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长贵
阎长贵在“文革”中曾任江青的首任秘书，后因将一位曾用过“江青”这个名字的女演员写来的信转交江青本人阅示，犯了大忌，被江青以“坐探”罪名投入秦城监狱。囚禁七年半，一九七九年平反后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现已退休，专门从事“文革”的研究。以下摘录自刊登在《中国新闻周刊》上根据阎长贵口述整理的文章。
一九九一年，我当时正参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一书的写作，在《人民日报》的一个小角落里，发现江青自杀了。我没什么特别的反应，没什么高兴，也没什么悲伤。说不上对她恨不恨，毕竟她死的时候也七十七岁了。当然，我在监狱里七八年，也没少骂她，但这都是历史造成的。
我出生在贫困的鲁西北，解放前叫堂邑县，因为出了个武训，也曾改名“武训县”。家里很穷，几代都是农民，中学起我就依靠助学金。我们村十里方圆之内，我是在新中国读大学的第一个。一九六一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了人称最高党刊的《红旗》杂志社，先师从关锋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他的文章和观点曾受到过毛主席赏识；“文革”开始前，我调到戚本禹手下工作，关锋和戚本禹后来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戚本禹比较看重我，他告诉我，毛主席表扬你的文章。人有个生不逢时的问题，文章也是。一九六二年九月，我依据华君武老人的一幅漫画发表了一篇小文章《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中心意思是在工作和前进的过程中不要怕犯错误。毛主席批示印发给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研究，批示上说：“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我觉得当时毛主席之所以看中我那篇短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了堵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错误的人们的嘴；在某种程度上说，毛主席有“讳疾忌医”的意思。“文革”开始后，戚本禹讲，你这篇文章有“救骂”的作用。这是我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想到的。后来戚本禹向江青推荐我做秘书，大概会提到这一点。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我成为别人眼里可以“通天”的江青的秘书。一九六八年，也是一月九日，我又一夜之间变成“政治要犯”，恰好是三百六十五天。
我给江青当秘书的那年，江青五十三岁，比我生母还大一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头发很好，还很黑。江青毕竟是演员，穿着讲究，比较会打扮，但那时不算奢侈。江青的几个护士如周淑英、赵柳恩等都讲，她从来不擦脂抹粉，衣服也不是很多。
我觉得江青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没能力搞阴谋也搞不了。那篇给她带来了很大荣誉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就没有讲稿，而她的讲话一般还是比较得体的。我当了一年江青秘书，没有给她起草过讲话稿，一次也没有，她不需要。
我感觉江青痛恨“两个女人”，王光美和宋庆龄。都是“第一夫人”，但是江青并没有这么风光过。清华大学造反派批斗王光美那天，让她穿旗袍、戴项链，那是江青的主意。那天她还跟我们工作人员讲，你们去看看嘛！意思是王光美也有今天！我没去，去了几个人也看不到什么，批斗现场有三十万人，挤得水泄不通。
宋庆龄地位当时比江青高多了。一九六六年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时，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宋庆龄文集》，书名是周总理题的。戚本禹跟我说，应该找人去出版社造反，质问纪念孙中山为什么要出《宋庆龄文集》。这肯定也是江青的主意。不过他没去做，我也没去做。这要做了肯定是大事。后来很多材料里讲，江青把《宋庆龄文集》从书架上拿下来，扔到地上，用脚踩，还对总理题写书名不满，这都反映了她对宋庆龄的态度。
我当时是很崇拜江青的，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崇拜毛主席也扩展到崇拜江青。江青出去讲话张口就是“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的，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等等，毛主席身边有位名叫赵鸿安的服务人员，管理毛主席衣服什么的，我们是老乡，有一次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毛主席跟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讲：“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我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在数亿人中，能有几人能直接为毛主席服务？
有人写文章，说“文革”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厌恶见到江青，这不确实。我认为至少当时毛主席和江青的关系还是相当好的。江青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就算是别人提名，毛泽东不批准也不行。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毛主席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每天下午只要不开会，江青都要去看毛主席。和别人看毛主席不同，江青这是回家啊！我听谢静宜讲，毛主席虽然不断批评江青，敲打江青，但是他总把她看作是“人民内部矛盾”。谢静宜曾经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文革”当红人物。
