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我在革命的亢奋期过去之后又回到了姑母家，并在那儿一直呆到1914年春季。
可是，我虽然在姑母家宽敞的庭院里过着田园生活：自学古籍，有很多表妹表弟作伴，姑母为我提供文化方面的灵感，我还是不免心情忧郁。我的经济情况越来越糟，因为父亲在革命后失去了银行里他和母亲那几年省下的仅有的一点钱，所以连母亲都无法像以前那样不时给我寄一点钱了。我向姑母坦白了我的经济困难，她帮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最后，在1913年冬天，她介绍我到她的一个好朋友家，教她家的两个小孩基本的课程：国文，算术，基础英语。我将和这母子三人一起住在离常熟不远的乡下，除食宿以外，每月另有二十块钱收入，我被介绍给姑母的好朋友以后，发现她是一个教养良好的大家女子，于是我接受了平生第一份工作。姑母为我安排这种经济资助的同时，我的父母亲和弟妹从四川成都来到了江苏。因为他们现在十分穷困而家庭成员又那么多，我试图为他们在姑母住的常熟找到一个住处，希望这样父母可以住得离他们的大姐近一些，而我也能仍然留在亲爱的姑母附近。
父亲是一个诚实廉洁的官员，虽然他理解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但他从小所受的教育强调的都是皇帝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所以他觉得自己不应该为新的政府服务。尽管他当时经济困难，他还是拒绝了能让他在革命后继续留任四川的一些官位，而决定回到 江苏找一份非官方的工作。他们于 1913 年冬天到达上海，我去接他们时，见到了一个新弟弟和一个新妹妹，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的二姐。父母亲现 在已经生了八个儿女，其中三个不再需要他们负担：我已婚的大姐， 比我小两岁的那个妹妹在他们离开四川前出嫁了，现在住在成都夫家，还有我。但他们身边还有五个孩子，要吃要穿，家庭经济情况好转后还要受教育。
母亲见到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哭，一来是因为跟我重聚的喜悦，二来也因为贫穷给她造成的悲伤，尽管她从来没直接提到过这种悲伤。她说：“你看，我们现在就像乞丐一样，阿华！我只高兴你至少还能照顾自己。”我注意到母亲第一次把我排斥在“我们” 之外，心里十分难受。
父亲说：“我们总算到了。我已经厌倦了挣钱养家。我拼命做事又有什么用？既然你是最大的孩子又不愿结婚，你现在可以接班，让我退休了吧？”我叹了口气说：“我只希望我能做到。” 接着我告诉了他们姑母为我安排的低微工作，并说希望这份工作能贴补家用。母亲非常高兴，说她至少不用为我担心了。“至于挣钱养家，”母亲安慰我说：“你父亲只是开玩笑，你别当真。如果情况再坏下去，我还有笔墨纸张，可以卖画为生。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珠宝古董可以应急。”
就这样，母亲减轻了我的心理负担，后来她又通过卖画减轻 了家里的经济负担。他们在我为他们找的一栋不错的房子里住下。 我能挣更多的收入之前，对家庭经济的唯一贡献是从我家教的薪水中为他们付每月十块钱的房租。
新年以后，我到乡下姑母的好朋友家开始了我第一份教职。虽然我从来没把这个工作看成是长久之计，我还是认真快乐地做事，同时也盼望着能有什么事情发生为我带来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尽管我有时候也嘲笑自己相信奇迹的天真。女主人对我很客气， 她给我她能提供的最好的饮食，我教完课后她陪我去乡间散步， 还给予我同我年龄和经验不相称的尊重。我理解她这样做的原因 是因为她把姑母对我的溢美之辞奉为了金科玉律。
虽然这个工作暂且解决了我基本的经济问题，它并没能指点 我如何实现在文艺方面发展的志向，而这个志向仍然是我生命中炽热燃烧着的中心。因为我实际上并不相信奇迹，我常常心情忧郁，几乎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和生活下去的勇气。我这样活着到底为什么？这种生活和父母包办的婚姻生活有什么两样？当然，我现在独立生活，不必像我在上海医学院见到的年轻母亲那样生孩子。但是，我要追求的不是某种事物的不存在，而是我漂泊人间若许年、 孜孜不倦寻求的某种确定、正面的东西。我又找到了什么？
