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咸丰年间，以徽班为基础的京剧形成，至同治、光绪年间，开创了一个兴盛的局面。京剧演出受到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汉族官贵与平民的普遍赞赏。（图150）成为他们娱乐休闲的主要生活方式之一。与此同时，各地的地方戏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流行于安徽等地的泗州戏，流行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花灯戏，以及山东的吕剧、五音戏，江苏的锡剧，山东及河南的二夹弦，台湾的歌仔戏，湖北、江西的楚剧，浙江的婺剧、绍剧，广东的潮剧等，均成为当地民众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
此时，在民间自娱自乐的休闲娱乐方式则有舞狮、跑旱船、开路、中幡、杠箱、官儿、五虎棍、跨鼓、花钹、高跷、秧歌、什不闲、耍坛子、舞大头和尚等。也有“走会”、“过会”或“社火”表演。
在清末沿海地区的一些城镇，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西式文体娱乐项目如看电影、幻灯、话剧、跳西洋舞、玩扑克牌等，已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上层社会的主要娱乐休闲方式。如观赏西洋戏剧，上海“每逢英历18号在西国戏馆开演诸剧……往观者则携小扶老，道路间颇形热闹”[33]。比起戏剧，对大众影响更大的是电影。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电影正式传人中国，上海一些戏院茶园开始陆续上映电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北京也开始放映电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第一部中国无声电影《定军山》拍摄成功。这是一部戏剧片，主角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伶界大王”、京剧谭派艺术的创始人谭鑫培。电影上映之时，百姓反应极其热烈，竟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西方娱乐方式的进入，使汉族社会文化娱乐风俗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而带有近代性的特征。
3．新风初露的礼仪风俗
清代后期汉族社会的诞育风俗基本传承前期的固有成式，在祈子方面有新娘传袋、“麒麟送子”、观音赐子等。在福建闽侯则出现了“拍喜”之俗，即于元宵之夜，亲邻持竹杖觅未受胎之新妇笞打，谓之拍喜。民间以为妇女不孕是因身上有邪祟作怪，鞭笞棒打驱除邪祟，才能怀孕得子，反映出当时社会风俗中的愚昧性。
产妇临盆时，各地也有一系列的禁忌，如安徽产妇临盆时，戒随意乱泼盆中污水，恐污及送生娘娘，招来灾祸。婴儿出生三日后“洗三”的仪俗，在汉族社会中传承已久，清末仍然沿之，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曰：“三日洗儿，谓之洗三。”民间恐育儿不大，除寄名神佛之外，还普遍流行认干亲风俗。钟毓龙《说杭州·说风俗》曰：“一因子女之八字不能永年，宜出寄于属某肖之人，方能解免；一因子女之八字冲克父母，出寄所以远之也。此皆算命先生之言，而承寄者亦以此二项为多。”[34]甚至有认鬼神为干父母的，钟毓龙《说杭州》曰：杭州“武林门外马塍庙之无常鬼，（小儿）寄之者独多，呼之曰胡阿爹胡干爷”。
婴儿周岁周啐风俗除抓周外，江南孩童还要斋王母寿星，戴百家锁，亲友送礼相贺。钟毓龙《说杭州》：“百家锁者，乞取百家之钱而制之。其中以劳、顾、万、年、陈五姓为最重要，谓其牢能过于万年之城也。”[35]
男子成人时的冠礼风俗，清代后期已基本废之不用，但有些地区仍有简单的仪式，如直隶深州，“士民家自十五六至二十余岁择日加帽，其蘸宴诸仪久废”[36]；有些地区则附于婚礼。如四川成都，“婚前一日，父命其子至当前，亲加冠服，教以成人之道。祀祖毕，亲友簪花披红，举酒酌贺”[37]。
