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20世纪20年代的农会组织到三四十年代的边区各级政府，都认识到移风易俗在社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并积极领导和参与了破除封建恶习的活动。因此，使得民国风俗的变迁渗入了浓重的政治意味。移风易俗的政治化，或者说是政治化了的移风易俗，这是民国风俗文化变迁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民国时期汉族风俗文化的主要特点
民国与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宋元诸朝一样，都是社会风尚大变革的时期，而民国的变革较之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深刻彻底。在中国历史上，上层阶级大规模有意识地改良风俗，除旧布新，而且达到明显效果的，应是在民国时期。考察民国时期汉族风俗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主要有以下特点：
1．洋化
辛亥革命后，由于帝制的覆灭，共和制告成，人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获得解放，所以在接受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方面自然显得更有胆量和信心。按当时人的说法，就是“民国新建，亟应规定服制，以期整齐划一。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9]。这是有意识地向西方风习靠拢。因此，民国初年，全国很快掀起了一股西方化的潮流。“革命巨子，多由海外归来，草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无足异。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官绅宦室，器必洋式食必西餐无论矣。”草帽乃西方绅士之标志，“今夏购草帽之狂热，竟较之买公债券认国民捐，跃跃实逾万倍”[10]。
当时西化速度比较快，西化程度比较高的首推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在着装方面，民国成立后，朝野上下青睐“西装”、洋伞、洋布、洋鞋、呢帽（村民叫荷兰帽）之类的洋物；一般民众，“其少有优裕者亦必备洋服数套，以示维新”[11]。伴随着西服的流行，与之配套的丝袜、皮鞋、领带也变得走俏起来，深受人们喜爱。缪风华先生写了《编物大全》一书介绍当时的编织服装说：“其法传自欧美，今日本女子学校手工科，均有此门。由是技术普遍而编物盛行，用途广阔而裨益民众，价廉物美而节俭经费，其为切要何待言哉。”[12]
在饮食方面，上层社会请吃西餐大菜已成为社交场上比较时髦的应酬手段。西式糖果、烟、酒都大量充斥民国市场，并为很多人所嗜食。在重庆，“民国光复，罐头之品，番餐之味，五方来会，烦费日增”[13]。在上海，“遇有佳客，尤非大菜花酒，不足以示诚敬”[14]。在当时还比较守旧俗的北京，“昔日喝酒，公推柳泉居之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各城市西式饮食店纷纷开设，天津一地就有番菜馆十一家。
在居住方面，住西式楼房，有西式家具成为时尚。洋楼的广增，使城市改观。沈阳“建筑宏丽，悉法欧西，于是广厦连云”[15]。杭州“西湖多别墅，且大率为西式之建筑，有改欲把西湖比西子之下句，为近来西子作西装者”[16]。在交通方面，大城市内，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北京“车的名目式样极多，到现在越法变本加厉，如火车、电车、摩托车、脚踏车、人力车，以及洋式马车，皆非前人梦想所及”[17]。上海“有乘各式汽车、马车、电车者”[18]。
除衣、食、住、行外，民国风俗的西化还在电影、舞蹈、戏剧、商业、礼俗及婚姻等诸方面有所展露，甚至西化已不仅停留于生活现象之表层，而且已触及到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如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引入，既显现了“五四”的时代风貌，也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的封建色彩浓厚的风俗观。当然，民国风俗的“洋化”倾向始终是局部的，而且多滞留于城市。对广大农村而言，则衣食住行用、日常生活各方面还是因袭于传统，西方文明之风的进入则比城市要迟得多。
