。”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挂千》。而所用的吉祥语多为“五谷丰登”、“吉庆有余”等。
浙江杭州要迎喜神，兜喜神方，按历本所载的喜神所在方位出门而行，谓之迎喜。谓如此则以后出门，不必再择吉日也。并要烧喜神纸，供喜神马，向喜神方向叩拜，落灯后始收之。有的还以红纸一条，写“元旦书红，万事亨通，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等语。钟毓龙：《说杭州·风俗》。
台湾则有正月初一“贺正”习俗，同治《淡水厅志》载：“正月元旦，焚香，衣冠，祀祖谒神，向吉方出拜亲长师友，曰贺正。”
元旦日主人早起放开门爆仗，并拜祖先神像是汉族地区过年时的传统风俗，清代后期此俗仍存。浙江杭州“元旦，晨起开门，施放爆竹，谓之开门爆。将戤门之甘蔗取进，置于厅上画桌之两旁；再以除夕所预书之＇开门大吉红条，贴于大门之上……家人以次行拜年礼。”钟毓龙：《说杭州·风俗》。
杭州，“拜天地神马、拜家堂，拜灶司，拜祖先神像……晚间祖宗神像前供酒、供菜、供饭”钟毓龙：《说杭州》。；
初二日起，各家拜财神，亲戚互相往来拜年。在杭州“上年结婚之新女婿，必拜新亲。是日，亲友家有供灵者，必往拜之。但在第二年者，则非新灵，亦可以不往。是日，早餐吃粽子，仍不煮粥。是晚，又须扫隔年地，及敲隔年铜鼓。”
初三日，谓之小年朝。江南地区早餐以菜煮年糕而食之，仍不煮粥。此曰早晨，并有“开井”之俗，“以香烛素菜供于井阑上，随将除夕所封之红纸条揭去，名曰开井。”以后可以照常打水了。
初五日，北方谓之破五，“破五之内不得以生米为炊，妇女不得出门。”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初八日为谷日，民间要占年岁之丰歉。是日，南方杭州有“烧八寺香”之俗，善男信女“于城外之圣因、灵隐、净慈、昭庆、凤林、虎跑、胜果、海潮八寺烧之。谓如此则得佛佑，而下世能令八字好，故烧之，是以寺为字也。”北方“初八日黄昏之后，以纸蘸油，燃洒一百零八盏，焚香而祀之，谓之顺星。”
十二日，南方杭州“灯市开始，龙灯上山开光。凡新制成之龙灯，两眼暂不点睛，必于是日行至城隍山龙神庙中拜供后，以墨汁点其睛，故曰开光。俗谓之龙灯上山。”
２元宵灯节
北京灯节则在十三日开始，《燕京岁时记》载曰：“自十三以至十七均谓之灯节，惟十五日谓之正灯耳。每至灯节，内廷筵宴，放烟火，市肆张灯，而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处皆不及也。若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各色灯彩多以纱绢玻璃及明角等为之，并缯书古今故事，以资玩赏。市人之巧者，又复结冰为器，栽麦苗为人物，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殊可观也。花炮棚子制造各色烟火，竞巧争奇，有盒子、花盆、烟火杆子、绿穿牡丹、水浇莲、金盘落月、葡萄架、旗火、二踢脚、飞天十响、五鬼闹判儿、八角子、炮打襄阳城、匣炮、天地灯等名目。富室豪门，争相购买，银花火树，光彩照人，车马喧阗，笙歌聒耳。自白昼以迄二鼓，烟尘稀，而人影在地，明月当天，士女儿童，始相率喧笑而散。”
在南方杭州，还要在十三日的前一日将灯节所要迎赛的引龙灯拿到龙神庙“点晴参谒挂红，称为龙灯开光”范祖述：《杭俗遗风》。此夜，赴吴山龙神庙的各路龙，相互戏耍，飞舞腾跃，十分壮观。对杭州灯彩之繁华，近人钟毓龙《说杭州·记风俗》记载曰：“龙灯之外，有船灯，以细木为骨，作大船形，或嵌以玻璃，或糊以纸，其中燃烛多少不等。又有马儿灯，以细竹扎成马形，而无四足，以纸糊之，分为两截，每截之中均可燃烛一支，前半截系于儿童之前身，后半截系于其后身，如骑马然。又有兔儿灯，制如兔形，中燃烛而下施以木轮，可曳而行之。又有鱼儿灯，作成各种之鱼形，以细竹竿擎之而行。又有走马灯，中竖以麦秆，秆下插于细钉中，上为纸制之风车形，四边悬以纸剪之人马等，烛烟上触，则风车动而人马旋转不已，故有此名。此灯与船灯，止能悬挂而不能行动，其他皆随龙灯而喧闹于街巷。大户人家有欲看龙灯者，可给以犒赏，而使盘舞于家内，名曰拦龙灯”。
