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工匠号称“百作手艺”，常见的有铁匠、石匠、木匠、泥匠、瓦匠、篾匠、漆匠、成衣匠、剃头匠、铜匠、镴匠等。工匠多为随父或亲眷学艺，也有出门拜师。学徒拜师先找“保头人”，征得师傅同意后，订立“师徒合约”方可上门。学期三年，没有工钱。学徒满师要办“满师酒”，祭祀行业祖师，宴请诸位常客工匠、至亲好友，向师傅、师母行三跪九叩大礼。泥匠、木匠、石匠等建筑匠作均供奉鲁班为祖师，俗称“百作手艺供鲁班”。尤其石匠、木匠、泥瓦匠，逢年过节摆设香烛佳品供祭。篾匠崇拜泰山，认为泰山是鲁班徒弟。
民国时期。许多传统作坊虽在名称上已逐步演变为工厂或商业，但许多传统的行业风俗却仍得以因袭。如上海市郊的砖瓦厂，砖瓦工人仍认为其祖师爷是鲁班，在窑门一侧贴鲁班神像，在每一窑点火之前，都要举行祭祀仪式。
民国时期工业有所发展，机械化程度明显提高。如棉纺业，上海宝山县盛桥里“旧时轧花多用小车，每日花衣多者十余斤，少或七八斤。近年用外国轧车，每车一日可轧花衣六七十斤。更有驾车轧花，事半功倍”。其他如缫丝、榨油、碾米、轧米、织布、制茶、油漆、制皂等业，都开始出现了机器操作，传统手工业开始向现代工业过渡。
民国手工业生产的近代化，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促进了城市居民生活的现代化，以往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刻板平静的生活模式逐渐被丰富多样、日趋活跃的都市生活所取代，激化了相关生产和生活风俗的相应调整和演变。
由于生产和运输方式的改善，新产品不断涌现，民国商业的贸易方式和手段较之前代有些发展。上海宝山县志记载了民国10年前后当地商贸的情况，并将当时商业分为牙商、典商、盐商、商铺四大类，可见当时商业分工之大略。
民国以来，传统庙会照例定期举行，并逐渐形成固定性的集市，庙宇周围也渐变为商业市街。（图163）此时，社会上商业气息比较浓厚，商人们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传播媒介宣传自己的商品，这使得当时的广告丰富多彩。从民国报刊广告的内容看，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其中以药品和戏剧电影广告为多。
此时的店招也有明显的西化倾向，出现了用霓虹灯做的商业标志。据时人记载，每届中秋佳节，糕饼铺中“竟有以电气灯盘作中秋月饼四字，高挂门首，以代市招者”。同时，沙利文、白宫、爵禄、巴黎、安琪儿、安哥拉、卡尔登、阿耳岛等带洋味的店招纷纷出现，不少店招还使用了英文字母。
2．日新月异的生活风俗
民国汉族社会生活风俗文化变革的最直观的反映，便是服饰式样的更新。
男子剃发留辫，原是满族统治者初入中原时强迫汉人接受的服饰方式。清朝末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为，衣冠发式是“民族之徽识”，“常与民族精神相维系”，因而号召人民剪辫。进入民国，各地政府明令剪辫，如浙江都督规定：“元年二月十七日即阴历年底为止，为一律剪尽之期。”因此，剪辫热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兴起。即使在远离大陆的台湾，“剪发的风气开始在……各城市流行起来，而终于遍及到广大农村”。于是，在汉族社会保持了300余年的男子蓄辫风俗被革除殆尽。
随之社会上又出现了“易服热”。清朝的官民服饰，因为体现着封建礼法的等级观念，尤其是满服的“孔雀翎，马蹄袖，衣冠巾，直禽兽”更是早遭汉人的鄙弃，革命后，“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于是博士帽（西式毡帽）、草帽、卫生帽及便帽等各式帽子以及西装、中山装等流行起来。（图164）占据了主要地位。不仅官员、知识分子喜欢穿，其他阶层的人也照样穿；城市是如此，一些远离都市的偏僻县乡也是如此。如东北呼兰县“服西服，履革履者亦日多”。四川新繁县，民国后“服公务者，多用西装、短制中山服”。
