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鹅”再次降临
谁都知道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会轻易过去，但谁也没有想到第二波冲击会以主权债务危机的形式出现。次贷危机起源于购房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继而导致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而这一次主权债务危机则起源于国家信用，即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又一只“黑天鹅”降临了。
实际上，早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北欧小国冰岛的主权债务问题就浮出水面，其后是中东欧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经济规模较小，国际金融救助也比较及时，因此，主权债务问题没有酿成较大的国际金融动荡。
２００９年以来，欧洲主权债务问题愈发严重。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分别下调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希腊 ２００９ 年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达１３ 。６%，公共债务占GDP比例高达１１５%，陷入债务危机。起初，希腊问题并没有引起普遍重视，很多人认为希腊只是个例。但是，希腊问题不仅仅是希腊的问题，欧洲多个国家也开始陷入危机，“欧猪五国 PIIGS”（Portugal—葡萄牙、Italy—意大利、Ireland—爱尔兰、Greece—希腊、Spain—西班牙）的信用评级被调低，经济下滑，债台高筑，赤字和债务像两座大山压在这些国家身上。其中，目前标准普尔将希腊长期主权评级下调为垃圾级别，穆迪将希腊主权债务评级下调至A３，惠誉下调至BBB －。
近期，欧元大幅下跌，国际社会对欧元的信心减弱。德国等欧洲大国也开始感受到危机的影响，整个欧洲面临严峻的考验。坊间盛传主权债务危机乃是美国对欧洲的一场金融战争，是美元对欧元的战争，救助希腊是欧元保卫战的开始，是大国政治博弈。笔者不认同这种“阴谋论”，但或许可以认为，这一系列问题是主权债务危机的结果，是阳谋，而非阴谋。
“生产性”是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基础
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其名著《世界经济霸权１５００—１９９０》中曾经意味深长地谈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生产性”，历史上的经济霸权大多经历了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的转变，这就使得霸权国家有了生命周期，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实际上，这种“生产性”不仅是霸权国家盛衰的重要基础，也是一般国家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基础。
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有其历史、体制和自身的原因。国情不同，有所差别，但大同小异。最根本的原因，笔者以为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生产性”。以希腊为例，从根本上来说，与许多西方国家一样，希腊经济对信贷消费过于依赖，这一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作为欧盟援助计划的主要受益国，希腊曾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经济快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达到４%。高增长主要来自于财政和经常项目的双赤字以及加入欧元区后更容易获得廉价的贷款，这会拉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信贷消费。但是，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居民消费，导致经济下滑。货币高估使得出口始终较差，而没有灵活的货币政策，政府不得不依靠大量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赤字不断累积。
在过去十年里，希腊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下降，出口一直不振。随着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欧元区的制造业在全球化中渐渐失去了市场，非高科技产品处于价格劣势，市场不断被挤压。由于科技水平很难短期内提升，而币值又要保持稳定，不能以高科技产品占领市场的国家就无法享受贬值带来的益处。
由于资源和人才流动成本降低，欧元区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得到了更多的资源，优势更强，而希腊这样的相对弱势国家，弱势更加明显。希腊的失业率持续攀升，但却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希腊一直是以低端产品和资源类产品作为主要出口品种，出口萎缩越来越严重。希腊出口的持续下降导致其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２００９年经常项目赤字占 G D P之比高达１１ 。１%。赤字与出口下滑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得希腊的主权信用风险逐步积累，并在本次经济危机中完全暴露出来。
体制问题对欧盟和欧元都构成巨大挑战
体制问题是爆发危机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欧元区的体制是诱发主权债务危机，乃至蔓延为欧洲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仍以希腊为例。作为欧元区中较弱的经济体，希腊政府有动力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在未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政府采取刺激政策时要考虑因此带来的通货膨胀以及汇率的上涨对出口的影响。通货膨胀以及出口下滑导致经济情况变差会严重削弱一国的信用状况，降低该国的融资能力。但是在希腊加入欧元区之后，这些约束条件就被大大弱化了。由于通货膨胀压力可以被其他欧元区国家摊薄，而与欧元区其他国家的贸易和资本流动也不存在汇率风险，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保障，汇率风险大大降低。因此在前几年经济状况较好时，希腊政府并没有完全遵守稳定与增长公约，优化其财政状况，而是不断保持宽松的财政政策，以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也就出现了经济学中的“负外部效应”的情况。
