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美国、日本和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季度GDP环比增速由负转正，“V”字形走势显示全球经济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在主要经济体（三大经济体和“金砖四国”）中，中国经济表现最好。２００９年，中国 GD P增长速度达到８。５%，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预计２０１０年将达９。０%；印度经济表现次之，２００９年达５。４%，预计 ２０１０年将达６。４%；三大发达经济体在２００９年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预计２０１０年将出现微弱的正增长（见表１ ２）。
工业产值回升，消费信心恢复。从工业和产出来看，主要经济体工业产值在经历了急剧下滑之后迅速回升。日本工业产值在２００９年３月已经实现环比正增长，美国工业产值恢复比较微弱，美国“再工业化”的效果并未显现。美国 IS M 制造业指数 ① ２００９年８月份首次表现活跃，跃上标志制造业活跃的５０（达 ５２。９），但环比有下降趋势；非制造业综合指数仍处于５０以下，但较２００８年年底已经大为改观。从消费来看，三大经济体消费者信心指数回升，呈现“V”字形走势，美国和欧元区消费者信心指数反弹较快，日本则较慢。
贸易平衡仍在调整之中。美国贸易逆差持续缩小，日本和欧元区实现恢复性增长，走出持续逆差阴影。美国贸易逆差的缩小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如果这一趋势持续，那么势必会压缩日本、德国、中国的贸易顺差，对全球经济失衡状态进行校正。但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那样，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美国贸易逆差的缩小或许会推动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或者倒逼中国扩大国内需求。这一趋势能否持续，目前还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
美国房地产市场趋于稳定。美国三大投资下滑趋势得到遏制，住宅投资和设备投资恢复较快，非住宅投资下降趋势减缓。成屋销售月环比总体呈较快上升趋势，成屋签约销售月环比稳步上升，新宅开工月环比波动较大，反映新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不稳定，需求恢复预期没有形成。S&；amp；P／CaseShiller 住宅价格指数回升缓慢，价格仍然处于低谷。总体而言，美国房地产市场已趋向稳定，这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美元波动剧烈。美元指数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幅上升，成为重要的避险投资品种，但随后下滑。进入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美元突然大幅上扬，同时油价也出现上涨。国际市场上一度出现黑金、黄金、美金———“三金”同时上涨的局面。目前的解释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市场担心迪拜、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蔓延全球而采取的避险措施；第二种观点认为，这是美国经济好转的反映；第三种观点认为，尽管美元长期来看依然无法避免贬值，但近期美国不能够容忍美元持续的、大幅度的贬值，因此采取了干预措施。
我们认为这是美元在持续下跌后的一次反弹，其“导火索”是美国部分经济数据回暖，以及大量套利资金担忧主权债务危机而采取避险措施。美元指数的上升是外汇市场对此提前作出的反应。我们估计，美元还会在各种理由的刺激下在某一时期走强。但长期来看，美元贬值的趋势是不太可能彻底逆转的。
当前，经济形势十分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我们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类似２００８年年初：恶劣的冰雪天气，国内物价出现大面积上涨的苗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这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从国际上看，全球性金融危机并没有完全结束。原因如下：
首先，主权债务危机有可能引发金融动荡。迪拜世界事件、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表明，金融市场仍然很脆弱，危机并没有完全结束。一些国家的财政刺激空间有限。例如，美国的债务／G D P的比率已经到达１２０%，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空间十分有限；欧盟一些成员国不但没有空间继续采取财政刺激措施，而且极有可能发生连锁性的主权债务危机。目前，欧元区国家财政状况普遍较差，尤其以希腊最为严重。按照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成员国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３%，公共债务不应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６０%。但欧盟许多成员国的这两项指标都大大超过警戒线。评级机构对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国都给出了负面评级。评级机构惠誉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８日将希腊主权评级由之前的 A －下调至BBB＋（倒数第３个投资评级）。这是希腊长期国债评级１０年来首次降至 A－级以下，中期前景亦被下调至负面，而希腊亦成为首个主权评级下调至A －以下的欧元区成员国。西班牙、墨西哥、委内瑞拉、乌克兰等国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希腊”。
如果没有突发性事件冲击，总体我们对石油价格看好。２０１０年应该维持一个稳步上涨的态势。如果主权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美元将再次成为金融市场的避风港，并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主权债务危机不会引发系统风险，但我们认为，此事需谨慎对待，主权债务危机的潜在影响正在显现，并极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金融动荡。表１ ３所示的是欧盟成员国的财政状况。
