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入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他出生于鸦片战争以后，亲身经历了帝国主义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受到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影响，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一起投身于改良主义的运动，提倡风俗研究，希望通过移风易俗来治理国家、振兴国家。并身体力行，深入民间，搜集客家山歌；提倡妇女天足、婚姻自由、办女学塾；还在日本进行社会考察，在所撰的《日本国志》中记录下了许多宝贵的日本风俗事项。更重要的是，他对风俗之形成、特点、内容、研究目的和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他在阐述风俗之形成及其传承性、地域性、社会性、变异性特征时说：“虽然，天下万国之人、之心、之理既已无不同，而稽其节文，而乃南辕北辙，乘隔歧异，不可合并，至于如此：盖各因其所习以为故也。礼也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因人情而为之者也。人情者何？习惯也。川岳分区，风气间阻，此因其所习，彼亦因其所习，日增月益，各行其道，习惯既久，至于一成而不可易，而礼与俗皆出于其中。”又说：“风俗之端，始地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既成，虽其极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然；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夫事有是，有非，有美，有恶，旁观者或一览而知之，而彼国称之为礼，沿之为俗，乃至举国之人，辗转沉锢于其中，而莫能少越，则习之囿人也大矣！”“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此因时而异者也。”“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此因地而异者。”他把朝会、祭祀、婚娶、服饰、饮食、居处、岁时、乐舞、游宴、神道、佛教、氏族、社会、技艺、物产等皆作为风俗之内容。他研究风俗之目的，是移风易俗、改造社会、治国安民，他说，“先王之治国化民，亦慎其所习而已矣”，“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故于习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秉国多者，其念之哉”[68]。
2．第一部风俗史的出现
1912年，上海商业印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本风俗史学术专着《中国风俗史》，作者张亮采，江西萍乡人，生活于清末民初，书前《序例》署“宣统二年九月既望萍乡张亮采识于皖江之寄傲轩”，可知作者是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前夕完成了这一着作的。该书上起自太古，下至明代，把中国风俗的发展历史分为浑朴时代（自太古至周中叶）、驳杂时代（自春秋至两汉）、浮靡时代（自魏晋至五代）、由浮靡而敦朴时代（自宋至明）四个阶段来叙述。该书把风俗的范围和内容看得很广泛，如第二章，写唐代风俗，其目次包括饮食、衣服、科举之观念及仕宦之现影、忠义之缺乏、人民之规避税役、朋党、清议、氏族、家法、婚娶、赌博、斗鸡走狗养鹰、游宴、任侠刺客、械斗、巫觋、言语等。
在《序例》以及正文中，他还对风俗之形成、特征、采集方法做了分析介绍，特别是就风俗对于人民、社会和国家的影响，改良和革除落后的旧俗陋俗、发扬良俗新俗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书中说：“至有人类，则渐有群，而其群之多数人之性情、嗜好、言语、习惯，常以累月经年，不知不觉，相演相嬗，成为一种之风俗。而入其风俗者，遂不免为所熏染，而难超出其界限之外。记曰：礼从宜，事从俗。谓如是则便，非是则不便也。圣人治天下，立法制礼，必因风俗之所宜，故中国之成文法，不外户役、婚姻、厩牧、仓库、市廛、关津、田宅、钱债、犯奸、盗贼等事。而惯习法居其大半。若吉凶之礼，则尝因其情而为之节文。无他，期于便民而已。”“而欲使风俗之均齐改良，决不能不先考察其异同。而考察风俗之观念以起，观念起而方法生。于是或征之于言语，或征之于文字，或征之于历史地理，或征之于诗歌音乐等。穷年累月，随时随地，以芟集风俗上之故实，然后得其邪正强弱之野之故，而徐施其均齐改良之法。”
作者还在书中对我国古代社会风俗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并对各时代的风俗、风气加以褒贬评价，他写道：“是书分四时代，自黄帝以前至周之中叶，为浑朴时代，固历史家所公认，不待赘说。自春秋至两汉，民情尚诈伪，行奸险，新生势力，不讲道德，未若成周以上之浑朴，虽汉末名节之盛不能掩也，故命为驳杂时代。自魏晋至五代，矜尚风流，奔竞势利，轻藐礼法，不顾行检，以文词为事业。以科举为生涯，忠义衰而廉耻丧，故命为浮靡时代。自宋至明，有讲学诸儒，提倡实学，人知自励，尽洗五季之陋，仁义士清操直节，相望于数百年间，而负社会之责任者，不可胜数也，故命为由浮靡而趋敦朴时代。”
