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11年初春去了姑母家。那年十月，推翻清朝的大革命在湖北省会武昌爆发。
在那以前，革命活动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就在国内外发生了，但它们在1875—1908年间在位的光绪皇帝的末年变得更加活跃明显。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听家里曾经在或还在各省做官的男长辈们谈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悲叹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在他们口中，他们那时候职责中最难办的是革命党人和革命活动，而在1900年的“义和拳”以前最难办的是所谓“传教士案子”。在这种案子里，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传教士，对牵涉到中国基督徒的民事或刑事犯罪案件加以干涉，以至于妨碍了官员按照当地法律或他的个人良知断案。结果是，如果一个犯罪的基督徒靠他的外国神父或牧师兼保护人的蛮横干涉逃脱法网，受害者会把仇恨转移到所有外国人特别是基督徒身上。当这样的仇恨发展到全国范围时，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自然成了无知但身受其害的中国人攻击的目标。不过，这种情况在中国人因为1900年“义和拳事件”受辱于列强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可能因为中国官员和传教士都从中吸取了教训，变得更相互体谅和克制了。
但这场屈辱也成了点燃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革命运动的导火线，因为从此他们更容易说服全国人满清政府象征着无知、腐败、总体上的反动，是满清政府造成了中国在列强手中受的屈辱，要救中国就必须推翻清政府。所以，在1900年以后中国官员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革命党”而不是“传教士”了。对保守无知的官员来说，问题还比较简单，因为他只要追捕和处决任何所谓的革命党就行了，但对三舅这样开明的官员问题就复杂了。
当我住在廉州的时候，注意到他常常会派密使处理一些舅母和我都完全不知内情的公务。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因为舅舅统率一万士兵驻扎在革命活动频繁的边疆，而由此地通过安南逃亡国外又特别容易，广东的巡抚或广西的总督常常会命令他去逮捕革命党领袖。但思想开明的他非常同情革命党，所以他不仅不逮捕革命党人，反而常帮助他们逃亡。有一次资深革命党领袖黄兴经过舅舅驻军和控制的地区，舅舅接到密令立刻活捉他。他受命后表示立即执行，实际上却马上秘密派人送信和钱给黄兴，让他立刻从安南逃亡！确信黄兴已经安全脱险之后，他才调兵遣将，虚张声势地在他的管辖区进行彻底搜查，让大家都知道庄统领正在追捕一个十恶不赦的革命党大头目！
如果革命党的事业能够赢得舅舅这样一个传统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的话，那么它从学生和士兵那里一定赢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因为这些人正是革命党宣传针对的目标。实际上，革命党宣传的成功使得革命在第一阶段除了少数几个地方很短时间内发生的情况外，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利，因为大多数表面上还受满清政府控制的军队早就坚信革命党宣传的信条，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同时宣布独立而已。我强调“同时”这个词，因为它是宣统三年农历八月十九（191l年十月十日）革命为什么成功而此前多次努力为什么失败的最主要因素。
种族同情和政治上的不满是1911年革命爆发的两个深层原因。那么什么又是直接的原因呢？那年春季，满清政府计划从外国借债修筑从汉口到重庆的铁路。不管是出于自我的独立思考还是革命党的宣传，大家都相信这笔债务会榨干中国最后一滴血，因此举国上下对政府的这个举措一致谴责，人人都以购买一百块钱一股的铁路公债来表示自己的爱国主义精神。
当“买债救国”运动兴起时，我才在姑母家住下几个月。虽然我一贫如洗，仍然坚信购买公债是我的责任。但这钱能从哪儿来呢？不管姑母多想帮助我的“爱国行动”，她在经济上对我爱莫能助，所以我想到了当时正巧在上海停留几天的三舅。于是我坐船去了上海，到他住的旅馆找他。他一见我就猜到了我突然出现的原因，但他并不相信购买公债可以救国，尤其是因为从穷学生和老百姓口袋里来的钱很可能只会充实四川主持这个活动的人员个人的腰包。因此他根本不赞成我显示爱国主义的方式。可是我不能领会他对世故人情的通达，坚持要他听取我的道理。最后，当我看到自己的理由在他的道理面前节节败退时，我无助地哭了起来。
他说：“好了，好了！还是个爱哭的孩子！要多久你才能改正这个可鄙的习惯呢？山穷水尽时只知道哭。你毕竟还是比一般的女孩能干、高尚不到哪儿去！”我对自己又犯了老毛病十分羞愧，擦干眼泪向舅舅道歉。但我辩解说我哭不是因为要达到目的采取的手段而是因为太失望了才忍不住流泪。这他相信了。我向他保证从今以后一定尽力改正这个习惯以后，他高兴地给了我一百块钱作为奖励！我用这笔钱买了“爱国公债”，可我后来得知，正如舅舅预见的，人们购买公债的钱充实了贪婪的个人的腰包，而那条铁路至今也没有修筑！
