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资纳官既实现了富商大贾的政治理想，也使得商贾摆脱了修建宅第中的种种限制。康熙十三年（1674），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清政府开始削减西南藩王的势力，为了弥补军需匮乏，政府颁布一道捐纳令，文职捐官始于此时。康熙本拟暂开捐例，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兵事之后，又有西安、永定河工以及青海兵事，捐纳一发不可收拾。文职捐官可至郎中（正五品）、道员（正四品），武职可捐把总（正七品）、千总（正六品）直至参将（正三品）。雍正、乾隆两朝，捐纳成为科考之外的入仕途径。富有的商人，慷慨解囊，出资买官，山西商人也不例外。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仅河东盐商的捐资款就达二三百万两银，报捐的主要目的还是买官取名。晚清时富有的票号商人踊跃为自己和家人捐官，平遥蔚字票号的首任经理毛鸿翙，为父亲到玄孙的毛家5代31人捐得“将军”和“大夫”衔。祁县渠家从清代中期发迹，13世渠锡畴起，到19世的渠晋卿，其间7代人都有各种官衔，如奉直大夫蓝翎分部员外郎、诰赠奉政大夫同知衔、盐运司运同衔、蓝翎同知衔、湖北候补知县等。看起来似乎阖家上下都是政府官员，其实除去渠本翘、渠晋卿等少数人靠科考博取了功名外，家族中的绝大多数是通过捐银买来的官衔，14世渠同海捐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千总，15世渠应璜捐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16世渠长瀛捐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财东祁县乔致庸的几个儿子，乔景俨捐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侃捐花翎四品贡生，乔景僖捐花翎员外郎。类似的捐官，不胜枚举。
捐官与民居建筑的规模等级关系最为密切。商人跻入封建政权行列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升官发财。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加财产。“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祁县渠氏在17世“源”字辈时，家族商业如日中天，为了壮大声势，炫耀门庭，渠氏不惜重金，几次捐输，求取官职。渠本翘的父亲渠源浈，一生捐资逾数万两，因此得到清朝廷的特别嘉奖。清廷视商家为钱财渊薮，威逼利诱，劝令捐输；商人则视官方为交通之物，庇护之所，因而就出现了富商之家满门皆官的奇特现象。富有者得到了政府的庇护，商业活动中的限制较从前少了许多，聚积财富更加便捷，因此明清时期的住宅文化中便渗透了官与商结合的一些文化特征。商人都希望取得一官半职，如此便在商海竞争中取得更雄厚的资本。一个商人家族中，若是有人捐得官职或是科考入仕，必然对外界张扬一番，以示其既富且贵的人生得意。而捐得官衔之后，扩建宅第的限制减少了，宅院才能修建得更阔大更气派。过去民居建筑中很少使用斗拱，然而在清代山西民居中却非常普遍。房主人如果是高官无可厚非，但捐官之制的推行，使得商民通过捐输而得到了官职，这样在修建居所时就可以享受到较高级别的装饰权利，门脸阔大，院落众多，藉此炫耀门楣，荫庇后人。
确切地讲，清初以来实行捐纳后，积累了相当财富的富有者阶层，在封建政权财政拮据之际，伸出了援助之手。介休冀氏，为清代晋中八大富商之一，冀家先祖从临晋县迁入介休邬城，后又迁入介休北辛武村。冀氏在乾隆年间（1736—1795）开始发迹，到17世冀国定（字一斋）时，冀氏商业相当可观，资本在300万两左右。清代诰赠资政大夫，祖父以上七世单传。冀一斋的商号，一半在荆楚，另一半在京师与畿辅直隶。冀国定生有五子，历届捐输，捐得二品、三品衔，封赠累及三世。二子冀以廉、三子冀以中两人，当年在介休北辛武村各花费白银30万两，建造了大宅院；五子冀以正花银10万两购回当地阎姓财主的一处宅子；四子冀以和用10万两银兴建了房舍和花园。冀家几处豪宅，富丽堂皇，十分讲究。曾任过晚清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的徐继畬，咸丰初年奉命回籍组建团练，防堵太平军北进，在此期间，为马太夫人作七十大寿序文，文中提到咸丰初年太平军进入湘南时，马太夫人对儿子们说：“‘此吾家报国之时也。时势如此，守钱欲何为？’即寄信各伙，令竭力捐输助饷。而晋省捐输之议亦起，接连六七次，计前后捐输凡数十万金。是时，全楚被兵，商号之遭兵燹十余家，资已去大半。近两年来，海淀字号被焚掠者四，山左、直隶诸字号资本尤多，亦大半被焚抢，较之从前，家资不及十之三。太夫人坦然无忧曰：‘享国家二百年太平之福，世世温饱，以至今日。今逢厄运，圣主宵旰忧劳，大江南北，城池尚多未收复，我家之毁，又何足言？所恨资财将竭，不能如前此报效耳！’”山西富商捐资报效的情形，大体可见一斑。
富有者为清廷解除困难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争取到更大的活动空间。捐得官职的商人们，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在家乡大肆造房修宅，在外地修馆舍建戏台，可谓是花钱买荣耀、花钱买平安、花钱买舒坦的一举几得。山西票号兴起后，山西商人的实力在国内首屈一指，同治年间（1862—1874）平遥日升昌票号的经理侯殿元，修建了七间七檩的豪华住宅，这样的民居清代以前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侯殿元建筑这样的住宅群，是对朝廷权威的挑战和蔑视，也是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这七间一排的住宅严格意义上讲是五明两暗，而且也不是十分阔绰，然而侯某还是因修建超等级的宅第而获罪下狱，资产全部没收。所以今天保留下来的山西大宅院，极少七间的建筑，榆次常家在嘉庆年间（1796—1820）建了一栋七间的二层藏经楼，建筑富丽堂皇，也很有气派。除此之外，即是平遥城里侯殿元的宅子，其余各地的民居建筑中，正堂最多不过五间，宅主修复前的常家七间二层楼人在五间或三间的基础上，开始向空中发展，修建成二层以上的楼房和多进院落，构成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山西境内一道特别的人文景观。晋中保存完好且形成相当规模的祁县乔家、祁县渠家、太谷曹家以及灵石王家四个对外开放的商家大宅院，正房不过五间，楼高二至四层不等，就是对这种建筑历史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