民国政府成立后，几次下令禁止缠足，认为“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阏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己姓”。规定未缠足禁止再缠，已缠不足年限者应立即放足。政府的倡令得到了民众的响应，在社会生活中已很少有人再以“三寸金莲”为美，而趋于崇尚肢体强健、顺乎自然。有一首诗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变化：“行来短巷复长街，革履声喧橐之偕；转眼清明佳节近，无须重绣踏青鞋。”
至于女式服装，民国初年，一般仍保持着上衣下裙的形制，与清代没有太大的区别。（图165）只是有一些青年妇女受日本女装的影响，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和黑色长裙。其后，女子服装一改过去胸、肩、腰、臀完全呈平直状态的传统服装造型，而长度趋短，腰身收紧，袖口缩小，比较注意“曲线美”。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旗袍流行。旗袍原是满族妇女的服装，衣身宽大、平直、下长至足，领、袖、襟、裾等都滚有宽阔的花边。此时的旗袍则长度缩短，腰身收紧，袖口窄小。20世纪30年代中期，旗袍花样不断翻新，时行长衩，时兴短衩，袖口缩短至肩下二三寸，腰身窄到要吸气才能扣上纽扣。40年代，旗袍式样趋于取消袖子，缩短长度和减低领高，并省去了繁琐的装饰，使其更加轻便、适体，已与传统旗袍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可以说是一种西化服装。
除了旗袍，在大城市的女性还喜着披风、大衣、西装、马甲、长裙等。披风又称“大氅”，有单、有夹，或棉、或皮等，颜色以绿为尚，也有大红、粉红、咖啡及灰色等。长度及膝，冬天则略长，两襟钉有纽扣或带子，但一般不扣，任其敞开，以显示气派和风度。20世纪30年代以后，披风不行，西式大衣盛行。
民国时期的主食，仍是米面制品为主。米食，或粥或饭，或粉或糕，面食主要有面条，如荤面、煎面、冷面、阳春面、糊涂面等。（图166）另有饺子、馄饨、馒头、包子等。除米面外，南瓜、山芋、小米等杂粮也作为主食。欧风东渐后，面包、热狗、三明治等西洋食品也出现于部分人的餐桌，传统主食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被打破。品种较之前代更为丰富。
非但主食，副食菜肴也丰富有加。汉族社会在发展传统菜肴、完善各大菜系的同时，又从国外引进了各种各样的西洋菜、东洋菜，并进入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西菜馆亦称番菜馆，出现于清朝后期。民国时期，各地的西菜馆的大量开设，吃西餐成了当时社会的时髦风尚。如北京，“向日请客，大都同丰堂、会贤堂，皆中式菜馆。今则必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皆西式大餐矣”。
此时，酒仍是通行的饮料，其中有白干，如南京的“高粱烧”、蚌埠烧”、“牛庄烧”，受到不同阶层的欢迎；黄酒，如绍兴黄酒，流行于中上阶层，尤其为上海人所喜好。除酒外，主要的饮料还有茶。民国北京茶行，十之八九为安徽人，所谓“茶叶某家”的便是。有名者为吴家、汪家、方家、罗家、胡家、程家等。
酒、茶之外，大都市中已开始流行西洋饮料。各种洋酒、咖啡、冷饮不仅占据了酒吧、咖啡馆、西菜馆的柜台，许多中式饭店、菜馆中也多备有，以满足顾客不时之需。到了夏天，啤酒、汽水、冰激凌的消费量都很大，甚至在一些小县城，洋饮料“尤为夏日宴饮之所尚”。1923年，上海创出了国产名牌汽水“正广和”。
民国时期，西方传人的纸烟，由于简便、经济而受到吸烟者的喜爱。不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连一般的小城镇也是纸烟盛行。如河北新河县，“男子多吸烟，清末旱烟甚盛；水烟、烟土则多富室好之。近则下至贩夫走卒亦皆吸食纸烟矣”。甚至以产烟叶、吸旱烟闻名的东北，也“多用纸烟”。古老的旱烟、水烟则只在农村仍有流行。（图167）