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有三点启示：
第一，以高消费、高福利和债务经济为特征的欧美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模式既给一些国家带来了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增进，也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启动消费是十分必要的，但欧美模式的“前车之鉴”也应当认真吸取。
第二，统一的、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一个经济体而言至关重要。欧洲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而是从建立之初就埋下的隐患：货币政策统一，而财政政策无法统一。即政治上不统一的货币联盟的先天性的制度缺陷。这一制度缺陷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下暴露无遗，并且看不到得到解决的希望。如此一来，欧元堪忧，欧洲经济堪忧，而美元则因此可能成为最大受益者。
第三，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在中国金融体系尚不完善、金融机构防范风险能力还比较脆弱的情况下，在金融开放和对外投资方面进行适度的政府管制是必要的，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国内企业、金融机构和相关主管部门在对外经济合作和交流的过程中，尤其要谨慎对待那些隐藏于细节中的真相！切不可再步希腊政府与高盛签署对赌合同之后尘。要知道，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的信条从来都不是“双赢”，而是“消灭一切竞争对手”。
其次，失业问题将成为经济复苏的重大障碍。目前，美国和欧盟的失业率均超过１０%。失业率很可能成为一个领先指标。金融危机，反映在个人的资产负债表上，是收入减少，资产缩水，但债务没有变化。失业会导致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少，从而引起信用违约，从而进一步恶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加剧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之下，美国已经出现中产阶级失业引起优级房贷违约增多的迹象。美国优级房贷的对象是家庭年收入在４万～１５万美元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约占美国总人口的７０%。但是，金融危机导致中产阶级大量失业，收入减少，房贷还款逾期乃至断供导致止赎的情况大量出现。据美国货币管理局和储蓄机构管理局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１日公布的数据，还款逾期６０天以上的优级房贷数量，２００９年第三季度已同比多出一倍以上，达到８３。８万户。而２００９年第一至第三季度，优级房贷的违约、止赎数量已超过次级房贷。美国两大半官方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财报显示，违约止赎仍是美国楼市的一大问题。房地美２００９年第三季度的信贷损失及客户的贷款违约率持续上升，其中还款逾期９０天以上的比例升至３。３３%，大大高于上年同期的１。２２%和２００９年第二季度的２。７８%；此外，新增坏账７６亿美元，同比上升了４６%。失业率居高不下，特别是中产阶级失业增加，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动荡，乃至新的金融危机。图 １ ２ 所示的是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三大经济体失业率情况。
再次，新兴国家出现严重通货膨胀迹象，发展中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根据以往的经验和学术研究，按照中心—外围理论，中心国家（如美国）爆发危机，外围国家就很难避免爆发危机。目前，亚洲两大新兴经济体———越南和印度均出现了严峻的通货膨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种比较悲观的情景是，金融危机在美国（资产泡沫破裂、金融系统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危机）依次爆发。按照这一推论，极有可能再爆发一场类似东南亚金融风暴规模的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对此，我们宁可把形势估计得严峻一些。
因此，退出政策不太可能成为主要经济体的选择。目前，一些经济体鉴于自己国内的经济形势，已经实施了退出政策。但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等大的经济体还没有选择退出政策。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对各国决策者有较大的触动，一方面经济复苏仍然比较微弱，退出政策不能操之过急；另一方面，也要密切关注国内资产价格泡沫以及财政的可持续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施特劳斯 · 卡恩（Strauss Kahn）在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８日警告说，一些国家如果太早撤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策略，则可能会陷入二次衰退。他认为，民间需求和就业的回升是政府开始退出经济支撑政策的必要条件，最好的参照指标就是民间需求和就业，尽管每个国家的适当退出时间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一直迟滞，我们必须审慎，因为复苏一直很脆弱。对许多政府而言，处理巨额公共债务将是首要任务。刺激措施过早撤出可能会有反效果，因为许多国家在危机后已推出财政和货币刺激举措，因此可能没有工具来对付新的经济下滑，很难找到新的工具。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仍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撑，只要民间需求没有强劲到足以抵消对公共政策的依赖，就不应该退出。温家宝总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强调：“如果过早地把我们刺激经济的政策退出的话，就可能造成前功尽弃，甚至使形势发生逆转。”