中国的社会风俗是极为丰富多彩的，但在此之前一直未见有人为它写一本像样的关于历史发展的书籍，张亮采担当此任，写下这本《中国风俗史》，遂开了历史之先河。
3．方志载俗的勃兴
清代后期，各地方志对风俗的采录和记载得以进一步的重视。在编辑体例上，风俗在书中的地位也得以一定的提升。如光绪版《山西通志》184卷，体例别开生面，分为辨方、序世、稽古、纪邻、述事、存人等六门；述事门中则设有“风土记”，用以专记风俗。《巩昌县志》则将风俗上升为门，与山川、古迹、物产、建置并列。《雩都县志》、《和平县志》、《远安县志》及《南城县志》等，对丧礼中的尚巫之风、堂祭之举、卜葬之俗的记载和评述，以及对诞礼、冠礼、寿礼、祭礼的记载等，亦比前代志书更为详尽。如同治《万安县志》载祭祖曰：“祭祖以清明、冬至节为期，每祭必先本醮坟，而后行礼。其族大财盛，能备祭仪者，先日设牌位，日午省牲，夜间习仪，质明行祭，皆整衣肃冠。主祭者，族长。分献者，房长。引礼者，绅士。执事者，儒童。总理其事者，头人。祭用三献，门外设燎火，其胙有生有熟，或发胙钱。主祭、分祭、引礼、执事、头人，另有生胙。秋祭，唯中元节，焚钱不醮坟，鲜有行祭备礼者，有之亦在中元节内。”
岁时节日农家之“送穷”，清代方志中也给以注意。同治《新昌县志》载云：“（正月）三日清晨，各家净扫堂室尘秽，以爆竹锣鼓送之水浒，曰送穷。”可见，其捕捉风俗之视角已比前代开阔。清代方志，还重视民间赛会活动。同治《会昌县志》将当地各月赛会，从元月至十二月，详加列述。各赛会之斋供、酬神、饮宴、游会均记其原委。对社会上的各类陋俗，许多地方志多注意加以记述和评析，如同治间江西各县之县志对流行于民间各地的各种陋风恶俗，既有记述，又有评析。《丰城县志》将所流行之陋俗，概括四项加以评述：一曰嗜巫，二日喜争，三日溺女，四日暴葬；且评曰：“且有溺女以求子者，尤可痛恨。”
此外，如同治《安仁县志》对土风、农桑、商贾、工艺之分述；《相城县志》先列历代文献后叙当代诗文论述本地之俗，再进而记载本地之俗，最后到评析“邑美之俗”与“邑俗之不美者”；《临川县志》对前历朝旧志所叙之摘编；《新淦县志》风俗篇记述终年之占候谚语；《会昌县志》土习、民风、女功、农事、工役、商贾、饮食、嗜好、歌谣、祈禳之分目，以及《万年县志》之附《改葬论》，《泰和县志》之附《士习书》，光绪《上犹县志》之附《戒溺女文》等，均为清代地方志体例之新创。而且有些清代方志还专辟有风俗志，专记风俗，内容更为铺叙详尽，道光《宁都直隶州志》之风俗志，长达万余言。
其他如同治《会昌县志》还重视对生产习俗的记载，记有二月播田下种、三月秧针秀茁竞相栽插、四月塞粪，至六月黄云遍野、大暑前收“百日早”，以及种席草、烟草等具体农务。此志还对妇女农闲时从事副业，采梓桃，日暴壳裂，篝灯拣仁，或榨油等彻日连宵的活动有所记述。
4．《清稗类钞》对当时风俗的萃集
《清稗类钞》，近人徐珂编撰，全书92类，1．3万余条，300余万字，涉及汉族风俗的有：第1册之时令、气候、地理、名胜、宫苑、第宅、园林、祠庙；第2册之礼制；第4册之种族、宗教；第5册之婚姻、门阀、姓名、称谓、风俗、方言、农商、工艺、孝友；第8册之丧祭、师友、会党；第10册之方伎、迷信、方外、赌博、音乐；第11册之戏剧、优伶、娼妓、胥役、奴婢、盗贼、棍骗、乞丐和第13册之舟车、服饰、饮食等。其中第5册“风俗类”所记涉及全国许多地区的风俗习惯，记有“全国习惯”、“以物价觇俗”、“开会”、“谒客”、“三朝”、“弥月”、“百禄”、“周岁”、“立嗣”、“干儿”、“寿诞之预祝补祝”、“冥寿”、“溺女”、“北人毁身求财”、“北人尚炕”、“都人之酒食声色”、“北方妇女之奢佚”、“京师之二好二丑”、“京城四大”、“都人不谈国事”、“山东沿海俗尚”、“甘人租妻”、“甘人重视饯别”、“吴俗前后有三好”、“苏乡妇女之俭勤”、“上海俗尚”、“乐平械斗”、“武穴淫风”、“雅州俗尚”、“昌化俗尚”、“宁绍典妻”、“处人冒祖”、“开化俗尚”、“闽广以人为鸟”、“闽人好名尚气”、“漳浦浪子班”、“石澳俗尚”、“粤人有七好”、“粤有三犬、“粤人好斗”、“粤人于外省人之感情”、“粤人多妾”、“潮人多异姓乱宗”、“粤有十姊妹”、“粤有不落家之俗”、“大埔妇女之勤俭、“粤西荡子赠簪”等，资料至为纷繁，有趣而可贵。是研究清代后期社会风俗文化的重要文献。
注释：
[1]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703～704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2]《湖南不缠足会简明章程》，《湘报》第30号，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
[3]卧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卷四。
[4]参见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一回。
[5]《申报》1896年7月23日。
[6]《时报》1905年6月12日。
[7]《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359页。
[8]《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禁烟文》，《临时政府公报》，第30页，1912年3月6日。
[9]易绍菊、彭准口述：《黄陂第一所女子学校——木兰学校》，《武汉文史资料》1985年第2辑。
