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有“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说法，也就是说，在财力积聚方面，士农工商四民，商人居首，次则仕进，最后是工、农两个阶层，能够修建豪宅大院的则是商人和官员两个少数人的集团。富有者的消费内容，修建宅院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晚清文人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45回里写道：原来扬州地方花园最多，都是那些盐商盖造的。扬州的富商兴建馆舍，招徕宾客，雕饰文采，窝藏优伶，成为扬州繁华的一景。建筑物是金钱、科技、政治和文化的集合体，修建园林宅院的时候，商人们偏爱斗富，同时宅院人衣饰、饮食、婚嫁以及娱乐方面的消费，也是挥金如土，竭尽所能。这种消费，是长期以来中国富商大贾生活消费的一种通病。徐珂在《清稗类钞》里提到，平阳（今山西临汾）亢氏为明清巨富之家，得闯王李自成的遗产，聚全国精华运藏一处，有如董卓之郿坞。李自成死后，所有乃归亢氏。有一年，有人在亢氏宅第附近开设典肆，有人每日以一尊金罗汉典银1000两，三月之间，典肆资本将尽，大惧，叩问其故，回答说：“吾家有金罗汉五百尊，此三月间方典至九十尊，尚有四百十尊未携至也。”典肆主人暗访，得知为亢氏所为，取赎后匆匆收肆。像亢氏这类富商山西不下数十家，他们或者运用金钱交通王侯，或用来扩大自己的经营领地，其中一途便是修建气派豪华的大宅院，传之永恒。
山西商人实力增强是大院群落出现的最直接原因。封建社会中，百姓起宅造屋，既可以视为一个时代经济发展与否的标志，也可以是一个朝代处于末世政权控制力量相对削弱的表现形式。而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富有阶层的人数增多，所以起宅造屋者与前朝相比要多得多。十五六世纪以后，起楼建屋者比比皆是，超标准的住宅大量出现。清道光《万全县志》载，紧邻直隶万全县的张家口厅，清初时有八大家商人，都是山西人，明末来张家口贸易。这八大家商人是王登库、勒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八家大商当年情形如何，我们不能全知晓，然而在《清史稿》一类的典籍中留下了关于介休范氏的一些情况，使我们对当年这八大商家能有一些了解。介休范永斗，助清兵有功，清军入关后，顺治帝赐范氏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贯，互市塞上。有了政府的支持，范氏的经营扩大许多。康熙初年清军远征准噶尔，范家输米馈军，获利甚丰。康熙六十年（1721）清军再次出师，范毓馪兄弟以家财转饷，运费只有官运的1/3.雍正年间（1723—1735）朝廷出兵准噶尔，范家兄弟再次承担运送军粮任务，运米百余万担，较官方运输节省银两达600万之多。范家承办山西泽、潞两府和平阳府属的洪洞等4县盐引，每年除缴纳正课之外，还要向地方官署报效两万两银。雍正皇帝特赐范毓馪为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以后累迁至正二品的天津总兵。后来，范家在为政府采办洋铜的业务中开始走背，先是在战争中失米，后来又不能完成采铜协议亏欠官银，直至抄没家产。以当年范家的财力来说，盖一两处豪华大宅院不成问题。
明清时期山西多富商大贾，山西富商实力远胜江浙商人。康熙二十八年（1689）皇帝南巡，途中与人谈到：“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康熙皇帝把山西人善于积聚财富视为山西多富商的一个主要原因。即便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人对山西商人当年的富有还在津津乐道。著名学者陶希圣，曾做过中央日报的主笔，1933年夏季，来太原住了三个月时间，回到北平后，写下了《太原见闻记》，其中提到：“山西过去是很富的。富的来源是山西人在外省外国的商业和金融业。‘老西’以俭朴而长于计较著名，但是清末民初，票号为宁波、广州的银行帮挤倒了。俄国革命及外蒙独立把那儿的老西打回来。‘九一八’的大炮把东省的山西商业破坏了。”陶先生提到山西往日的富足，也提到山西商人衰败的个把原因，当然这是一鳞半爪。