另外，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使得成员国少了一个重要的进行宏观调控的工具。希腊政府调控经济完全依赖于财政政策。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希腊政府为挽救经济，避免衰退，不得不扩大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结果赤字更加严重。僵硬的欧元区制度，仅以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欧洲各国的差异化国情没有得到充分考虑，财政政策与僵硬的货币政策存在矛盾，而其他方面的政策协调性缺乏磨合与一致性，监管也不够严格。欧元区成了一部零件不配套的机器，摩擦力大，运行缓慢，嘎吱作响。
当然，对于希腊而言，主权债务危机还有重要的历史原因。２００１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成为其第１２位成员国。希腊一直是欧洲较弱的经济体，收入主要来源于旅游业、农业和低技能行业。当时为了努力达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的要求：政府年度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３%，未清偿债务总额不能超过 GDP的６０%。希腊寻求高盛等投行的帮助，通过签订一系列金融衍生品协议，降低财政赤字，获得了加入欧元区的资格。２００４ 年，希腊曾向上修正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的财政赤字。当时对于财政赤字情况的隐瞒，为今天的危机埋下了伏笔。笔者始终认为，高盛的这一做法也许并不违反法律，但却有违商业道德，“合法不合理”。而对于欧盟，救助希腊备受争议。虽然为了避免连锁反应实施救助是必要的，但对希腊经济政策的清算也是必要的。一个联盟必须坚持原则，防范道德风险，不能毫无原则地容忍欺诈，拯救落后。
为“寅吃卯粮”的行为埋单
欧盟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复杂的政治博弈并下了很大决心才决定实施救助计划。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０ 日达成一项总额７５００亿欧元的救助机制。救助机制由三部分资金组成：第一，４４００亿欧元将由欧元区国家根据相互间协议提供，为期三年；第二，６００亿欧元将以欧盟《里斯本条约》相关条款为基础，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 F）将提供２５００亿欧元。此次的救援计划将暂时缓解希腊债务危机，短期内债务危机不会继续恶化。
当然，受援国的紧缩政策是必要的，这些国家必须为之前的“寅吃卯粮”的行为付出代价，并偿还欠账。作为获得救助的条件，希腊承诺降低财政赤字，削减开支，降低公务员的薪金、冻结社保等福利。为此，２０１０年５月５日希腊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抗议政府采取紧缩措施。
从施援国角度来说，没有国家愿意将自己人民辛苦劳动积累的财富以极低的收益去援助那些懒惰而没有创造力的国家。援助只是不得已，亦不是长久之计。自己的问题最终还要靠自己去解决。救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国家长期积累下的问题，例如，希腊的中长期债务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彻底根治。要彻底从危机中走出，需要希腊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但是，紧缩财政的承诺势必会带来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再观欧洲其他国家，葡萄牙２００９年财政赤字占 GD P之比为９ 。４%，公共债务占GDP之比高达７６ 。８%。西班牙２００９年财政赤字占 GDP之比高达１１ 。４%，公共债务占GDP之比为 ５３ 。２%。赤字在 GDP 中的占比均超过了欧元区 ３%的界限，葡萄牙的未清偿债务在 G D P 中的占比也超过了 ６０%。且西班牙目前经济处于萎缩状态，未来债务危机很可能向葡萄牙和西班牙蔓延。标准普尔将葡萄牙国内及国际货币发行信贷评级下调至 A －，西班牙主权评级下调至 AA。葡萄牙和希腊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但西班牙是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影响力大，其 GD P占欧元区GD P的８ 。９%。一旦西班牙出现危机，全球金融市场可能都会受到剧烈冲击。葡萄牙很可能是下一个债务危机发生国。但我们估计，对这些国家的救助仍将持续。欧元不会崩溃，我们不能低估欧洲政治家维护欧元和欧盟的坚定决心。但经此一劫，欧元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走弱，美元与欧元的所谓“货币战争”中，美元再次占据上风。
启示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最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其次是制度原因。模式不变，危机就将不断。希腊过度依赖外需，经济存在结构性缺陷。由于希腊的出口缺乏国际竞争力，不得不以扩张的财政政策来调整经济，财政赤字越积越多，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中国多年以来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也到了必须要变革的时候了。然而，改变模式，何其难也！如不痛下决心，推动改革，模式之变只能在大灾难之后被动进行。届时，变革的成本和阻力要比今天大得多。
一国之政策协调也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欧元区必须进行制度变革，否则未来还可能会发生危机。经济水平的不一致，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导致欧元区国家呈现财政政策各自为政，货币政策受到约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矛盾，导致经济内部矛盾爆发。欧洲的情况与中国的情况迥异。中国的财政体制在支出方面，体现为分权，因此地方财政支出约束极弱；在收入方面，体现为集权，因此中央财政收入的刚性极强。而中国的货币政策的外部约束力也很弱，不受约束的体制远比受到约束的体制风险更大。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约束方面，增加透明度、增强约束力并兼顾灵活性和艺术性恰恰是我们需要认真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