[10]黄濬：《花随人圣贪摭忆》，第36页。
[11]陈谦：《香港旧事闻见杂录》（四），《广东文史资料》第47辑，1986年4月。
[12]黄濬：《花随人圣贪摭忆补编》，第59页。
[13]得硕亭：《草珠一串·时尚》，《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第54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4]陈作霖：《炳烛里谈》，转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下册，第300页，世界书局1935年版。
[15]彭泽益主编：《中国清代后期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39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16]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卷五，第16页。
[17]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525页。
[18]《文明小史》第14回。
[19]（美）德·希·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18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20]黄逸峰、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第18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1]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383页。
[22]徐珂：《清稗类钞》。
[23]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一，第2页。
[24]《大公报》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25]《申报》1909年12月25日。
[26]《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
[27]《申报》1912年8月9日。
[28]见《华亭县志》。
[29]《燕京岁时记》。
[30]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1094页。
[31]《清稗类钞》第12册，第6018页。
[32]黄濬：《花随人圣贪摭忆》，第270页。
[33]《申报》1876年8月19日。
[34]钟毓龙：《说杭州》，第4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5]钟毓龙：《说杭州》，第491～4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6]光绪《深州风土记》。
[37]同治《重修成都县志》。
[38]《顺天府志》卷一八。
[39]《清稗类钞》第5册，第1990页。
[40]沈守之：《借巢笔记》，引自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下册，第297页，世界书局1935年版。
[41]《清代日记汇抄》，第259页。
[42]《民社北平指南》。
[43]《杭俗遗风·丧事类》。
[44]钟毓龙：《说杭州·风俗》。
[45]范祖述：《杭俗遗风》。
[46]《燕京岁时记》。
[47]《燕京岁时记》。
[48]《燕京岁时记》。
[49]《中华全国风俗志·山东济南》。
[50]钟毓龙：《说杭州》。
[51]《燕京岁时记》。
[52]《燕京岁时记》。
[53]钟毓龙：《说杭州》。
[54]《燕京岁时记》。
[55]钟毓龙：《说杭州》。
[56]《燕京岁时记》。
[57]《盛世危言·僧道》，《郑观府集》亡册，第537页。
[58]钟毓龙：《说杭州》。
[59]同治《建州府志》卷十《轶事》。
[60]民国《醴陵县志·氏族志》。
[61]同治《石首县志》卷三《风俗》。
[62]《清稗类钞》第5册，第2203页。
[63]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江西省》，转引自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第482页。
[64]唐文权：《苏州工商各业公所的兴废》，《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5]盛宜怀：《愚斋存稿》卷七，第36页，武进盛氏思补楼刻本，1932年。
[66]闵杰：《戊戌学会考》，《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67]《劝戒缠足从说》，《万国公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
[68]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四《礼俗志》，光绪二十四年浙江书局重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