2．尚奢
近代以降，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强烈刺激下，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作为工商业中心的近代城市，在沿海、沿江的许多省份先后兴起。在各大城市里，纷纷增设戏园、公园、游乐场等娱乐场所，高楼大厦多配有花园、亭池、电灯、自来水，室内陈设也高雅华贵，富丽堂皇；在各大商店里，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生活消费品充斥其间。这一切，均在诱导着汉族社会奢靡、攀比、放浪风气的形成。
进入民国以后，这种奢华的风气更加强盛。“宣统辛亥以还，政体改革，风俗亦因以移易，奢侈日甚，不知所届。”尤其是那些国民党新贵“溺情于声色赌博者无论矣；既宫室车马服用筵宴之类，亦突过嵘而不以为泰，精神上无一事堪与欧美仿佛，惟用度之奢侈乎将凌欧而轶美”。上行下效，奢侈之风亦渗入民间，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展示。如“上海一味奢华，虽中人之家，凡遇婚嫁丧葬，无不极意铺张。商界中人，尤事装阔”；服饰方面，“龟奴鸨子无不以裘帛为常服，而一般学生更非舶来品不御”。奢风之盛行，又导致了社会上各类消费性行业的发展。北京“国变后，茶社酒馆林立，娱乐场所的增加，都是风俗奢靡的表现”。上海“自宣统、辛亥以还”，“旅馆游戏场舞台遂应而起，日有增益，务以导淫侈败闲俭为事”。鸦片、赌博、妓女等社会弊端在革命后难以翦除，也与这一风气的影响有关。
综观民国的奢侈消费风俗，明显展露了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尚虚礼，讲排场。在侈靡世风中人们往往相互攀比，显示排场。尤其是那些富商大贾，云集麟从，以佻达为风流，以奢豪为能事。而一些下层庶户或左支右绌，或微有积余，也是鲜履华衣，打肿脸充胖子。二是趋时，在消费世风变迁中，民国时人渐渐养成了追逐新奇趋时的享乐风习。一有时髦东西出现，人们即群相效尤风靡一时，其时中外荟萃八面来风，新奇叠出，于是时尚的周期也大大缩短了。三是病态消费。民国各都市的烟赌娼等病态消费，也如雨后毒菇般地滋生起来。烟馆随处可见；赌馆也林立于街巷庙场，赌式纷杂，喧闹不息；秦楼楚馆麋集于曲巷幽道，临风悬牌，驰目可见。
必须指出，民国既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广大民众饱受战乱之苦，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下，又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恶习的清除、良俗的倡导是这一时代风俗发展的总趋势。因此，民国风俗并非一味地奢侈，有的地区的一些民俗事象也有日趋简略之变化。1936年，山东《东平县志》载：“在清末叶，婚丧宴会，多务侈靡，相沿成习，自时代改革，百物昂贵，生活程度日高，农村有破产之虞，故人之趋向一变，遇有婚丧等事，仅以成礼而止，虽饶有资产者，亦不似以往昔之铺张，贫者效之，日趋简略。遇婚事，只取新妇能宜室家，丧事只求逝者得安穸。俭朴之风于斯可见。”这种现象表明民国汉族社会风俗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3．重商
汉族社会，以农为本，商人列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地位低下。明代时，虽然也有人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但毕竟声微音弱。到了清末，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一而再地发出了发展工商业的呼声，重商之风有所普及，商人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进入民国，政府和社会均大力提倡发展工商业。