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冬至，是个大节，有“冬至大如年”之说。如苏州，“先日，亲朋各以食物相馈遗，提筐担盒，充斥道路，俗呼冬至盘。节前一夕，俗呼冬至夜。是夜，人家更速燕饮，谓之节酒。女嫁而归宁在室者，至是必归婿家。家无大小，必市食物以享先，间有悬挂祖先遗容者”。
十二月初八日，俗称“为腊八，居民以菜果人米煮粥，谓之腊八粥；或有馈自僧尼者，名曰佛粥”[53]。十二月十九日，官府各衙门要封印。封印之后，京师“梨园戏馆择日封台”[54]，“开门授徒之塾师与人家延聘教读老夫子，均于此时散学，名曰解馆。商家一年三节收账，惟年关节账为大结束，不能稍有通融。故二十日为止账之期，以后须清理前账，交易以现钱，不能赊欠矣”[55]。十二月二十三日，谓灶神生日，各地要送灶，亦谓之谢灶。京师祭灶，《燕京岁时记》曰：“民间祭灶惟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草豆而已。祭毕之后，将神像揭下，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
除夕将近，各地均要除尘。光绪《祥符县志》曰：“当除之夕也，洒扫庭阶，陈设供奉，人更后，启外门鞠躬迎神以人，奉爵以安神位献岁三日，不敢洒扫，虑尘神几筵也。”除夕夜，在北方有“煨岁”之俗，取辟邪趋吉之意。“取松柏枝之大者，插于饼中，缀以古钱、元宝、石榴花等，谓之摇钱树”；“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咫，粘之门前，与桃符相辉映”。“年饭用金银米为之，上插松柏枝，缀以金钱、枣、龙眼、香枝”[56]。杭州除夜有挂祖宗图像、饷老鼠等习俗，《说杭州》曰，“祖宗遗像，俗名真纸，或作神子，择一室，按序悬挂之”；“分岁既毕，酌取残肴少许，贮一小碗中插以残烛及红花，置床顶，或室之幽暗处，名目老鼠粮，以饷老鼠。俗传此夜为老鼠做亲之夜，如此则鼠不为害也”。此外，除夕夜放炮仗、吃团圆饭、守岁、分压岁钱等，则是各地普遍流行的风俗。
2．日渐式微的信仰风俗
清代末年，汉族民间信佛之风颇盛。《清稗类钞》载晚清佛教的状况时说：“寺院遍郡邑，供奉文殊、普贤、释迦、观音诸像。晚近信徒多乏知识，但业忏醮为生计。男称僧，女称尼。惟人情每不能脱然生之际，故中夏社会仍多信之，用以治丧，外人遂称我国为佛教国。”
至于晚清汉族社会对道教的信仰，则集中表现在对道教俗神的尊奉上。例如，雷公本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司雷之神，道教奉为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说他能用符咒召役，以除妖孽。于是，民间就信奉雷公，说他能击妖孽及忤逆不孝之人。为了表示对道教的信奉，许多人还讲求斋法，或设供斋以求积德解愆，或节食以求诸神保寿，也有的静心以求除嗜欲，去秽累。在晚清，据郑观应估计，在汉族地区，“僧道两门所聚徒众部下数十万，或众至百万人”[57]。
这一时期，民间俗神信仰最为发达的要数江浙、福建、广东一带东南沿海地区，浙江杭州，“信鬼神，好淫祀”，在清时仍有案可查的祠庙宫观就达200多处，其中属于神道、神话和民间传说的寺庙就有50多处，如玉皇殿、宗阳宫、三官庙、太岁庙、雷神庙、火神庙、东岳庙、城隍庙、水神庙、龙王庙、华光庙、财神庙、月下老人祠、花神庙、樟树庙、白马庙、白泽庙、救命王菩萨庙、天后宫、顺济庙、协顺庙、广惠庙、飞鹅福王庙、半山娘娘庙、广福庙、马滕庙、喜神殿、痘神庙、周宣灵王庙、晏公庙、屠墟庙、二圣庙、崔府庙、金元七总管庙、运德海潮神庙、刘猛将军庙、张大仙庙、药皇庙、机神庙、通神庙、先蚕庙、仓圣庙、禹王庙、伍公庙、祖师殿、防风氏庙、福神庙、潮王庙、钱王祠、关帝庙、酒仙祠、岳王庙、金龙四大王庙、戚少保祠、朱大天君庙、张苍水祠、文昌庙、葛仙翁庙、吕洞宾祠等[58]。在福建，《福建通志·风俗志》指出：“闽人好鬼，习俗相沿，而淫祀惑众。”
至于各地的庙会，则常有善男信女云集而来，求神拜佛，祛灾许愿。《燕京岁时记》曰，京师“每至三月，自十五日起，开庙半月，士女云集”。并有善男信女舍身。范祖述《杭俗遗风》曰，“七月为东岳大帝朝审”，凡舍身男女均需事先登记，编序班号，届时“男女有愿舍身委身前执役者，名曰投文”。
民间各行各业均有行业神信仰，如梨园子弟除奉唐明皇外，又以田相公为行业保护神。俞樾《茶香师丛钞》曰：“习梨园者，共构相公庙，自闽人始。旧说为雷海青而祀，去雨存田，称田相公。”
此时，民间对符咒的信奉，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着名的义和团运动中，许多义和团战士都相信胸前佩了符咒，就可刀枪不入，面对红毛子的洋枪洋炮冲锋陷阵，而为此丧生。（图157）至于民间的各种巫术禳解活动，则有上刀山等。姚端公《点石斋画报》上有一幅“高上刀梯”图，其文字说明为：“湖人笃信鬼神，有病不事医药，惟召巫禳灾。巫之术不一，而以上刀梯一事为尤奇。”道光年间江西人黄勤业曰：“蜀俗抱病之家不事医药，请人祈神，祈者衣锦诡异，极似鲍老登场，名跳端公。”