清代后期，民间贺生日、祝寿之风颇盛。尤其是为老人祝寿，大摆排场，甚为铺张。《上海研究资料》一书记载同治年间上海知县叶廷青为母亲做寿，寿日前一天为预祝；寿日那天为正寿；寿日翌日为谢客。正寿筵席分上下两等96桌，其贺客轿夫、随役、厨夫、茶夫等勤杂人员共吃寿面2050碗。可见场面之大。（图151）
晚清社会品官士庶的婚礼各依官方规定的婚礼制度而行，论婚先使媒妁，然后选吉日纳娶。至于婚礼程序，此时已有了简化的趋向。如光绪《顺天府志》曰：“昔日娶亲风俗，头日迎妆，二日娶亲，三日会亲。进改为早晨迎妆，上午娶亲，下午会亲。”[38]（图152）迎娶之日，各地风俗已有所不同，有的“置马鞍于门限，令夫跨过。院中设香案，置斗粟，插弓矢、铜镜、秤杆与内，南向拜之”；有的“自新妇至门口至人房，俱有一人在旁唱喜歌，手提篮盛胡桃、铜钱、碎草、乱撒之，谓之下亲”；有的“新妇舆至门，新娘抽矢三射，云以去煞神”；有的“食水饺，饺不熟，即熟亦讳言之。生者，取生育之义也”；有的“及夕，新郎新妇取花插之窗，必在窗之低格，愈低，则得子愈早”等等[39]。
这一时期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婚姻的门第观念受到冲击，出现择亲论财的现象。咸同时文人议论说，“乾嘉之前，圜圜之子，虽拥厚赀，士大夫绝不与通庆吊”；而道光以后，“士人一登科第，择乡里之富厚之者，广送朱卷，不问其出身奚若……甚且结为婚姻”[40]。婚姻论财不问门第当是商品经济发展、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一个标志。广东等地，则因男子出洋者众，出现了空妇婚习俗，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曰：“粤东有被人掠卖至外国为苦工者曰猪仔，若其家已为聘妻，久俟不归，则仍迎娶如仪。”
到了清代末期，旧的婚姻制度受到了维新派、革命派的猛烈抨击，社会上刮起提倡自由恋爱、自主结婚的“文明结婚”之风，如流行于士大夫中的西式婚礼，“其法，牧师衣冠被向，立其前，设一几，几上置婚书条约。新郎新妇南向立，牧师将条约所载——举问。傧相为之代答。然后望空而拜，继乃夫妇交揖，礼成即退，殊为简略”[41]。其实这里的“西礼”已做了变通，一是牧师提问由“傧相代答”，二是新婚夫妇不是“互吻”而是“望空而拜”、“夫妇交揖”。
在清末的上海，有的女青年在订婚后由媒人陪同择日登门拜见未来的公婆、丈夫，此后男女双方可以互相接触，此俗被称为“通脚”。并有“文明婚礼”流行。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记曰：“亲迎之礼，晚近不用者多，光、宣之交，盛行文明结婚，倡于都会商埠，内地亦渐行之。礼堂所备证书（有新郎、新妇、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姓名），由证婚人宣读，介绍人（即媒妁）、证婚人、男女宾代表皆有颂词，亦有主婚人宣读训词、来宾唱文明结婚歌者。”至于婚礼程序，则有证婚入主持新郎新娘签证婚姻证书，证婚人为新郎新妇交换饰物；新郎新妇行结婚礼，东西相向立，双鞠躬；主婚人、证婚人致辞；新郎新妇谢证婚人、介绍人；男女宾代表致颂词，赠花；新郎新妇致谢词；女宾代表唱文明结婚歌；新郎新妇行谒见男女主婚人及男女族全体礼；男族女族全体行相见礼；筵宴，等。富有现代气息。
清代后期，仍然实行丧葬有制。民间丧葬礼俗仍以传统为主，人死，北京丧仪要开殡书、念“倒头咒”[42]。南方则要于孝堂外挂遗像、挽联，设神主，小殓后还要给死者套米斗。民间认为尸体旁有十二生肖动物走过，要僵尸挺立，套上一个米斗，尸体便站不起来了[43]。
人死三日，要“接三”，《民社北平指南》曰：“死三日，为接三。”南方“接三”则有题主之俗。《杭俗遗风》载：“殁日之第三日，请善书者题书神主、魂魄二幡。”
人殓，《南京采风记》曰：“人殓，届时亲人均须环送，即将亡者舁入棺内，棺内诸物为：黄土、石灰、炭屑、雄黄、衾、褥、鸡鸣枕、脚炭、纸卷；棺外诸礼节为：兜巾、暖肩、分金、收钉、上凳、安位、叫好、正荐魄幡。”
