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许多娱乐习俗已走出传统的节俗娱乐模式，而趋向商业化运作。当时城市居民除了在节俗中参与各种娱乐活动，如元宵的点灯、清明的踏青、端午的龙舟竞渡、重阳的登高等外，平时不定期的商娱活动也极其繁荣。在两宋都城汴京和杭州还建立了称为瓦肆的专门娱乐场所，里面集中了大量的杂剧、百戏、说书、杂技和武术等商业性表演，“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娱乐业极其火爆。
最后，攀比豪奢的城市习气日益浓厚。奢侈的风气在古代的城市，尤其是在都城中都曾出现，在豪富与贵族间往往形成斗富竞奢的风气，宋代城市习俗的发展也不例外。史载：当时都城中，富贵之家“辇毂之下，奔竞侈糜，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遗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盛”[14]。他们衣要鲜丽，质要高档，即使“闾阎之卑，娼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15]。凡有饰物流行，立即风靡全城乃至全国，以至统治者多次下禁令，禁止各类高档豪奢的饰品在民间通行。
正是这些在城市中趋于形成或定型的风俗事象，不仅对城市居民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流风所及，也对宋代的整个城乡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随之而发生变化，如生育，南宋时期江南一些城乡的贫困人家，不重生男重生女，因女儿可以“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捋拾娱侍”，以换取金钱；婚姻则不再注重门第，而看重钱财，买卖婚姻风气大开，等等。
3．宗教化俗
两宋时期，社会为佛教的深入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加上佛教为求自身的发展，不断地中国化、简易化和世俗化，以致佛教的影响渗透到整个中国社会。当时除众多的僧侣外，出现了许多不出家受戒的佛门弟子，如《五灯会元》中收录的着名文人士大夫就有杨亿、李遵勖、夏竦、赵汴、苏轼、苏辙、黄庭坚等。至于虽未皈依佛门，却精通佛学的人士更不计其数。这样，就使汉族文化在发展中糅合了诸多佛教因素，促使宋代在很多方面的习俗产生了更新和变异。如民间流行的各种信仰中，传统神谱出现了较大的变动，不少佛教神被“中国化”后纳入了民间神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熔佛、道和传统信仰于一炉的大杂烩式的民间诸神体系。同时，外来的佛教因素在宋代民间信仰习俗的方方面面也得到了反映。像庙神崇拜中，一种“功德坟寺”在宋代有了新的发展。功德坟寺是由个人或家族舍住宅、捐资财所修建的私人寺庙，主要功能是为寺产主及其家族看守坟茔地，并作为斋供祭祀其祖先的场所，它作为传统家庙的补充，起着维系和增强家族凝聚力的作用，同时也符合尽孝的传统伦理，因此，国家不仅不制止，还加以赞许和鼓励。宋代人生礼仪与信仰民俗关系甚为密切，呈现出一种由生到死的社会生活过程和由死到生的信仰生活过程，这两种过程的循环受佛教“轮回”、“转世”说的影响至深。产俗中的求神送子、记生辰习俗；婚俗中的问卜、冥婚习俗皆为宗教影响下形成的习俗。特别是丧葬习俗，除道教因素影响兴盛卜兆宅葬日、看风水等外。宋代民间在治丧过程中普遍增加了请僧人念经，大作法事等习俗内容。据王楳《燕翼诒谋录》载：“丧家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作佛事，曰：资冥福也。”出葬用僧道威仪前行，虽政府禁止，但“今犯此禁者所皆是也”。可见，这已成为一股风气。火葬在宋代兴起，也明显受佛教的影响。《容斋随笔·续笔》卷十三：“民俗火葬：自释氏火化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元廷对火葬的态度比较强硬，但有元一世，火葬习俗在汉族社会不但没有受禁，反而随佛教的进一步盛行，火葬习俗愈演愈炽。
宋代的节日习俗，受佛教因素熏染也较为集中。元宵灯节，汴京城中所扎的大型彩灯中有骑着狮子、白象的文殊、普贤像。四月初八相传为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日，届时各寺院都举行浴佛斋会，宋代民间也积极参预了这一活动，形成了一系列的民俗活动，并成为固定的节日。宋代的七夕节俗中增加了制作“磨喝乐”这一内容，磨喝乐原是佛教中的一位神灵，宋人汲取了这一神名，制成一种土偶泥人形象，用于祭祀牛郎星和织女星。当时汴京街市上，多有磨喝乐出售。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亦称“盂兰盆节”，民间俗称“鬼节”），至宋代，已演变成糅合了佛道及民间信仰多种因素的以祭礼祖先、追荐亡灵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节日，十二月初八的“腊八节”，据佛教传说，释迦牟尼于此日成道，故每逢此日寺院要作佛会，并送门徒“腊八粥”。佛教这一惯例在宋代也成了民间的习俗，届时，民间“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16]。