铁路虽然没有修筑，这个运动却成为革命党人测量民心的气压计，他们从全国人民对他们的宣传的反响，从大家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公开攻击中看出发动全国革命的时机成熟了。反对向外国贷款的运动是在四川发起的，很快变得声势浩大，以至于满清政府派兵前往镇压。他们派了满洲高官端方带领从湖北军队中选出的两团人马前往四川。但这些士兵几乎都是革命党人！湖北巡抚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正要采取行动，留在湖北的革命党士兵也知道了他们的名单已经在巡抚手里，所以对他们来说，不造反只有死路一条。他们“先下手为强”，不失时机地率先起义。就这样，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但星星之火其实是在四川开始的。
当时在武昌统率军队后来又于1916年当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在他的军队起义时不可能是个真正的革命党人。但当他统率的士兵要求他向满清政府宣告独立并担任他们的总司令时，他也就顺水推舟地成了第一个在我们的国土上升起五色的革命党旗帜的将军，而武昌也就成了那个革命政府的首都。当孙中山十二月从流亡途中赶回国时，包括江苏省在内的几乎所有省份都“宣告独立”，即，起义了。他去了南京，立刻谒见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因为朱元璋在十四世纪中期曾驱逐了前一个异族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朝的最后一个蒙古皇帝。这个充满感情色彩的举动不仅对这个革命党领袖个人是个戏剧性的高潮，而且也让中国年轻人热血沸腾。
不久，南京被定为革命中国的首都，一个以孙中山为总统的临时政府在此成立，孙中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多少了解现代中国的任何人来说都很熟悉：双方停战，北京的满清政府和南京的临时政府谈判，幼帝宣统退位，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首都从南京改为北京，中华民国被外国政府承认，以及种种人所周知、无庸提及的事件。
我母亲的一个姐妹在革命爆发时和她做官的丈夫一起住在湖北。随后，他们一家搬到上海暂住。接到当时和父亲一起住在成都的母亲的电报，我受命前去探望这个阿姨，同时也希望能亲眼目睹正在发生的大事件。我清楚地记得那儿每个中国人的激动兴奋。我一个表哥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到城里的中国辖区打听最新进展，因为那时候事情的发展既多又快。有一天，我们见到他匆匆赶回来告诉我们上海也起义了，因为他看到江南水师附近（几年前我曾在魏表哥家度过我在上海的第一个新年的地方）的驻军在右臂系上了白布，象征着他们已经加入革命，宣告独立了。
虽然我对革命充满好奇和同情，我在整个过程中只是个旁观者。我最近的两个经历造成了这种心态：一年前我顺江而下的旅途中所读的梁启超的感人作品已经在我年轻的心中点燃了从事文学事业的热情；三舅不幸言中的铁路公债的最终命运也冷却了我心中可能还残存的对类似事件的热情。于是，在举国皆狂的时期，我却不知不觉地长成了一个头脑冷静、不抱任何幻想的女子。那时候也正是我早年做一个骑白马、举白旗的女战士的热烈愿望可能从梦想变成现实的时期。当我认识的几个女孩加入了“女子敢死队”或“女子北伐军”时，我对她们此举的明智性和成功的把握相当怀疑。看到我没有像她们那样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她们到上海阿姨家来看我，想说服我参加她们的行列。看到我不愿改变自己的主见，她们开始责难我，说我“不爱国”，当时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男孩或女孩都会力求避免这个可耻的指称。最后，看到我仍然固执己见，她们叫我“冷血动物”，当我死了一样跟我断绝往来。
这种耻辱对当年的我来说真是难以忍受，因为我年轻气盛，认定自己至少跟这些“女战士”一样爱国。我澎湃的年轻热血甚至让我极度后悔自己没有参加一种高尚的、可以让我不惜一切代价的、充满戏剧性又能满足我流浪欲望的活动。尽管如此，我还是坚定不移，尤其是因为被骂作“冷血动物”的耻辱惹怒了我，让我觉得即使我后悔想要改变主意，也会大大损害我的自尊心。因此，我从那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和内心的挣扎中得到的是更加坚定的人生目标和对自己实现这些目标的自信。
为了这个故事有头有尾，我要在此指出几乎没有一个女战士实现了她们杀敌的愿望，“女子北伐军”也从不曾渡过黄河。这些女孩中的一些很快成了护士，由此让自己对革命更有用，另外一些成了争取女子选举权者，在革命成功后活动了几年。在这些梦想成为女战士的人中，不少人发现自己根本举不起枪，更别说用枪了，很多人因为这种体力上的弱点像孩子一样痛哭。当我得知自己的固执和因此而受的耻辱至少让我避免经受那种失败和屈辱时，我几乎感到一种恶意的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