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是相当爱护的。毛泽东是文章大家，不止一次帮江青改文章，凡是江青吹捧过火、或是江青自吹自擂的地方，毛泽东都作了必要的纠正。比如《为人民立新功》讲话，记录整理稿中，江青说到：“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毛泽东把“我的话也不听”中的“也”字改成“更”字。当时看到这里，我心里暗暗发笑，心想毛主席真厉害，真细心，也是对江青的真爱护，一下子就把江青的地位拉正，符合江青的身份了。
毛远新告诉我，一九七五年，江青叫他帮助整理保险柜里的文件，每份文件都作内容提要，这很费时间，很难做，毛远新没有答应。江青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对毛远新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有人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要打倒周总理，把周总理视为眼中钉，我认为这个看法未必正确，没有体现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江青和周总理的关系一开始还是相当友好的。江青在解放后的工作都是周总理安排、周总理提名的，包括她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总理都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江青反对周总理，恐怕主要是在林彪倒台以后。
我后来问过戚本禹，江青和周总理的关系咋样？戚本禹说，她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耍态度，这是他们关系好的一种表现。试看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面前发脾气、耍态度？
江青的第二任秘书杨银录讲，江青要求对她和叶群之间的电话要记录，因为叶群这个人心计很多，怕将来说不清楚。但是周总理和汪东兴打来的电话不用做记录。这也许说明当时她对周总理还是比较信任的。
江青在一九六七年说过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当时大概拿了一个什么批判周总理的材料请她看，她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所以当我一个同学（某大学的青年教师）要写周总理的大字报的时候，我告诉他，绝对不能写。
现在似乎有个公式，人一犯错误了，出事了，推论他（她）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坏，这不是科学的观点。江青在“文革”当中，做了很多坏事、恶事，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这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如果她嫁的不是毛泽东，如果她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不这样参与政治，她也不一定是这样的结局。应该说，从政治上来讲，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江青当时走的道路和一般革命青年走的道路是一样，没有什么特殊。上世纪三十年代，她写了不少文章，还是有点才气的。不过现在这些文章我们能看到的很少了。江青到延安，对延安文艺生活的开展，也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江青的变化是从建国后开始的，特别是“文革”。我给江青当秘书的那一年，工作中处得还可以，她到后来整我是另一回事。后来听说江青张口骂人甚至亲手打人，但那一年我见得不多。可能是一九六七年形势比较紧张，也正是她向上攀的一年，对待工作人员并不像后来那样心狠手辣。好多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进监狱都是她一句话的事情，包括我，也包括周淑英，江青说她是林彪派来的，其实这些人都是挑了又挑，也都是尽心尽力为她服务的。
“权力腐蚀人”。江青也是权力腐蚀掉的一个典型。江青“起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江青进入九大政治局以后，比较疯狂，她为一件小事就可以惊动政治局。比如她对一个护士用药不满意，她可以把政治局委员全都叫来处理这个问题。
江青身边有的工作人员有这种说法，江青很难伺候，有了地位以后，人真是很难做到自律。有句话不是说嘛，“官升脾气涨”！
出狱后，我再没和江青有任何联系，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了。听说江青有遗言，想死后葬回老家诸城。一九九六年，中共诸城市委书记曾托我给李讷带信，说如果她愿意把江青葬在老家，我们可以接受，她有什么困难，或者需要配车，诸城可以提供帮助。我给李讷打了电话，她感谢诸城领导的好意，她说骨灰确实在她家里放着，但是现在恨妈妈的人还很多，如果葬在诸城，我又不能去守墓，墓被砸了，我不是更不孝了吗？以后再说吧。后来江青还是葬在了北京一家公墓。 ■
你扯我贴
“五四”爱国运动中，在工、学、商联合大罢工后，上海各商界均关门停业，并在大门贴上各种爱国告示和口号，却被警察撕毁，商家又马上重新贴上，谁知贴上又撕毁，反复如此。为此，上海福建路九江路口某理发店店主专门写了这样一张招贴，告示警察——
扯贴，你扯我贴。你来扯，我来贴。你只顾扯，我只顾贴。你若再来扯，我仍再来贴。你定归要来扯，我一决要来贴。你扯你的你去扯，我贴我的我来贴。你一张二张张张扯，我千张万张处处贴。你倘若使着野蛮的扯，我要用举动文明的贴。你逢低扯扯扯只管去扯，我拣高贴贴贴变换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