4．理学制俗
宋元，在思想意识领域内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程朱理学的形成和发展。程朱理学把儒家的纲常与佛教的禁欲主义相糅合，是封建地主阶级加强思想专制的表现。在程朱理学的支配下，封建的“三纲五常”被视为不可触犯的“天理”，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势必对宋元风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理学家严格要求人们努力去践履“父慈子孝”的封建伦理，把“孝”道当做封建伦理首先的一个重要标准，大加宣扬，而“事死为生，事亡如存”又被作为履行孝道的主要内容之一，因而。妥善安葬亲人遗体，改进葬墓方法，使尸体长期保存不腐，在宋、元丧葬制度中受到了特别的重视。朱熹在总结二程提出的深葬防水：松脂涂棺椁、石灰封墓葬的防腐措施，司马光关于墓室结构讲求实用的设计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全面地提出一套关于棺椁制作、墓葬的构筑等的墓葬方式，遂成为封建社会后期流传和影响极为深广的一部丧葬礼仪制度。南宋时期，朱熹所倡导的墓葬的首要目的要放在保护棺椁、墓葬上，提倡和普及新型的墓葬结构——“灰隔”的使用等，在南方地区已十分流行。元代，在南方汉民族地区也仍继承南宋的旧制。
但是，理学形成于南宋一代，并未确立为当时统治思想，况且宋代统治者对理学又曾严加禁止，《宋史·道学传序》中说：“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历禁焉。”所以理学对宋代社会实际生活影响并不太大，而且一个理论从提出到形成社会影响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故如何看待理学对宋代风俗的影响要作客观的分析。如程颐所提倡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节观念，朱熹极为推崇，在他们的倡导下，孀妇为尼的事件连续出现，“贞妇”、“烈女”不断增多，但对宋人尚未在观念和行动上产生深刻影响，立刻扭转宋代妇女再嫁的习俗，连朱熹自己都承认，他的观点和做法，百姓看来“诚为迂阔”[17]。不过，随着统治阶级对理学的提倡推崇，这些迂腐的思想也逐渐在社会上渗透，并对习俗开始产生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三、五代宋元汉族风俗文化的主要特点
1．逾礼
南宋楼钥曾说：“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全系纪纲。”[18]故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礼制，想用“贵贱不相逾”的制度化生活方式规范社会，使“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令民循礼蹈规，各安其位，以确保统治。“受到礼制束缚的宋朝初期”，“都城中的社会风尚基本是拘谨、俭约、守成的，呈现出恪守礼制、安分守己、繁文缛礼的精神面貌和单调呆板的生活方式”[19]。基本上做到“贵贱之别，望而知之”。《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百载：“方是时，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库府羡溢。”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利逐末”思潮的激荡，物质生活的更新，统治机构的日趋腐败，恣意享受风气大开，禁令失控，金钱凌驾于纲常名教之上，遂使“政宽法慢，用度渐奢，风俗渐薄”[20]，越礼逾制被视为当然。如服饰，宋初尚且有突破有关礼制的规定，到宋中后期，士庶更是不受政府法规束缚。真宗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时曾说：“京师士庶，迩来渐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镶金以饰，虽累加条约，终未禁止。”[21]妇女们更大胆违抗传统的服式和官府的规定，时有创新，以至“衣服无章，上下混淆”[22]。宅第园圃、服食器用“惟意所致，无复分限”[23]。政府规定庶民之家不得乘轿，而“今京城内暖轿，非命官至富民、娼优、下贱，遂以为常”[24]。都城男女，婚嫁不顾门第、等级的悬殊，以聘财、嫁奁作取舍，以至“宗室女当嫁，皆富家大姓以货取，不复事铨择”[25]。“明立要约，有同鬻卖”[26]。政府视为与礼俗相悖的火葬广为流行，等等。越礼现象不仅富家巨室如此，在平民百姓中也十分普遍。冒利犯禁，奢侈违命，突破贵贱堤防，无视官府规定，使两宋社会风尚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2．创新
既然五代宋元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具有一种对传统礼制的叛逆特质，那么，它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则必定有一定的创新秉性。所以，此时的汉族风俗文化又有创新的特点。