江南杭州的元宵烟火，也殊为可观，钟毓龙《说杭州·记风俗》对此有所记述：杭州“花爆，均以火药制成，而以药线燃之。最大者曰烟火，须于空旷之地搭架而放之，有种种戏文等之演出。其次曰花筒，作圆筒式，有大有小，作放笛形，高可数尺，作兰、梅、菊、木樨、水仙之状，闪烁如生，亦名爆花。有分数道放笛者，名曰孔雀尾巴。其细小者，笛上作一珠形之亮光，名曰月炮，亦曰赛明月。又有末端坠以麦秆，高射可丈余，作孤形降落者，名曰流星，有九龙取水、二龙戏珠、白鹅生蛋、老鹳弹霞等名。又有在盆中施放者，曰金盆闹月；在水中施放者，曰水老鼠。又有作金花坠地者，曰滴滴金，种种不一。”
在街市上所售的食品，北方“十鲜俱备，而以元宵为大宗。”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南方杭州则称元宵为“灯圆”，“以糯米粉搓作大团，其中实有细节之杂物，如胡桃、花生、芝麻、枣子、鸡油、洗沙之类，名曰灯圆，以之馈送亲友，名曰灯节盒。凡新嫁娘之母家，必以此送其婿家。是日，以新民储之果实杂和煮食之，名曰熟果。”
清季元宵节还流行请紫姑占卜的活动。在杭州，“是晚，又有为迎紫姑之戏者，大都小儿女辈为之。以淘箩盛米，并置筷一双，覆以绸帕，至厕所迎之，谓可以占农事，卜休咎。”
清代后期，北京灯市已“实行了灯与市分家，《燕京岁时记》曰：“前明灯市在东华门王府街东，崇文街西，今则灯归城内，市归琉璃厂矣。”
杭州则有城隍山灯市，殊为热闹，《说杭州·记风俗》记曰：杭城城隍山“新年之中，各式摊贩、洋镜、洋画之类，更多趋之。其中以火漆加染五色，捏造人物、鸟兽、虫鱼、果品、花草者，最足以吸引儿童。洋镜、洋画、卖艺者、变戏法者，及各种摊贩……医卜星相、卖草药者、变戏法者、说大书者、唱花鼓调者加入其中，因之更形热闹，人争趋之。
十六日，江南地区凡去年出嫁之新娘，照例回娘家居住。晚上，有祭床公床母之事。“设小桌于床前，香烛外供以煎饼、鸡子、粉团、寸金糖等等，兼设茶。俗传母嗜酒，公嗜茶，谓之男茶女酒。”
十七日民间称为落灯节，晚间须作享祭先。祭毕，则将神像前所供之杯筷尽行收去。
十八日，是日清晨，江南于神像前供年糕，所谓上灯圆儿落灯糕。供毕，即将神像及一切过年之陈设品收拾起来，以备来年再用。
十九日、二十日或二十一日，清代官府于此三日正式视事，谓之开印。开印，京官“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吉时，先行知照朝服行礼。”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正月拜年是各地均有流行的风俗。“新戚交游广者，尤为麻烦。至新密友，不能不新到，泛泛者止能令人持名片往胃之飞片。其片甚大，凡家中男子悉列其名，如某某率子侄某某，孙侄孙某某，曾孙侄曾孙某某之类，片尾注住某处，谓之注地脚，便其人之不飞回片也。飞片者，兼持马铃，至门振其铃，伪为骑马亲到者。问之，则曰适已脱笼矣。片上例无称谓，唯新婿贺妻党，则有称谓，但不用红片，而用白色全帖，束以红纸，而注其所拜者之称呼于上；为所拜者，亦如其帖以答之。富贵之家，有司阍者，皆用门簿，以记客人之往来。上写题凤二字，或留芳二字，于新年则特置一簿，记其亲到或飞片，以备考查。而于其首必捏造亲到者四人：一曰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坊巷；一曰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一曰贵无极大人，住大学士牌楼；一曰福照邻老爷，住五神福楼。”“初十外往，谓之拜灯节。谚云：有心拜节，寒食不迟，总以一拜为重。虽终岁不接者，至此亦往拜也。拜年不仅麻烦，且多破费。客人之来，主人须饷以粽等例点。而主人之仆人，即向客人道喜，客人即须给以喜包，名曰西瓜包，殆言其凉薄也”；“女太太于亲族来者之小儿女，更须给以荷包。其制以厚红纸为之，状必荷花，口穿一线，可收可放，可以悬挂，中贮银元，名之出手货。荷包之外，更须给以点心包。若五日之内客人乘轿而来，留之午膳者，其轿夫并应供给以饭，以其时饭店未开，无从得食也。”钟毓龙：《说杭州》。
二、春时节俗
１立春节俗如旧