从国内来看，２０１０ 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将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的两大失衡日趋严重。在中国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的带动下，中国经济迅速扭转了亚洲金融风暴以来最大的下滑趋势，并强劲增长。２００９ 年，G D P当季增速分别达到 ６。２%、７。９%、９。１%和 １０。７%；季度累计增速分别为６。１%、７。１%、７。７%和８。７%，中国经济 V 形反转并已经实现中央政府在２００９年年初提出的“保八”目标。其中，投资对GDP的拉动最大，拉动８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为９２。３%；消费拉动次之，拉动４。６%，贡献率为 ５２。５%；净出口对 GD P拉动 －３。９%，贡献率为 －４４。８%。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投资对GDP的拉动和贡献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而出口的恶化也几乎从未有过，中国经济的两大失衡———投资消费比重失衡和内需外需比重失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投资消费比重失衡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外需的萎缩则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的态势。产能过剩是一个相对状态，金融危机之前，国内产能过剩是通过出口的高速增长，由外需来消化；金融危机之后，外需的高速增长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如果国内消费需求不能消化产能，那么产能过剩就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必然面对的一个局面。表１ ４所示的是２００９年三大需求对中国 G D P增长的贡献情况。
第二，中国经济艰难“向内转”。在外部环境上，美国要实现“再工业化”，主要发达国家要解决国内失业问题，这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可避免，其中大部分会针对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低端制造业国家，中国将成为这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笔者估计，２０１０ 年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还会加剧。可以说，中国外需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经济从“向外”到“向内”的转变成为趋势。中国基本用尽了比较优势理论下的劳动力优势。实际上，比较优势理论没有考虑的生产要素的约束，特别是资源能源的约束。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依靠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的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已经走到历史尽头。当然，这也正好给中国提供了进行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契机。实际上，从工业生产来看，中国经济的调整早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了。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在２００７年年末就开始大幅度下降。２００９年年初触底反弹，并强劲上升。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恶化了中国的外需环境。但即便没有这场危机，中国经济的调整也是必然趋势。因此，要通过限制落后产能、刺激有效需求来解决大规模投资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要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刺激消费需求是２０１０年经济工作的重点。
当前，促进经济转型的两个现实的抓手是要素价格改革和人民币汇率改革。温家宝总理把中国经济的问题总结为“不稳定、不平衡、不可持续”。经济学家余永定曾指出，在中国语境下，“结构性”具有长期性甚至不变性的蕴含。以“结构性”为由拒绝政策调整是完全错误的。只要调整政策就能调整结构，只有调整政策才能调整结构。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首要的问题是调整产业结构。要调整产业结构，就要顶住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地区、阶层的压力，改变资源在三次产业的流向，进行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让能源资源反映其稀缺程度。要通过人民币汇率改革，改变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改变资源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流向，引导资源更多流向服务业。要素价格改革和汇率改革（当然汇率形成机制才是最重要的，这里不展开讨论）是个大局，要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调整现有政策。中央的决策不应该为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所掣肘。特别是一些沿海发达省份，不应该让全国人民通过人民币汇率低估去补贴他们的出口部门，打造他们的政绩。一些主管部门，不应该为了部门的利益而损害了国家利益，不应该成为短视的、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的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曾说，战争是个严重的事情，所以不能仅仅交给军队；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货币是个严重的事情，所以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家；我认为，贸易是个严重的事情，所以不能仅仅交给商务部。从这点来看，结构调整是个政治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
短期经济政策解决不了长期经济增长问题。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经历去杠杆化和消除泡沫的过程，而中国却出现了再杠杆化和泡沫化。现在资产泡沫愈演愈烈，通货膨胀压力步步逼近，形势日趋恶化，我们面临的形势即便不是危机四伏，但也绝非歌舞升平。