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拟定的《商业注册章程》规定：商人呈办厂矿企业，“只要资本实业”，“于民生主义、国计前途，大有裨益”的，政府即予以批准，“力为保护”。孙中山更是宣布：“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在这种发展工商业的大气候下，大中城市皆出现人争经商、群趋从商的风尚。那些从乡村和小市镇源源涌人大都市的居民们，无论原来是商贾贩夫，还是土宦乡绅，乃至农工妇道，皆步人商界；有钱者自开店铺，无资者受雇于商家，导致商业的聚兴。民国时期的都市中，中国人办的各种商号、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专门经营进口洋货的广货店、洋布店、五金店、西药店等，有专门经营出口生意的丝栈、茶栈及各种供货商栈，有钱庄、银号、交通运输业、搬运业及米店、布店，有种类繁多的服务、娱乐性行业，如茶馆、酒楼、客栈、戏馆、烟馆、赌馆、妓馆等。许多人离乡背井，来到繁华的都市，目的就是寻找从商谋生的职业，特别是在江、浙、闽、粤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士庶男女纷纷弃学弃农，援亲托友，流入都市，争相务商的风尚。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势力迅速崛起，拜金主义开始蔓延。“金钱无时人耻笑，金钱有时人赞赏”，“有钱长八辈，无金灰孙孙”。金钱取代了传统的封建等级观念而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和尺度。“三两银子一只虎，五两银子一条龙，两手空空一条虫。”受金钱势力的诱惑，人们的婚姻择偶标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有女莫嫁读书君，自己闩门自己关；有女莫嫁耕田人，满脚牛屎满头尖；有女快嫁金山客，一上船时银成百。”这首择婿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农本思想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仕途观念的瓦解及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体现出民国时期汉族社会风俗文化重商、拜金的时代特点。
4．非衡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国社会，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历了一个由城市到农村、由沿海到内地的递进解体过程。在沿海地区，尤其是在一些大、中城市，这里既是欧风美雨冲击较早和较为深刻的地区，又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中心带；既是民国开埠通商、海外贸易、工商业集中、都市化集聚的开端，也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风气转变的先导。而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穷乡僻壤的内地，基本上仍处在自给自足、对外封闭、固步自封的氛围之中。
民国经济严重的不平衡的格局，必然导致风俗发展的不平衡。一般而言，沿海（特别是通商口岸）地区风俗的更新快于内地，城市早于农村。以妇女放足为例，早在1897年，上海便设立了全国性的不缠足总会，入会者多达30万人，天足成风；而作为首都的北京直至庚子以后，放足之风“仍未大开”。在一些僻远的乡村，直到民国末年，妇女缠足陋习仍较普遍。
这种不平衡的城乡间表现尤为明显。上海、广州、天津、青岛、武汉等中心城市，得风气之先，成为移风易俗的示范区；而边远山区，特别是在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处的地区，变化程度甚小。在那里交通不便，文化教育落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近代文明之风难以吹到，人们长期生活在中世纪氛围之中。就婚俗而言，诸如主婚权、媒介形式、择偶标准与范围、离婚再嫁、文明婚礼等，一般经过了一个由城市而渗透到乡村，由大都市而波及乡野的过程，甚至有些现象在“城市多行之”，“而乡村仍沿旧制”。