但到了清末时期，西学传来，特别是洋务运动后，办报刊，译西书，设学堂，使近代科学知识得到初步传播，各种迷信活动便相应衰微，人们的迷信心理也日渐淡薄。这在当时的小说中也有所反映，如《文明小史》中的抚台万岐奉命调鄂，到达之日，恰逢五月中旬。向例官员五月是恶月，不接印，但这位“锐然以革弊自任”的抚台，却不讲究禁忌，当时便去拜见前任抚台，次日接印，上任视事。
3．帮党林立的社会风俗
清代后期社会的家庭和宗族风俗基本上是前期的延续，“义门”式大家族家庭仍然得到朝廷的提倡，使这些大家庭仍艰难地维持着面上的荣光。如蓟州郝氏，七世同居，百多口男耕女织，读书出仕，出游不超过20里[59]。但由于社会崇尚“妻子儿女”的小家庭，故“义门”式大家族家庭日趋衰落。此时，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故宗族组织得以强化。在有些聚族而居的村落，宗祠并非一族一座，大的宗族建有总祠、支祠，数量达数十座之多。如湖南醴陵，3000人以上的93个宗族共建祠堂603座，其中丁氏一族即建有祠堂77座[60]。每至清明、冬至春秋两季合族祭祖，称族祭。祭祀时“衣冠整肃，鼓乐具备，肴馔酒醴，皆务丰洁，族长以下第行礼”[61]。祭后合族聚食或颁祚，以分享祖宗福泽。每遇兵乱，许多宗族则聚族自保。
在这一时期，宗族之间械斗成风。如江西乐平“人皆剽悍，辄以鸡肠细故，各纠党以械斗。其俗，凡产一男子，须献铁十斤或二十斤于宗祠，为制造军械之用。戚友之与汤饼会者，亦以铁三斤投赠，以故族愈强者，则军械巨炮愈多”[62]。有的地区“聚族而居，族与族之间，疆界划然。偶有小事龃龉，则各集百姓壮丁，各执戈矛与土炮等军器以决雌雄，名曰械斗”[63]。此风尤以南方为盛。
清代后期商业发展较快，故社会上行会组织较发达。当时的行业组织主要是商帮和会馆。其风俗与前期基本相同。又有公所，多为业缘组织。据统计，在清末，仅苏州一地就共有各行业的公所157个，可见其组织发展之兴盛[64]。公所的作用，主要是“联络同业之声气”、“维护同业之信用”，并制定行规，以防止恶性竞争。公所的大量诞生，是清代后期行会风俗演变的主要特色。清代行会组织还有根据行业神比及场所名称而命名的阁、宫、观、庙等，如汉口木工业组织称“鲁班阁”，银炉场帮称“太清官”，长沙鞋铺组织称“乾元宫”，景德镇陶器帮称“景仰书院”，杭州机户组织称“机神庙”，苏州机户和机匠组织称“园妙观”等[65]。
清代末年，则出现了商会组织。此时的商会已有完备的章程、严密的组织分工、层次分明的权能体系、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较齐全的内部控制机构，已属于机构较健全、规章较严整的近代工商业社团组织。
清末的文人结社组织又有“学会”。其中有许多政治性学会，如北京强学会号称“名士入会者百计”，南学会“每会集者千数百人”，保国会也是“集者数千人”，以聚众讲学的形式，讥评时政的议论。同时又有一批以改良社会风俗为宗旨的学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不缠足会”、“延年会”、“戒烟会”和“剪辫团”等。（图158）不缠足会，光绪六年（1880年）首先在福建厦门建立，规定凡立约画押，保证履行该会不缠足公约者均可人会。公约规定会员的女儿均不得缠足。此后，全国先后出现了不缠足组织27个[66]；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上海创立不缠足总会。规定“凡人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凡人会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上海不缠足总会创立后，举国响应，各地竞相效仿，入会者竟达30万众[67]。（图159）
同时，晚清时期，社会上江湖帮社、会党组织名目繁多，帮派林立，主要可分为天地会和哥老会两大派系。天地会主要活动地区在福建、两广以及湖南、江西、云南等地。哥老会兴起于四川，太平天国时期迅速蔓延到湖南、湖北和贵州、陕西等地；清末，长江流域成为哥老会活动最盛的地区。此时的江湖会党组织都有一套十分独特的山堂（香堂）制度，入会者要歃血为盟；各帮派都有其独特的黑话；内部立有极端严格的家法，若有违反，轻则体罚，重则丧命。会党组织的发达，为当时社会风俗的主要特点之一。
六、清代后期风俗学史概况
1．清代后期学者的风俗学理论建树
清代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发展，我国的传统风俗得以空前的丰富，又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外国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风俗学着作空前地多了起来。特别是到了清末，更出现了黄遵宪这样在风俗学理论方面有突出建树的“风俗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