汉族的丧葬自古以来讲究“入土为安”，盛行土葬。但在宋代火葬却形成高潮，成为民众一种最为盛行也最为普通的葬法。宋代的火葬风俗是在吸收了西北少数民族的习俗和佛教信仰之后，成为士庶并行的习俗的。宋代的火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焚尸后另行收敛加以安葬，这一点，目前考古发现的许多宋代火葬墓是其明证，它有陶罐、木匣、陶棺等形制。另一种是焚尸后抛其骨灰，即“焚而置之水中”[27]。《宋史·礼志》载曰：“河东（今山西一带）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而当时的吴县（今苏州）“合城愚民，悉为所诱，亲死肉未寒，即举而付之烈焰，杈棒碎拆，以燔以炙，余骸不化，收举而投之深渊”[28]。为了适应合城人民悉用火葬的习俗，地方则于城郊建立焚化院、化人亭之类的专门火化场所。可见，宋代的火葬习俗，对汉族传统丧葬风俗而言，无疑是一种创新。
汉族社会，男女缔婚向来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以家长为子女婚姻的最终决定者。但到了宋代，则婚姻当事人也有幸参与缔婚过程，出现了破天荒的“相亲”习俗。北宋时的汴京，此俗叫相媳妇。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若相媳妇，即男家亲人或公婆往女家看中，即以钗子插冠中，谓之插钗子”，若不成则以彩缎作为压惊之物。到南宋时的临安，习俗大致相同，但已被称为相亲。其俗由“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即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送彩缎二匹，谓之压惊，则婚事不谐矣”[29]。这种相亲虽然不是由当事人双方参与，以自己意愿决定终身命运，而是由未来的公婆相媳妇，但却开创了婚姻当事人参与缔婚的先例，对于后来相亲由男女双方当事人参预习俗的形成，无疑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宋代实行的交杯酒习俗，虽演化于旧时的合卺制，但已变异为新习俗，颇具创新的意义。因此，从民间到士宦都极其盛行，并得到统治者的首肯，成为礼俗中缔结婚姻必不可少的象征。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夫妻在所谓结发的“合髻”礼之后，“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酒。饮讫掷盏并花冠子于床下，盏一仰一合，俗云大吉，则众喜贺。然后掩讫”。《梦粱录》也说，撒帐之后，“命妓女执双杯，以红绿同心结绾盏底，行交卺礼毕，以盏一仰一覆，安于床下，取大吉利意”。虽然杭州与开封两地的习俗稍有差异，但其形态则是一致的。这种在婚礼上喝交杯酒的习俗，直到现代婚礼上，仍然盛行不衰，说明它的影响非常深远。
至于在商业习俗方面，宋代集市贸易的发展和城市商业组织行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给后代的商业经济注入了一种新的兴奋剂，使传统的经商发展成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文化。
3．侈纵
宋代朝廷以禅让的方式取得政权，而非汉唐那样从马上取天下，因此宋代统治者缺乏汉唐朝廷的励精图治精神，而是贪图安逸，纵情享受。北宋建国伊始，宋太祖就对臣下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据《随手杂录》记载：“太祖无事时，常召潘美辈禁中议政。或与之纵饮。”受此影响，宋代社会始终弥漫着一股去朴从艳、好新慕异的奢侈风气。至北宋末年，统治集团更为荒淫无度。《鸡肋编》卷下说宋徽宗宫廷宫女多达万人仍不满足，还常去东京名妓李师师家荒淫享乐；甚至惟恐臣下不荒淫，“劝以声妓自娱”，赐银责限买妾[30]。南宋朝廷则偏安一隅，统治阶级成员更是腐败之极，满足于守着残山剩水，纸醉金迷，宴安度日。纵观二宋朝廷，奢靡侈汰之风贯穿北南始终，为以前各代所未有。由于统治阶级荒淫奢侈，上行下效，奢靡之风席卷全国，人们竞相奢侈，逐渐习以为常。
在宋代社会，“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31]。北宋汴京“辇毂之下，奔竞侈糜，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32]。南宋临安，“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值得一提的是，两宋不仅汴京“都人侈纵”，临安以“风俗轻靡”而闻名于世，而且奢靡风气传遍全国。如川陕四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尚奢靡”[33]；两浙路，“俗奢靡，而无积聚”[34]；吴中（今扬州），“人哆奢少俭，竞节物好游遨”[35]。据《图书集成·职方典·风俗》和《湖北通志·舆地志·风俗》记载，湖南的华容，江西的彭泽，湖北的汉阳、蕲州、松滋、蒲圻、黄安、安陆、襄阳、竹山、竹溪、江陵等地都出现了其俗“渐习奢华”的情况。
4．定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