《清稗类钞》中将光绪时资产在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的山西大商列了一个单子：介休侯氏七八百万两，太谷曹氏六七百万两，祁县乔氏四五百万两，祁县渠氏三四百万两，榆次常氏百数十万两，太谷刘氏百万两内外，榆次侯氏八十万两，太谷武氏五十万两，榆次王氏五十万两，太谷孟氏四十万两，榆次何氏四十万两，太谷杨氏三十万两，介休冀氏三十万两，榆次郝氏三十万两。粗略估算一番，晋中太谷、祁县、榆次、介休四县的十四家富商聚集财产就在白银三千万两左右。《经济日报》副总编詹国枢先生，参观了乔家大院后，写下了《走进乔家大院》的文章，其中写着：“杂货铺、茶叶店，生意兴隆……钱庄、票号、当铺、银行，财源滚滚……当这生意兴隆财源滚滚的创业者重新回到他那黄土漫漫的老家后，可以想见，他是多么自豪，多么兴奋！他只要拿出他那巨大资财约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便可以建立起一个足以使整个庄子、整个县城乃至整个山西、整个中国都羡慕的豪华宅院。”
道光二年（1822），近代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认为乾隆末年以来，民风奢侈，国运堪忧，城市里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有五六，建议将这些无业之人和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江西、福建等省人多地少地方的人口大规模西迁，使无产者变为有产者，无业者变为有业者。龚自珍认为内地有两省民人不必迁移，一是浙江，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一是山西，“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一南一北的两个地方，浙江人因身体孱弱不必西迁，山西人则因财富之故不必迁徙。
对于山西商人当年的富足，我们从晋绅刘大鹏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些痕迹，当时刘大鹏在太谷一大户人家做私塾先生。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二十一日，“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荟萃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故风俗奢侈为诸邑最”。二十二日，适遇冬标之期，“太谷一邑，富甲于晋，为吾省荟萃银钱之区。今寓此，见夫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朱提（银的代称），如水之流，滔滔不断”。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十七日，有感于富户被迫捐钱捐物一事：“嗟乎，太谷富户甚多，五百万金者一户，百万金者三四户，数十万金者数十户，数万金者则不计其数。”刘大鹏的日记较杭州人徐珂的记载更详细，从中看出太谷商人的实力更强一些。有雄厚财力做后盾且可以捐得官职的人，在家乡大修宅第炫耀门庭不足为奇。
城镇村庄多富室，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大宅成片。据太谷曹家三多堂博物馆的导游人员介绍，从清朝道光年至民国的100多年间，曹家先后在朝阳、赤峰、沈阳、开原、平泉、凌原、大坪房、张家口、济南、天津、北京、太原、太谷等140个城镇开设独资、合资商号400余座，占曹家总商号数的2/3；资金达600余万两白银，占曹家总资金数的1/2；从业人员2.2万多人，占曹家雇用总人数的59%。如此规模的大商家，在中国也是屈指可数的，而仅晋中一地当年就有乔家、常家、曹家、范家、李家、毛家、渠家、冀家等。家大业大，太谷曹家商业兴盛时仅保镖就有百余人，所以兴建高墙厚基的大本营，也是商业发展的内在需要。
在恰克图从事对外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乾隆年间（1736—1795）从事对外贸易，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150多年，晚清时仅在恰克图的十几个大商号中，常氏独占其四，即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和大美玉。商业发展了，家宅也随之扩建，世荣堂与世和堂两处宅院就是常氏商业兴旺的最好说明。常氏9世常万玘在车辋村西南隅修建世荣堂，大门面西向东，门内石砌甬道，甬道北侧6个院落，门前照壁，中设门楼，砖木结构，蔚为壮观。兄弟常万达的世和堂建在车辋村北，住宅毗连，共有20多个院落。常家两兄弟的住宅构成车辋两条街道。正是因为有雄厚的财力物力支持，才能够修建如此宏伟的宅第。