出殡时，亲友要前去吊丧送葬，届时所送的吊仪有所讲究。《杭俗遗风》载曰：“除亲友送礼吊奠外，至亲如儿女亲家，又须上饭。礼用素席汤饭、龙香彩烛、五花五神、祭轴、绫匾、绫对、四事。”（图153）川陕地区出殡时要给死者发“路引”。“路引”是一张木刻印纸，上印有籍贯、姓名、年龄、出生、住址等，并盖有“阴天子印”、“城隍印”和“地方衙署印”，是死者赴阴间的通行证。
传统的七七追荐之俗，在清代后期依然流行。首七，南方一般在死后的第六天举行，《杭俗遗风》曰：“做七，须在第六日上，故首七名曰敲头六儿。”
清末，在西俗东渐的影响下，汉族社会的丧葬风俗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如有的地方不请僧道设坛诵经而请西洋乐队吹奏，有的地方举行追悼会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光宣间，有所谓追悼会者出焉。会必择广场，一切陈设或较设奠为简，来宾或可不致赙仪。”追悼会的议程大致是摇铃开会，报告开会宗旨，宣读祭、诔之文，鞠躬致礼，演说，奏哀乐等等。
五、清代后期汉族风俗文化的基本构架（下）
1．趋向人本的岁时风俗
清代后期的岁时节日风俗，基本继承前期固有的格局，而少有更张。但与前期相比，则节日活动已少了许多求神拜佛、驱邪辟祟的内容，增加了许多趋吉祈愿、自我娱乐的色彩，而更为人本化。元日主人早起放开门爆仗，并拜祖先神像是汉族地区过年时的传统风俗，清代后期虽然此俗仍存，如浙江杭州“元旦，晨起开门，施放爆竹”[44]；但流行更多的是许多趋吉习俗。如北京要“挂千”，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挂千》曰，“挂千者，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杭州“以除夕所预书之开门大吉红条，贴于大门之上”；台湾则有“贺正”，同治《淡水厅志》载：“向吉方出拜亲长师友，曰贺正。”（图154）
十三日，北京灯节开始，《燕京岁时记》曰：“自十三以至十七均谓之灯节。”南方则在十三日将龙灯拿到龙神庙“点睛参谒挂红，称为龙灯开光”[45]。十五日为元宵节，此日最主要的习俗活动是张灯，北京“内廷筵宴，放烟火，市肆张灯”。而节俗食品，北方“十鲜俱备，而以元宵为大宗”[46]。南方杭州则称元宵为“灯圆”，“以糯米粉搓作大团，其中实有细节之杂物，如胡桃、花生、芝麻、枣子、鸡油、洗沙之类，名曰灯圆”。
清代后期，北京灯市已实行灯与市分家，《燕京岁时记》曰：“今则灯归城内，市归琉璃厂矣。”此时，元宵节还流行请紫姑占卜的活动，“以淘箩盛米，并置筷一双，覆以绸帕，至厕所迎之，谓可以占农事，卜休咎”。（图155）
正月拜年是各地均有流行的风俗，南方则有“有心拜年，寒食不迟”的说法。在正月中，北京有逛白云观的习俗。《燕京岁时记》曰：“白云观……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十九日，游人络绎，车马奔腾。至十九日为尤盛，谓之会神仙。”
清代后期，立春日迎春之俗流行不辍，《燕京岁时记》曰：“立春先一日，顺天府官员到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饼，妇女等多买萝卜而食之，曰咬春，谓可以却春困也。”
农历二月初一，北方祭日，并吃“太阳糕”。《燕京岁时记》曰：“二月初一日，市人以米面团成小饼，五枚一层，上贯以寸余小鸡，谓之太阳糕。都人祭日者，买而供之，三五具不等。”二月二日，为春龙节。咸丰《武宣府志》曰：“以二日为春龙节，取灶灰围屋如龙蛇状，名曰引钱龙，招福祥也。”这一日还禁忌妇女在家用针线，以为用了便会伤害龙的眼睛[47]。南方则以二月二日“家家举行之，以祀土地”。二月春分，有祭祖之俗，《燕京岁时记》曰：北京“宫中祠庙皆有大臣致祭，世家大族亦于是日致祭宗祠”。
三月初三日，在南方有郊外踏青、戴荠菜花之俗，《说杭州》曰：“是日踏青，男女皆戴荠花。”三月清明日，北京“惟祭祀扫坟茔而已”；各寺院“制造法船至晚焚之”，并设“盂兰会”。夜晚，则有“荷叶灯、蒿子灯，莲花灯”，沿河要“放河灯”[48]。山东清明如“寒食日，从中元日、十月朔，皆至墓前，陈祭品展拜，焚冥镪，加土，用土块压纸钱至于坟顶上而回”[49]。南方则除扫墓、祀祖外，还有“驱虫”、“购清明狗”、“寒食躲青”等习俗[50]。