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济转型的机会，机遇稍纵即逝。再不动手解决结构问题，我们将后悔莫及。
第三，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正在显现。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M１、M２增幅不断攀升，并且 M１增速超过 M２ 增速。这表明存款活期化，流动性充裕。企业活期存款的急剧增加也证明了这一推断。从货币指标与通货膨胀指标的比照看，M１领先 CPI指标 ６个月，M１ 的高速增长极有可能带来CPI的过快上升。货币主义的基本结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仍然在发挥作用。从 M１与CPI的历史关系观察，２０１０年CPI增幅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与许多经济学家的判断一致，CPI温和上涨（３%左右）；第二种情况是，CPI增幅继续维持低位或负增长（１%及以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第三种情况是，鉴于目前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２０１０年CPI增速可能会加速上涨（超过３%，甚至更高，这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货币管理当局要管住通货膨胀，必须要打好提前量并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但以往的经验表明，过度紧缩会引起经济下滑，温和的手段无法控制通货膨胀。控制通货膨胀需要高超的调控艺术。
实际上，资产泡沫早已存在。在流动性充裕的条件下，货币会追逐具有保值增值功能的商品，金融市场上的大宗商品、房地产等都是投资者的重要投资标的物。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买房是投资的首选。房价的上涨带来了一种货币贬值效应，并远远超过C PI上升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房价的上升增加了居民的支出，挤占了用于普通商品的消费、休闲的资产，也就压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启动。国家启动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并没有走出低谷，这与房价的上升有很大关系。观察通货膨胀，只看C PI增幅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成为经济刺激计划的受益行业，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自２００８年中旬下滑后借助经济刺激计划的“东风”迅速反弹。同期，房地产的新开工面积和销售面积增速也出现较大程度的反弹，但销售面积增速远远大于新开工面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２００９年年初以后，国内房价迅速攀升。本来，国内房价增速已经随着中国经济的调整下降。２００７ 年年末到 ２００９ 年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房屋销售面积、新开工面积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都出现了下降，但销售面积的下降大大高于新开工面积和开发投资面积增速的下降，房价也出现了下滑迹象。因此，经济刺激计划改变了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轨迹。未来房价的走势将取决于上述三个指标的走势以及国内外的货币环境。
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态度是希望通过房地产行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但同时又不希望房价涨幅过高，引发社会矛盾。现行的土地所有制度导致政府成为土地的唯一供给方，土地财政又导致地方政府严重依赖房地产行业。在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房价上涨就不可避免。为了遏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在过去的几年里，政府出台了很多措施。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财政部、国土部等五部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针对土地出让金作出了“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价款期限原则上不得超过一年，特殊项目可以约定在两年内全部缴清，首次缴款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款的５０%”的规定。但是，这一规定会导致一批资金实力不强的小开发商无地可拿，而资金实力雄厚的大开发商获得土地的成本降低，进而造成住房用地集中在大型开发商手中。这种结果必然造成住房投资的减少，进一步加剧住房市场的供需矛盾，房价过快上涨也难以被遏制。房价的调整，乃至泡沫的破灭需要严厉的紧缩政策，但紧缩政策会抑制经济复苏，这两者之间的火候很难把握。因此，笔者估计，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至少在中国人民银行采取加息措施之前不会破灭。
鉴于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形势，２０１０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需“稳字当头”：稳定市场，稳定预期，稳定政策。务必把握好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避免政策突然转向，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务必致力于结构调整，改善收入分配，实现经济和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务必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上升周期，只要我们能够采取适时、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及时抵御突发冲击事件的影响，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