清代后期，有立春日迎春之俗，《燕京岁时记》曰：“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到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饼，妇女等多买萝卜而食之，曰咬春，谓可以却春困也。”
在江浙地区，若遇立春日适逢元旦者，谓之“岁朝春”，有“百年难遇岁朝春”之说。清末杭州立春之俗，芒神要造六十个，春牛为纸牛、活牛各一，迎春队伍中并有乞丐扮演春官，颇具特色，近人钟毓龙《说杭州》曰：“立春前一日，杭州府知府，暨总捕厅同知、总理事厅同知、水利厅同知，及仁和、钱塘两知县，均着朝服，坐显轿，全副执事，至庆春门外先农坛请勾芒之神。勾芒为木神……不知何时造为六十个，有姓名，有老少，有年貌，与太岁同，故杭人亦名之曰太岁”；“迎时，神亭之前有彩亭若干，供瓷瓶于中，插富贵花，及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等字。有执事，以大班鼓吹、台阁、地戏、秧歌等前导之。有扮演春官者，多以丐为之，俗谓之街道士，着纱帽绛袍，补子上给画黄矮菜一株。又有纸牛、活牛各一只，或抬或牵，随之而行，即所谓春牛也。纸牛着以红、黄、青、白各色，期着各各之位，逐年不同……亦印为图，以供人之观览，名曰春牛图。图中有执策而驱牛者，勾芒神也，实即牧童也”；“进城之后，人民夹道聚观，争掷五谷，谓之看迎春。”迎春之日，如遇下雪，杭人谓之“踏雪迎春，大熟年成”，主丰稔。至于纸扎之春牛，不禁人鞭打。
在四川，立春节有迎春、游春和打春牛等习俗活动，其热闹场面在现藏于绵竹县文管所的清代《迎春图》有所反映。立春前一日，身着朝服的县令乘坐大轿，率领所属文官，在仪仗队、执事牌、万民伞的簇拥下，鸣锣击鼓，到县城东门外先农坛的春场迎春。仪仗中还有穷人或乞丐扮演渔、樵、耕、读和八仙等。春场上，春牛芒神偶像被放在专设的春座上，正中设供案，左右排列拜席，两名春官分别举一“春”字和“吉”字，执事手举“喜报阳春”的红帖跪向赞礼官。迎春队伍到时，赞礼官读祝文，毕，众官向勾芒神行礼献酒，毕，县内生员抬起春牛芒神，列队回城。接着是游春，即迎春队伍绕城一周。游时，沿途彩棚栉比，家家门前挂“喜”字灯笼。迎春队伍载歌载舞，扮演“秋江”、“闯宫”、“船舟借伞”、“西游记”等戏目，并有龙灯、狮灯、彩灯水八仙和七节断尾龙表演；吹打乐队演奏足盆鼓、包包锣、大钹、小钹和长枘唢呐，迎春队伍来到县衙前，将春牛芒神安放于署前的彩棚里，游春活动告毕。
立春日，官员朝服，集于署前，立春时辰一到，将春牛从彩棚中抬出，官员、百姓拿着彩鞭围住春牛，鼓乐起时，众人争打春牛，春牛肚里事先填的五谷、小牛纷纷坠落，预兆今年五谷丰登、吉年有望，众人欢呼雷动，并互赠春幡雪柳，共贺新春。宁志奇：《再现四川清代民风民俗的珍贵画卷——绵竹〈迎春图）》，《文史杂志》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２二月花朝南北皆行
在正月中，北京有逛白云观的习俗。《燕京岁时记》曰：“白云观在阜城外西南五六里，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十九日，游人络绎，车马奔腾。至十九日为尤盛，谓之会神仙。相传十八日夜内，必有仙真下降，或幻游人或化乞丐，有缘遇之者，得以却病延年，故黄冠羽士，三五成群，趺坐廊下，以冀一遇”。
农历二月初一，是唐代的中和节，清代后期北方已无此节的说法，但要于是日祭日，并吃“太阳糕”。《燕京岁时记》曰：“二月初一日，市人以米面团成小饼，五枚一层，上贯以寸余小鸡，谓之太阳糕。都人祭日者，买而供之，三五具不等。”
二月二日，北方为春龙节。咸丰《武宣府志》载曰：“以二日为春龙节，取灶灰围屋如龙蛇状，名曰引钱龙，招福祥也。”这一日还禁忌妇女在家用针线，以为用了便会伤害龙的眼睛。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南方则以二月二日为社日，又称土地生日。“杭谚曰：二月二，煎糕炒豆儿。家家举行之，以祀土地。盖春祭社之礼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