二十八日为东岳诞辰，各地有东岳庙会。北京东岳庙会的日期长达半月。《燕京岁时记》曰：“东岳庙在朝阳门外二里许，除朔望外，每至三月十五日起，开庙半月，士女云集，至二十八日为尤甚。”
立夏日，杭州店铺作坊各伙友，皆得休假，有“五郎八保上吴山”之谚。节俗食品是乌饭，并有秤人之俗，《说杭州》曰：“男女老少，除有孕者外，皆须以秤称之，计其轻重，以与去岁比较其肥瘠。”
四月初八日浴佛节，“诸寺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竟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水，覆以花棚，铙钹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杓浇灌以求布施”。四月二十四日，江南俗传为朱天君生日，实际为祭祀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钟毓龙《说杭州》曰：“是月二十四日，为朱大天君生日……实则明之崇祯皇帝也。朱者其姓，君即皇帝也。”
五月初五端午节，各地均要吃粽。并有驱“五毒”、避邪之俗，喝雄黄酒、挂菖蒲剑、挂桃叶、贴符条等，即辟毒驱邪之常见手法。此时的厌胜物已从古代朱索桃印、艾人、五彩缕、赤灵符中，滋生出天师符、彩葫芦等。天师符，市面已有出售，《燕京岁时记》记载，每逢端午节，北京一带的街面店铺，都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天师、钟馗之像，或绘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出售。端午节，江南各地有龙舟竞渡。杭州西湖龙舟竞渡，“舟约四五只，长各四五丈，头尾据高，彩画如龙形”，但由于道光时，湖中竞渡溺毙多人，官府禁止之，其后遂不复举行。
汉族社会自古即认为五月为“恶月”、“毒月”，该月毒虫滋生。瘟疫流行，易得病灾，因此形成了许多禁忌。至清代后期，北京仍有该月不迁居、不糊窗隔之俗，杭州则有小孩不剃发的禁忌。北京民间还流传着端午日井水有毒之说，故该日禁忌从井中汲水，每户都要在前一日争相汲水，蓄满缸釜。上海一带忌讳称恶，故称善月。
六月六日，《燕京岁时记》曰：宫中“象房有象时，每岁六月六日牵往宣武门外河内浴之，观者如堵。后因象疯伤人，遂不豢养。光绪十年以前尚及见之。同治末年、光绪初年，越南国贡象二次，共六七只，极其肥壮。都人观者喜有太平之征，欣欣载道”。六月十九日，俗传为观世音菩萨出家之日，江南城乡善男信女多往寺庙进香。在江浙一带，“有好事者，且于湖中大放花灯。其法用纸扎荷花形，下缀以木片，轻浮水面，中燃红烛，多至干余盏，随波飘荡，掩映满湖。是夜茶楼酒肆面食店，通宵达旦，概不收市，利几三倍焉”。
七月七日，山东民间为牛生日。咸丰《武宣府志》曰：“七月七日……牧童采野花插牛角，谓之贺牛生日。”这一日要以酒食款待耕牛，以示恭敬。初七日清晨，俗谓“乌鸦喜鹊飞鸣较迟，俗谓之填桥去”[51]。江浙民间妇女多要于此日以槿柳叶洗头发，以为可以如织女般黑亮。其夜则有女子乞巧之俗。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江南有“盂兰盆会”，其资费由富商或夫绅筹募，在娱鬼的同时，也起娱人的作用。
八月十五中秋节，南方除赏月、吃月饼外，又有各种“偷”俗，如“偷儿女”、“偷瓜”和“摸秋”等，民间以此祈子。如陕北地区在中秋之夜家家摆出瓜果祭月、赏月时，一些无儿无女的人家便于夜深时去别家偷摸一些红枣、瓜果等食物，取其“早生贵子”之吉，俗称“偷儿女”。即使此行被主人发现，也不会追究，一笑置之。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地则去邻里菜园偷冬瓜或南瓜，以彩色绘成人面，裹以衣服，送至不育者家。（图156）其妇得瓜，剖食之，以为这样可得子。
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吃糕、赏菊、饮菊花酒等传统习俗依然流传。
十月初一日，南方名曰“十月朝”，《说杭州》曰：杭州“例行城隍会……即为赈济孤魂者”。此日，朝廷则要颁新时宪书（历书），“大小书肆出售宪书，街巷间亦有负箱唱卖者”[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