沁水土沃西文兴村的柳氏宅院，依山而建，占地面积达30余亩。柳氏第6代人柳遇春经商发迹，始建柳府13院，但在明末李自成起义军经过时，毁坏严重。到了清初，柳氏柳春芳经商发迹，捐银授官，其在全国各地有商号、当铺、驿站成百上千，所以他才会有“从京城归吾乡，勿宿异姓店”的一份骄傲。柳春芳因军功议叙，出资复修柳府。所以现存的柳氏宅院，砖体结构和石雕建筑多为明代的工艺，而木制小部件如门棂、窗花、楼栏等等则为清代刻制。柳氏宅院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这一年柳氏族人柳琛殿试三甲、赐同进士出身，选址建宅，并修建了祠堂、文庙、关帝庙，徒至沁水的柳氏从此定居下来。后来不断添修，直到明隆庆四年（1570）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这是一座典型的明代城堡式庄园建筑。
阳城的陈廷敬相府，之所以能建成那样规模的豪宅，与陈家祖辈业商的历史也是分不开的。阳城是全国最有名气的冶铁中心，明清时期泽、潞商人的势力非常强大。陈廷敬的高祖陈修就曾从事耕稼，后来又经营冶铁和铁货生意。陈廷敬的祖父陈经济（1576—1626），承袭祖业，以冶铁和农耕为业，终至富甲一方。父亲陈昌期，乐善好施，以一介乡村儒士，总理家务，使家族产业不断增加。与陈廷敬同样有名气的大学士，山西至少还有两位：一位是与陈廷敬基本属同一个时期的沁县人吴琠，他出身于耕读之家，后来位至首席大学士，却没有在家乡留下像样的宅子。1987年8月，在沁县召开了一次“吴琠学术讨论会”，我随同导师江地先生与会，到吴琠的家乡沁县徐村走了一遭，除了康熙皇帝谕赐的祭文碑和碑亭外，家里只有几间不起眼的砖石土坯混建的隘陋之房。另一位是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任过首席大学士，有“三代帝王师”之称的寿阳县平舒村的祁寯藻，他在家乡也没有留下像样的宅第，祁家只是修建了几个独立的四合院子，与周围的民居比较并没有太多的豪侈。家里没有经商之人，也就没有修建豪宅的财力物力，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与陈廷敬的皇城相府相距不远的郭峪村，李自成明末起义军经过此地时，曾经四次攻打村庄，希望筹集钱款。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富商王重新（字焕宇），不惜巨资用来修寨、修城、修堡、修楼。这位王重新在地方上是位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开设的泰来商号，经营货物遍及山西、山东、直隶、湖北、湖南、江苏、福建，所以王重新有能力让村民修建一个铁桶般牢固的城防工事，抵御入侵，保家卫产。
关于民间修宅建第的资料还比较欠缺，但清代山西商人实力不断增强的现实，无疑是大兴土木的重要前提。明代山西商人就有“非数十万无以称富”的名声，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几朝，山西商人的资本如滚雪球般地膨胀，外出经商的人将大批白银转入山西。修建深宅大院，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富有者多子、多福、多寿的人生价值需求。大多数的明清宅院里，除了有正妻、子女的房舍外，还有众多小妾的卧榻之处。在山西的那些富商家族中，对外宣布不纳妾的或许也只有乔家堡的乔映霞，余则一概遑论。妻妾成群，子孙繁多，所修宅院必大必阔必多。以文学杂谈著称的邓云乡先生，谈到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位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学人讲述，10岁以前他在老家山西灵丘县的东河南镇上，经常听亲戚们讲述“乾隆让嘉庆，米面憋破瓮”的故事，乾隆、嘉庆时，也是山西人经济实力最雄厚的一个时期。邓云乡先生说自己走串亲戚时，在很偏僻的山谷中，都有几进、甚至是十来进的高大青砖瓦房。灵丘是山西东北隅的一个穷县，尚有不少的深宅大院，晋中、晋南商业资本相对集中的地方，商人财富自然更多，留下来一些豪宅大院也就不足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