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又担心出现乡霸、县霸，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因为乡霸和县霸是这种压力型体制演变可能出现的极端形式。在压力能促进经济增长时，干部和农民群众能表现某种利益的一致性，因为经济增长能够给双方都带来利益，但是，当增长的动力机制衰退时，减压阀的作用会愈来愈起作用，各种关系网和欺骗的减压作用会愈来愈大，权钱交易，虚报浮夸，欺上满下，强迫命令的作用日益蔓延，以至于有可能发展为人们所说的“领导傍大款，大款傍领导”，“前面走的是有权的人，后面走的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找的是有权的人，有权的人依靠的是有钱的人”。双方都可以得到实惠，而受到损害的则是中央的权威、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这无非是中国历史上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相结合的翻版。人们对出现乡霸和县霸忧心忡忡，正是担心他们会危及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基础，即广大农民的支持。这里潜伏着中国历史上中央、地方和民众之间出现的那种“零和博弈”在新的条件下面再现的危险。
由上可见，这种压力型体制在新密市已经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了。
（第四节）改变压力型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客观要求改变这种体制并为此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经济体制的转变要求改变压力型体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变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意味着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必须加以转换。政府和政府官员不应再扮演直接组织经济活动的角色，但“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的压力型体制实质上还是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经济的办法来强力推进经济发展。其结果是政企难以分开，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身份重迭，指令性计划以数字指标形式重新发挥关键性作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2．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改变压力型体制。
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中的另一个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总量扩张转向以提高效益为主。在压力型体制下，各级政府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把经济总量指标（产值、财政收入、人均收入等）订得很高，而且一年比一年高，上级政府把这些指标完成情况作为考核下级政府政绩的主要依据。为了完成这些高指标，县（市）乡（镇）政府往往把经济工作重点放在铺摊子上项目引资金上，而不是致力于搞好搞活现有企业和为企业服好务上。但是，到了今天再沿用过去的老一套作法已经行不通了。这是因为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下，搞集约型经营和提高经济效益主要靠企业来完成，企业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角，政府工作要以企业为中心努力为它们排忧解难并提供企业所需的各种服务。这实际上是对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改变压力型体制，各级政府才能转变职能转变作风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3．现代化的客观进程也要求改变压力型体制。
按照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乃是一种赶超型的现代化，政府要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一观点主要适用于这些国家现代化早期阶段。在现代化早期阶段由于市场机制尚不健全，企业家阶层尚未形成，精英分子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因此政府及其所制订的计划就在现代化过程中担当了义不容辞的领导责任。而随着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职业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和壮大，民间精英和官方精英逐步平分秋色，“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就要及时转向“市场导向官民合作”的现代化模式了。在新的现代化模式中，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组织经济活动方面发挥着基础作用。计划的制订是官民双方协商达成共识的过程。计划本身仅具有参考作用，不能靠强迫命令来实现。政府主要通过提供各种诱因和依靠企业家的自愿合作来达成计划目标。从前一种模式向后一种模式的转换势必要求改变压力型体制。因为这种体制仅适合于“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
4．社会结构的分化、利益群体的多样化和独立意识的增强也要求改变压力型体制。
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逐步出现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并随之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利益群体。首先是企业家群体的形成。据新密市工商局提供的资料，截止1995年底，全市共有4500家注册企业，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200家，私营企业500家，余为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些企业的厂长、经理已经形成一个有着自身的利益和要求，势力不可低估的利益群体。他们乃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其次是个体老板的队伍不断壮大。同样据该市工商局提供资料，全市个体工商户在1995年为12357户（统计局提供资料为19880户），从业人数为95197人（统计局资料）。这些个体从业人员和老板户有着较强烈的产权意识，对于侵犯产权的行为抱着强烈的敌意。第三，各种身份的工人的数量猛增。据该市统计局提供的资料，职工人数从1980年的13098人跃至1995年的43250人，农民从工人员从1980年的3510人升至1995年的9980人，在外经商务工人数1995年达到5339人。第四，由于庭院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仅1995年全市就新发展各类庭院经济专业户19452户，专业村35个，年纯收入2万元以上专业大户3252户，庭院经济总产值达到9．95亿元，庭院经济纯收入达到2．1亿元。在越来越多的农民走上致富之路的同时，农村的贫困现象也不容忽视。在新密市仍有3万多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3100元（1995年）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仅有1528元，远低于城市收入水平。第五，以县、乡各类干部为主体的城镇居民也形成一个利益群体。他们有的在市各职能部门工作，有的在乡镇工作，但基本上都居住和生活在新县城里或至少在新县城里有一套房子。他们模仿大中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休闲和娱乐方式，正在向城市居民过渡。