我父母在常熟住下不久，父亲找到了一份在南京附近的半官方的差事。因为父亲从那儿回苏州这样的大城市比回常熟这样远离主干道的地方更容易，他们决定搬到苏州。母亲愿意搬到苏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的画全省知名，因为苏州有很多女校，她 很快就被请到其中一个学校去教女孩绘画。因为她出身于书香门第，母亲和三舅同样喜欢教书。父亲在四川做官时，母亲曾在那儿创立了女校，她亲自教女孩们读书绘画，还鼓励她们解放缠足。在我父亲曾做过官的地方，人们至今还记得那个为他们年轻的女儿带来了新事物的好心的太太。
我从二月到五月在乡间教书，每月休假一两天去常熟看望姑 母或去苏州看望父母。五月的一天，我在报上看到清华学校（也就是现在清华大学的前身）要面向中国所有的女孩举办招生考试的消息，而且不计她们此前的在校记录如何。唯一的要求是，女孩年龄必须在十八到二十一岁之间，必须体检合格，此后，如果她能通过清华学校的考试，就能获得奖学金去美国学习五年。看到这个公告时，我的内心充满了痛楚的渴望。要是我能获得笔试 的机会，谁说奇迹不会发生呢？但是我资格不够。首先，我的英语不好，我怕和那些在所有课程都用英语教授的教会学校读过书的女孩竞争。其次，我发现考试的科目中有一半是我从来没学过的，比如英国历史，美国历史，几何，大代数，等等。
但这个消息的确像是对我祷告的一个回答。要是我能获得奖学金，那整个世界都会在我面前开放，就像长夜过后黎明到来一样。于是我向女主人请假两天，回姑母家和她商量。我没有回家跟母 亲商量因为我怕自己藏不住内心的激动让父亲发现，结果为一件未必能实现的事又和他争吵。而三舅那时候远在北京，我没有时间跟他通信征求他的意见。
姑母听说我想参加这个考试非常高兴。她说：“阿华，无论如何你总要试一下！现在你是龙困浅滩，暂且栖身。鼓足勇气试 试吧！要是不成功只有我知道；要是你成功了，那全世界都会知道！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我说：“可是女主人对我太好了，我不想在她需要我教育她孩子的时候丢下她不管。况且我在父母亲搬到苏州时已经预支了两个月薪水，我该怎么办呢？
她说：“那你不用管。我给她写信为你请假……你说考试要多久？”
我说：“我想大约两周。” “好吧，我就说你因为要紧事请假两周。这样，你要是没通过考试也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回去教书。” 我问：“可要是我考上了呢？”
姑母神气十足地说：“要是你考上了，那是多大的荣耀喜庆事！我会保证你在力所能及之前不需要还那四十块钱。我跟你的女主人这点交情还是有的。”
于是，姑母为我写了信，我的女主人二话不说就同意我请假两周。等到考试日期将近，我告别了女主人和她的两个孩子，去上海再次住到阿姨家。
如我所料，我顺利地通过了体检，因为我一向强壮健康。那时候一共有四十一个人报名，有的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有的是中国学校的学生，其中三十九人通过了体检。我碰到了一两个老相识，我们一起去参加笔试。笔试持续了一周，每天上午考三门课，下午考两门。上海那时候天气已经转热，我们因为体力的消耗和脑力的紧张都大量出汗。
我对于通过过去的学习或“临时抱佛脚”了解的科目都尽力回答。当然，像几何和三角这样的科目临时抱佛脚也没有用，但历史就不同了。我总能死记硬背一些新的人名地名去碰碰运气。 这就是我对付英国历史和美国历史的办法。有的问题我含糊其辞 地回答，比方说，“安德鲁？杰克逊为什么被弹劾？”我回答：“因为他违反了宪法。”我觉得自己这样回答十分聪明！我坐船去美国的时候，负责记录我们考试成绩的秘书告诉我，我美国历史不及格，因为我那些含糊其辞的回答都得了零分！
不过我虚张声势的时候不多。一般来说，我回答我知道的东西，对我不知道的就留着不回答。对于我完全没学过的科目，我写下这些字：“从来没学过这个科目”，然后把白卷交给负责考试的人。那个秘书也告诉我说，这个举动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笔试持续了一周。每天晚上考试结束后，考卷被飞速送到北 京清华学校，由那儿一个特别的考官小组审批。
和我共度那紧张两周的阿姨对考试的事一无所知。我早晨匆匆起床，六点左右就离开。当她问我为什么每天起床那么早而且天天照例出门时，我说我每天得去医院看望生病的一个朋友，还得整天陪着她。很多年以后，我已经从美国回到中国了，这个阿姨才告诉我她当年的怀疑：“我真的以为你那时候在和某个青年男子幽会呢！”
考试结束后，我又回到乡下女主人那儿教书。虽然我的内心充满焦虑，我尽量不有意识地去想考试的事。我甚至不敢看报上 录取者的名单，因为我担心要是自己的名字不在其中，那对我的打击就太大了。要是我没考上，那未来还有什么希望呢？