买卖婚姻此类具有明显封建色彩的婚姻生活现象，在广大的乡村社会则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土壤和基础。正是城乡风俗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故而在城市人眼中，乡下人总是时尚的落伍者，“乡下姑娘要学上海样，学死这煞学不像，学来稍有瞎相像，上海已经换花样”。这里所描述的还是城郊比较开明的好赶时髦的女子，而那些地处稍偏僻的寻常百姓则往往是“光复以后，还留小辫，身上衣衫，样样古气，一件马褂，宽大无比，一双套裤，两脚带泥”，明显地体现出城乡风俗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即使在同一区域内，民国风俗的不平衡性同样是存在的。这主要是因为不同阶层和年龄的群体在对待新旧风俗的态度上存在差异。辛亥革命后寓居香港的遗老遗少的家庭生活与香港工商界人士大不相同，虽然尽可能以西洋的某些新派头，如备置汽车，摆大钢琴，时而放留声机作消遣，但仍固守封建习俗。有的人于门前悬挂某府的大灯笼，于厅内悬挂清室小朝廷内务府下发的御书福寿字，视作无上光荣。这些人穿着长衫马褂，夏葛冬裘，以狐白裘、灰鼠裘相夸耀，以宁绸、漳绒的衣料为名贵，拒绝西装革履，顽固不肯剪辫者则盘发于顶，盖以小帽。
汉族风俗史进入到民国，明显处于一个革故鼎新的转折过渡期。而“革故鼎新”本身就蕴含了不平衡的因素，此时的风俗文化往往呈现出中西混杂、新旧并陈的格局。仍以婚礼为例，江苏宜兴，“自民国以来，政体虽变，而新郎之戴顶履靴者，仍属有之，然亦有喜学时髦者大礼帽以示特别开通者。最可笑者，新郎高冠峨峨，履声橐橐，在前面视之，固俨然一新人物也。讵知背后豚尾犹存，红丝辫线，坠落及地”，至陪宾四人，“有西装者，有便服者，有仍服满清时礼服者，形形色色，无奇不有”，体现了民国风俗自身变异、演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性。
四、民国时期汉族风俗文化的基本构架（上）
1．工商渐重的生产风俗
民国时期的农作风俗与清代基本相同，少有变更。此时各地栽培的作物，有大麦、小麦、稻、谷、玉米、豆、绿豆、豇豆、豌豆、高粱、黍、地瓜、土豆、山药、芋头等粮食作物，如花生、芝麻、油菜、棉花、大麻、苎麻等经济作物，如各类蔬菜、瓜、藕、药材等园艺作物。
北方主要种植作物是麦子。小麦播种通常用“耧”。操作时，一人牵畜，一人扶耧，且行且摇，使下种匀称。播种后为了保墒，往往还要镇压。初春，地表土刚化冻，即开始划麦。目的在松土、增地温、保墒。北方多旱，小麦生长的各个阶段如泛青、起身、拔节、挑旗、扬花、灌浆、蜡熟，遇旱皆需浇水。北方收麦用镰，割倒的麦子要运回打麦场。用“连枷”捶打，或用碌碡碾压，以使脱粒，叫“打场”。（图160）并有“扬场”之俗，利用风力扬去瘪粒。脱粒后的麦草，一般垛成圆形的垛，留作柴烧，或用于铺炕，或粘草泥等。
南方主要种植作物是水稻，稻作地区的生产技术风俗，比之清代后期，并无多大的变化，但在水稻生产的一些仪式风俗方面，比前代积累了更多的操作实例。如“开秧门”、“关秧门”、“尝新米”等。种田插秧开始，第一次拔秧时，要用香与蜡烛到秧田里烧一烧，再开始拔秧，叫“开秧门”。并在家中设三牲祭祀“田土地”。插秧结束的那天，称“关秧门”。习俗一定要早上岸，即安排农活必须在下午三四点钟时就全部完成，如果估计来不及，要及早请帮手相助。浙江嘉善一带还有请田歌手来唱田歌，以祈求吉利。关秧门后，次日，媳妇都要回娘家，探望父母，并要送上一些礼物。插秧以后，农家勤管田水，经两遍耘田施肥后，即要“烤田”，以促使稻禾根系发达。早稻长到八成熟时便要收割少许“尝新”，先供“灶君”，然后合家聚吃。稻谷成熟开镰割第一丘稻时，要用酒饭、香火等在田头祭五谷神。（图161）
此时水利排灌器具除有些试验农场有机动抽水机使用外，在绝大部分农村仍使用传统的排灌器具，如筒车、翻车、桔柞、戽斗、轴轳等。（图162）遇洪汛，城乡一律禁止杀生，不准吃鱼肉荤腥，俗叫“断屠”。
民国时期农村普遍设有五圣庙，以“五圣”为农业生产的保护神。五圣庙一般建在村口，很小很低；有的村坊只用三块砖头，二直一横，搭成庙的样子，里面贴张红纸，写上几个字，就算五圣庙了。
民国时期，遇到旱情时，要“求雨”，常见的方式是曝晒神像，如龙王、关帝、玉皇、观音及其他地方性神像。假如阴雨连绵，久无晴日，则要祈天晴。常见的祈晴方式是扫晴娘，以秫秆制作手握扫帚的女人形为“扫晴娘”，于晨、午、晚向它唱歌：“扫晴娘，扫晴天，绿衫红衫任你穿。”至天晴，则以红绿纸裁一衣形，以火焚之[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