相对于服饰和饮食而言，民国时期居住风俗的变异性较小。此时，北方民居仍以正房、厢房的四合院为主；南方则多为院落式建筑。民居仍是北方多平居，南方多楼房，西北地区则有窑洞民居。（图168）
在城市，民居风俗则变异较大，其建筑不论是在所用材料，还是建筑风格，均呈现出一定的西化倾向。如上海，社会中上层人士居住的花园洋房、西式公寓鳞次栉比，自不待言；就是中下层人士居住的弄堂房子的外观、结构也逐步洋化和现代化。在其他城市，如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近日居室，或仿西式”；青岛，“市内住屋多属欧式建筑”。
民国时期，辇舆制度废除，轿子受到冷落。有的城市，“肩舆除中国医生及出殡迎娶外，一无所用，故本业肩舆者，咸改他业矣”。据统计，上海有营业执照的轿子，在1910年为331个，到1919年就只剩16个。在轿子衰落的同时，人力车由国外传入，成为此时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人力车，不少地方称之为东洋车，据说从日本输入。后来，经过国人改装，人力车变成了黄包车，在大中城市中大为流行。如上海，“民国初有橡皮黄包车……（民国）十二年始有脚踏黄包车，驾车者乘脚踏车于前”。北京，“（民国）四五年间，胶轮车之车居然盈街皆是……迨七、八两年，新旧各车，合赁用、私用以计，殆不下七八万辆”。据载，抗战前，南京的人力车有11180辆，常熟也有700多辆。
除黄包车外，又有自行车流行，自行车又名“脚踏车”。此时华北铁路沿线各县，出现了“脚踏车增多”的现象。如北宁铁路过境的昌黎县，“脚踏车，城镇集市多有驾驭者”；平汉铁路边上的望都县，“近年脚踏轮盛行，商人及各机关多用之”；《元氏县志》（1933年铅印本）也云：“自京汉路通……凡出行，近时无论士商，必脚踏自行车。”（图169）
同时，在城市中汽车、电车等公共交通事业发展较快，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之一。此外，民国时期新兴的更为先进的交通工具还有火车和飞机等。随着新的交通工具的不断涌现，社会风尚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自铁路四通，奇技淫巧，毕萃于都市，故近城镇者习奢华，而山泽则尚朴素，风气固判然两截”。
快速而又准时的交通工具，按钟点启程，“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迫使人们遵守时间，这就为民国风俗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3．中西合壁的礼仪风俗
民国时期，民间仍普遍流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等观念，男女新婚或久婚不育，则要举行各种各样的祈子仪式。如婚礼上撒帐时，多用红枣、栗子、松子、花生、石榴等，以取早生贵子、多子多福等兆。此外，又有中秋偷瓜、清明吃瓜、元宵送灯[20]等祈子习俗；并祟奉观音、张仙等为生育神，有观音送子、张仙送子等俗信。更有“鞭笞求子”者，俗谓“拍喜”。福建闽侯：“乡民娶妇，至次年正月十五，亲邻持竹杖觅新妇打之，谓之拍喜。”[21]
民国妇女怀孕，则有许多预测男女的俗信，如“酸儿辣女”，孕妇喜酸则男、喜辣则女；“儿勤女懒”，孕妇勤快则男、疏懒则女；“儿带母愁”，孕妇面带愁容则男；“女儿扮娘”，孕妇面部变化较大则女，等等。五花八门的卜筮和博戏，也被用于男女的预测，如冬至时火烤汤圆，不裂则生男，破裂则生女。还有“转胎”之俗。《中华全国风俗志》曰：江苏青浦，“妇人怀孕，倘将雄黄精佩在身畔，云可转女为男”。
