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逻辑，怎样认识这个发展逻辑，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几百年里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拉美国家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和教训。考察拉美国家经济形态的演进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被动资本化”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
发展中国家经济形态的演进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传统的资源经济阶段、产业经济阶段和资本经济阶段。在资源经济时代，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相对封闭。与外部进行资源交换的方式仅仅是通过所谓的“自由贸易”，而这种方式是无法“纯粹”地获得免费的资源的。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真正的免费资源来自于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后来大量殖民地的开辟。美洲的白银、非洲的黄金以及无数来自殖民地的自然资源使西欧迅速改变了资源经济的形态，完成了向产业经济的转换。这一经济形态的转化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化”的完成。殖民的历史，从资本原始积累方式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资源输入的过程。外部资源的大量流入，使得西欧国家完成了“原始积累”，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美国的崛起则与西欧大同小异，只不过美国的暴富与两次世界大战关系更为紧密。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通过像西欧和美国这样的“原始积累”来完成这个过程，相反，发展中国家还正是作为被掠夺的“殖民地”经历了资源经济时代。
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正是在伴随着经济形态的演进以及数不清的赶超战略的情况下内生的。中国是通过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所特有的“剪刀差”方式积累了发展资金；而拉美则是通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从内部获得了一些积累资金，但当“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自身的弊端显现时，拉美由于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转而实行“负债”的发展战略，即通过国际借贷来支撑其经济发展。正是这一“负债”发展战略，为其以后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了伏笔。现在主要发达国家早已经完成了从产业经济向资本经济的转化。而对于中国和拉美这些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经济大部分还处在产业经济阶段，一部分仍然处在资源经济阶段，而另外小部分已经升级到了资本经济阶段。当今的世界格局基本上是一个由发达国家集团主导世界并制定国际规则的“中心———外围”架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已经失去了通过暴力殖民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机会，那么如何继续获得发展的资本便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最为主要的问题。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转向了“内卷化”式的发展道路，即主要通过对本国资源和劳动力的使用完成工业化，而不是通过暴力无偿从外部世界获得资源。很显然，这种“内卷化”式的发展模式必然是通过牺牲一部分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使整个社会获得发展的。其副产品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和政局的动荡。一旦政局动荡，政权出现频繁的更迭，工业化的道路便无法继续。而且，“内卷化”式的发展模式通过压制一部分人的利益维持表面上的经济增长也必然给“社会和谐”带来负面冲击，国内的阶级对立，贫富悬殊以及大量的在城市周边的贫民窟的出现。
如果在这个时候处在经济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不适时地打开本国的“金融阀门”———不但开放经常项目，而且全面开放资本项目———那么整个金融系统就会毫无遮拦地暴露在已经处于金融资本经济阶段的发达国家的面前。遭到游资的冲击其实只是这一逻辑的必然结果，更为甚者，通过已经开放的“金融阀门”，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可以毫不费力地“资本化”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矿产、金融等产业部门，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彻底失去对经济命脉的控制。通过“资本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部门，发达国家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而风险几乎为零。一旦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出现动荡，或者出现经济危机，这些金融资本会在瞬间撤出而不留任何痕迹。这种境况现在已经引起拉美国家的高度警觉。
被动资本化给拉美国家带来的不稳定实际上来自两个层面。
第一，由于改革不够彻底，特别是土地革命并没有完成，殖民地时期的大庄园经济的色彩仍然比较明显。一般而言，传统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应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之一。土地革命以及中国当下的农地制度对中国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一制度使得我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流动打工者，他们并没有成为城市的定居者，也不像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在城市里面形成大型的贫民窟，这是中国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按理说１亿多农民进城，在哪个发展中国家都会形成大型贫民窟，唯独中国没有，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于他家里有块土地。“中国的农地制度保证了中国在面临这么大的人口压力下，社会仍然能够保持稳定和发展。”拉美国家现在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步履维艰，其根本原因是拉美国家从来只有“暴动”和“政变”，而没有彻底的“革命”。土地牢牢地掌握在大地产者手中，无地和失地的农民在农村无地可种，在城市打工无门，只有聚集在城乡结合部，形成大量的贫民窟，有的甚至出现了农民与大地产者的激烈冲突。在巴西，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巴西约有４００万户农民家庭无土地，即约２ ０００万人称为无地农民。他们因无生活手段而组织起来要求政府分配土地，因土地问题而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是国家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拉美国家大多属于人少地多的国家，解决农民问题比中国有优势，但其土地改革遇到的阻力之大，农村社会内部冲突之激烈却远甚于中国。缺乏对下层老百姓的补偿，最重要的是缺少一个能够维持政局稳定的政治势力或政治架构。这就导致了其面对“内卷化”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时束手无策，军人政府和文人政府交替上台，政策缺乏连续性。国民对于政权的稳定性都缺乏信心，更遑论对政府制定的各种经济政策了。由于缺乏一个能够长期维持和保证社会稳定的强势政府，拉美国家无法像中国那样完成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只能从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组织那里借来。这无疑使得拉美国家缺乏相当程度的经济自主权，而且还要被迫进行相关领域的改革和开放，最明显的就是金融系统的开放。
第二，在进口替代战略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全面转向了出口导向，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全部敞开了大门，完全放弃了“金融阀门”的抵御作用，并且使本国经济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其经济波动更加受到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对外资的依赖已经使拉美国家患上了“毒瘾”，欲罢不能。
经济学家总是喜欢讲比较优势，但是现实的世界里，国家与国家竞争，并没有经济学家所描述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和平滑的供求曲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样的“比较优势”，也经不住债务负担这个无底洞的吞噬。没有任何经济学家的理论具有完全的普适性，所谓普适性从来都是相对的。德国有德国的模式，美国有美国的模式。让仍然处在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过早地开放金融部门简直就是犯罪。尽管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部门效率低下，官僚习气严重，但是一旦完全开放，整个金融系统就成了发达国家金融资本化的工具，让这些国家严重的依赖国际资本。金融部门成了第二次从拉美“抽血”的恶魔。
在国内贫富差距拉大，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政治派别林立的现实背景下，任何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要推行改革时必然会受到反对派甚至是中间势力的反对。拉美各国普遍缺乏一个能够统筹协调各方利益的强势政治势力，在面对反对派势力的压力下顺利推行既定政策就几乎成为空谈。在前面所谈到的拉美国家的发展逻辑及其不稳定两因素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强势的政治势力能够冲破那些受益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化的政治势力的阻挠，进行惠及普通民众的社会领域改革，将是拉美国家未来走上持续发展道路的先决条件。让普通民众得到改革的实惠，要比继续去填满既得利益者的腰包更重要。但是，一小撮人受益，大多数人受损的“集体行动”悖论的存在是个常态。人数少、力量强、声调高的社会阶层更能够通过“院外游说”影响国家的政策方向，甚至能够使他们不中意的总统下台。资本家从来不是天生的民主爱好者，相反，他们更支持独裁，因为只有独裁才能使资本和权力更紧密地结合，才能获得一般资本无法获得的巨大利益。如果再加上某些国家出于所谓“民主”的关心，形势可能会更为复杂。在拉美民主制国家，这种情况显得尤为明显。改革是复杂的，不仅仅在于改革者要面对来自国内政治势力的反对，还要面对国外所谓“民主”势力的压力。而改革所需的大量金融资源都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他们不关心你的具体情况，只关心你是否缩减了财政赤字，是否能偿还他们的债务，是否实现了他们掌握的国际组织作出的决定。拉美国家要真正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解决不稳定因素上下工夫，就必须走一条在经济上独立自主的道路。这需要拉美各国政治家们的努力，但或许也需要点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