有一天我惊讶地看到姑母的贴身婢女从常熟带着她的亲笔信和亲手做的好吃的食物来看我。打开信一看，我发现姑母是写信来祝贺我的，因为我考上了！我这才去看报，发现录取者的名单已经公布了两天我竟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在十个录取者中名列第二！我又仔细地读了姑母的来信。我已经不记得她写了什么，但我记得信还没读完，我已经泪如雨下，这是如释重负的泪水，是喜悦的泪水，是因为姑母写给我的赞扬和鼓励的话而流下的感激的泪水。
不了解真相的女主人赶到我的房间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和盘托出，而且向她道歉没有早告诉她。我说：“这事连我父母都不知道，所以你也许能原谅我。”她为我的前途高兴，衷心地祝 贺我，当然她告诉我她和孩子们会为我的离开难过。当我提到我预支的四十块钱时，她说如果我能把这笔钱看作是她的礼物就是帮了她的一个大忙。我谢了她，但表示我希望将来能还她。这事我们没有再谈。我留美回国后，又见到了她，我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一百块钱作为本钱和利息还她，但她不肯收下。
我打点好行装，和乡下的好朋友告别之后，先到常熟姑母家跟她一起住了一晚。她对我说了很多鼓励、慈爱和充满智慧的话。我跟她告别时，我们俩都哭了，因为我要在国外至少住五年，她那时候已年过花甲，又整天操心家务事，她觉得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
接着我回到苏州自己家开始准备行装。但我又能做什么呢？ 我从来不了解任何外国的习俗，从来不认识任何外国朋友，我们家也从来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在外国住过。我也需要钱。清华奖学金给我们每人两百块钱置办服装，但那根本不够。母亲凑了一点钱帮我解决燃眉之急，父亲对这事不加评论，让我松了口气。
所有考取的人又被召到上海受训，在起航的几周内了解有关外国习俗礼节的必要知识。我们有的住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有的住亲戚家，有的住自己家。我住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我们有时候被带去听课有时候被带去娱乐，空闲时就准备自己的服装。我在整个过程中完全是个新手，因为我是其中唯一一个没在教会学校读过书的。其他九个人都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她们对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大致有所了解，其中有的人帮助我应付我的困惑和不自在，但不是所有人都对我那么好。
我已经告诉母亲别到上海来为我送行，因为我受不了跟她离别的场面。那些日子母亲还是快乐的，看到我丢下她一个带着一群无助的小孩对她会是个沉重的打击。因此，我们于1914年8月15日下午离开上海外滩时，我是唯一没有一个哭泣的母亲或其他 家庭成员送行的。大家都很惊奇一个年轻的女孩远离家乡竟没有人送行，但我并不在意。我已经习惯于各种各样的独处，我现在只希望少见到一些人类的苦难。我为什么要只为了让别人相信我不是无亲无故的人而让母亲和姑母经历离别的痛苦呢？
我们的船是“中国号”，船上有清华学校一百多个男生和十四个女生，其中九个是获得清华奖学金的一组，我们中的一个出发前突然得了重病，因此只能留在中国。我们的领队是清华学校的周诒春校长，他的太太是女生的监护人。正是因为校长耐心诚恳的帮助，我那样的新手才开始了解美国人的种种奇怪的礼节， 比如晚餐前换衣服等等。但这些情节不需要包括在这个故事里。
我们的蒸汽机船于1914年8月15日离开上海，那时正是欧洲国家相互宣战之后。因此，当我们进入太平洋时，欧洲已经战火熊熊了。耐人寻味的是，当整个世界将要被这场巨大的军事冲突改变时，中国的整个国民生活也将因为政府首次派遣女生留美而发生巨变。这是因为，和过去政府派到西方国家的许多年轻男子和特使不同，这些年轻的女孩不是被派到西方国家去建立政治或军事方面的关系的。她们被委派去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这种对文化的强调培养了日后许多美丽的友情，最终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在播种战争的政治领域，为一种无形但强大的联盟的建立撒下了种子。
与此同时，我们的船向东航行在无边的太平洋上。我又一次站立在水阔天高之间，像很多年前我坐着小蒸汽机船去广州寻找我的前途一样。但这一次，我的天空不那么灰暗，我航行的也不 再是尚未有任何标志的海洋。因为这一次，除了对前途将要经历的事有所了解，我不但经济来源有了保障，而且更可以依靠贤者的高明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