妇女临产，仍要辟邪驱秽，如门挂弓箭、贴剪纸老虎、悬“鲁班高八丈”木牌等。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诞生时，孔府“门上挂着弓箭……把一块写有鲁班高八丈的大木牌挂在后堂楼的角门上”[22]。孕妇产后，由洗生婆洗婴儿，处理脐带、胎盘；洗儿污水“戒随意乱泼，俗有送生娘娘之说，恐污及娘娘之身”[23]。并在门口张挂标志，以防生人闯入，带来邪秽，影响母婴健康。（图170）主人向亲友报喜。报喜时，湖南湘西要提一只鸡，生女提母鸡，生男提公鸡；浙江提一茶壶，生女红头绳系于壶柄，生男系于壶嘴。
婴儿“洗三”礼，安徽要“拜床公、床母”[24]；北京要“添盆”，产妇床前置一水盆，亲友“将各样果子，投数枚于盆内，再加冷水两匙，铜元数十枚，名为添盆”[25]；江浙要“开奶”，先让婴儿吮一点黄连，再让婴儿吮一点羹汤，最后让婴儿尝一口别人的母乳。婴儿“满月”礼，要剃满月头，并在额前或脑后留一撮胎发；亲友多送圆镜、关刀、长命锁等，寓辟邪之意。婴儿“百日”礼，除古已有之的抓周外，还有试鞋的仪俗，即让小儿试穿绣有虎头的新鞋，以壮胆避邪；亲友多送“百家衣”或“百家锁”等。此时，若遇小孩多病难养，则要拜认干亲。贵州拜干亲有“撞亲”风俗，父母择日，陈果品于途，以焚香烧钱后所遇到的第一个行人为孩子的干父或干母[26]。也有拜物为亲的，如奇石、古树等。江南杭州还流传拜胡干爷。“父母恐其子不寿，又惧拜干爹娘用费大，便不寄于人，而寄于无常鬼，俗称拜胡干爷。”[27]明清时已有的寄名习俗，民国时仍流行不辍，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曰：“为父母者往往带领小儿，到庙中焚香祷告，求和尚给小儿起一名，俗称寄僧名。”
小孩长到12岁时，民间认为魂魄已全，已能应付邪祟，无需护身符的保护，故要摘下百家锁，俗称圆锁。寄名神佛者，则要“还俗”。天津还俗，“为父母者领小儿，又在神像前焚香祷祝，一面使小儿持簸箕及毛帚，拂拭香案，洒扫地下。事毕，即令理发匠为小儿留发，随后再使小儿立于板凳之上，左右手各持老钱四枚。旁观之人，喊声老和尚，小儿子便将手中所持钱向后撒去，跳下板凳，并不回头，直跑至家中。此即所谓跳墙还俗也”[28]。
古代男子成年的“冠礼”，民国时期已极为少见，但仍有其余绪。据劲挺《延安风土记》记载，延安人婚礼前三天行冠礼，“新郎挨户拜族里长者，为长者斟酒。亲朋共饮，新郎的父亲为儿子加冠。次日，用红纸写乳名××，今值弱冠，更为官名，贴在门前，表示成人”[29]。冠礼已与婚礼合并。陕西泾阳，“16岁为成人，亲族馈遗称庆；为父兄者，则倩人字之”[30]。则是极为简化的形式。女子成年的笄礼，民国时废弃已久。只是婚礼前的“开脸”仪式，仍有“成年礼”意味；另外，此时民间女子婚前多梳长辫，婚后则扎发髻，当是古代笄礼之遗俗。
民国时期的婚姻礼俗则是新旧交替、繁简错杂。如江苏武进婚仪，“民国以来，旧式未改，参用新礼”；浙江镇海，“自欧风东渐，婚礼亦改以简易，谓之文明结婚，多于商埠行之，乡村尚少”；河北清苑县“有行新式婚礼者”。
此时，婚姻首先须征得当事人同意。河北盐县，“男女平权之说倡，而婚配自择”；内蒙，“其结婚之始，亦有经过恋爱之过程者”；四川江津，“男女经介绍人之传达，互得同意后，乃各告父母为之主婚，或直由父母提倡者，亦必经男女自身许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男女恋爱，婚配自择，是汉族婚姻风俗的一大进步。
其次是婚礼渐趋简约。汉族传统的婚姻“六礼”，程序繁缛琐细，在历代的演变中虽趋于简化，但简化程度有限。民国时期，则“六礼”基本已简化为三礼或四礼。如山西临县，“古者婚礼六，后约为三，临县谓纳采为定亲，纳征为送钱”；新绛，“六礼之中仅存纳采，请期、亲迎三种”；吉林盘石，“婚礼其过程有三：一为相看门户，二为纳彩过礼，三为正式结婚”；河北蔚州，“婚礼今所用者，纳采、纳吉、亲迎而已”；广东茂名，“婚之六礼并而为四”。婚礼的花费也渐趋节约，如四川泸县，“其仪节简而易行，用费亦少，谓之文明结婚礼”[31]；山西临汾，婚礼“习俗改良，渐有提倡一日竣事者，是亦节省财力之一道。更有家中不结一彩，不悬一灯，一切布置统假城内饭庄行之，尤为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