这五种利益群体分别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与此相适应每个群体的独立意识都在增强。在压力型体制下各个群体的利益关系很难理顺，其核心是干部群体与其他利益群体关系处于对立和高度紧张状态。压力型体制中，无论是经济工作、计划生育工作，还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指标都是层层加码，由此导致指标订得过高过紧。基层干部为了完成指标保住乌纱帽或追求升迁，往往不择手段甚至靠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来达到目的。以经济工作为例，乡镇干部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往往高报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各种提留摊派也顺理成章地水涨船高，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各职能部门为了完成市里下达的财政创收指标、兴办经济实体指标或分摊的城市建设任务，往往利用本部门的职权加大收费、罚款力度，其结果是搞得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苦不堪言。前述“三乱”的一个重要根源即在于此。再以计划生育工作而论，基层干部普遍反映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某些方面脱离农村实际，但他们无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政策。在“一票否决制”的强大压力下，基层干部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和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计划生育指标，被迫采取非法的甚至强制性手段来达到目的，从而直接把自己推向群众的对立面。
物极必反，压力型体制在其运行过程中正在走向它的反面。压力型体制的本意是想看政绩用干部，但由于无法很好地解决谁来衡量政绩及衡量政绩的标准等问题，因而靠政绩用干部很容易演变为凭领导人的个人好恶用干部，造成“人民选票千万张，不如领导嘴一张”。那些跑官买官的人之所以得逞就是因为他们善于投领导者个人之所好。如果跑官买官之人官运亨通，势必会伤害那些兢兢业业干工作的干部的感情使他们感到寒心。跑官买官之人熟谙生财之道，他们投资于仕途升迁的精力和金钱必须要加倍得到补偿。为此他们上任后往往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从而大大加重农民或企业的负担。此外，那些靠兴办经济实体或收费罚款而尝到甜头的职能部门往往会形成强烈的利益驱动行为，部门利益也因之而不断膨胀。在部门利益驱使下，“三乱”行为往往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正是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往往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后重新出现，令人防不胜防。腐败现象和“三乱”现象是压力型体制所结下的两颗毒果，它不仅违背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广大干部的利益，造成了干部和群众关系的紧张，并且造成了产生县霸、乡霸和民霸的土壤。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要想理顺各种利益群体的关系，从而理顺民心、党心，必须尽快改变压力型体制。
5．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中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也要求改变压力型体制。
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教育的普及和电视、收音机走进千家万户使人们更容易接受新的思想观念。进城经商务工或到工厂做工使农民接受现代工商业及城市生活的洗礼，农民的身份正在发生变化，由此也影响到他们的思想观念，对青年一代农民的影响尤其深刻。乡镇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专业户率先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弄潮儿，他们的思想观念转变得也最快。传统的臣民意识，对政府权威的盲目服从和敬畏，官本位意识和等级特权思想正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农民和城镇居民开始产生和接受一些现代思想观念，如公民意识、法制观念、平等观念等。面对人们思想观念的这种深刻变化，压力型体制所代表的领导方式和方法显得过时和落伍了。
（第五节）如何建立民主的合作型体制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根本上说需要体制的转换，从分权的压力型体制向民主的合作型体制过渡。
早在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对这种民主的合作型体制作过详细的论述。
这里可以用黄炎培先生等五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返重庆后所写的见闻来说明。黄炎培先生写的《延安归来》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一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当时的谈话是真诚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民主合作制的基本特征：即政府将受到人民的民主监督；人民的事由人民自己来办，地方的事由各地人民来办，以实现政府和人民的合作、中央和地方的合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民主制度的建设是按照这个方针进行的。
但是，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后，似乎没有按照这个方针继续前进。
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