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学至圣贤
等到守仁携着自己的新妇由江西动身前往浙江时，已经到了弘治二年的十二月。这个时候，王伦已经先行赶回了余姚老家。
就是在途经江西上饶的时候，守仁慕名前往拜见了当地的大儒娄谅。在守仁的一生中，这次拜访对于守仁的影响是很大的。
娄谅少有成圣之志，曾经游走四方，遍求名师，结果他非常失望的说道：“都是些徒有虚名的举子学罢了，不是身心学。”后来他又辗转听说江西临川的吴与弼是个圣人，遂去拜见，这一次他果然没有失望。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吴与弼对于学生也是非常挑剔的，曾经有一个状元徐某想拜吴为师，由于瞧不上对方，结果竟遭他拒绝。而吴与弼一见娄谅，就喜欢得不得了，当即收他为徒。针对弟子个性豪迈、不治细事的特点，老师特告诫娄谅说：“学者须亲细务。”
娄谅自立门户以后，便与自己的弟子们自食其力，过着最勤俭的生活。他曾经感叹儒家经典笺注太繁，容易使人迷惑乃至误入歧途，所以自己不轻率著述。尽管如此，他一生还是著有《日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娄先生一生拒不出仕，曾表明心迹道：“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便我出仕，又能做什么呢？”
守仁来拜见他的当日，他已快七十岁了，而就在第二年，娄谅便辞世了。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宁王朱宸濠，有贤声，常劝宁王勿反；宁王叛乱失败后，娄氏自杀，守仁感念娄谅对自己的点拨和教诲，于是将她礼葬。
很多年以后，守仁对于那天拜见的情景，一直历历在目……
守仁是个不修边幅的人，虽才新婚不久，可打扮已显得有些邋遢。
不过娄谅却并不介意，他对守仁说及唐人赵蕤《反经》中的两句话：“故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反。”
娄谅为此解释说，世上有两种非常特别的人，即“尤妙”之人和“尤虚”之人：尤妙这种人其精美的地方都蕴含在内心，外貌却普普通通、毫不修饰；尤虚这种人则正好相反，他们言辞浮夸、容貌美丽，内在本质与外表则恰恰相反。
“那么先生认定学生是‘尤妙’之人了？”守仁有些心急地问。
“呵呵，‘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夫子尚有看走眼的时候，何况是我这后辈呢？”娄谅不想过分肯定，免得守仁小小年纪太过自负。
对于观人，娄谅又引了《孟子》中的两句话：“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为此，他又解释说，观察一个人，再没有比观察其人的眼睛更好的了：眼睛不能掩盖一个人的丑恶。心中光明正大的人，他的眼睛就明亮；而心中不够光明正大的人，他的眼睛就昏暗不明，眼光躲躲闪闪。听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也注意观察他的眼睛，此时他的善恶就大致能暴露出来了。
不管怎么说，守仁都能看出娄先生非常喜欢自己，而且丝毫不嫌弃自己年少识浅。于是他便把自己学习的心得都向娄先生做了简要的汇报，并恳求指点。
“你这般年纪，没什么功名之欲，对待圣贤之教能够这般用心，已是难得！”
“先时，学生在京时，遇一位相士给了几句偈语，大意是说学生平生有做圣贤的潜质，故而学生一度以成圣成贤为人生第一等事……想来真是可笑，那圣贤又岂是我这等愚人做得了的，少不更事，少不更事呵！”
“呵呵……”娄谅微笑了半天，然后才对守仁认真地说道：“圣贤自然是要有人做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既有王者，也自当有圣贤……况且这圣贤也非出于天命，你但能对圣人之教身体力行，始终一贯，又何愁做不了圣贤？”
守仁听到这里便顿时来了精神，身子向前倾了倾，兴奋地问道：“圣贤——果真是我这等寻常人做得的？”
娄谅直视着守仁，然后以非常肯定的口气道：“圣人必可学而至也！”他的眼神告诉守仁，他没有半点玩笑的意思。
然后娄谅又拿出《礼记·大学》中的那段经典言论进行说教：“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只要你坚持尽心做好每一件哪怕细微之事，为善去恶，一步步地来，工夫到了，自然水到渠成！当今士大夫就病在空谈道德性命，却没几人能真正身体力行的，诚所谓‘三岁儿童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嘴上一套，心里一套，还成什么圣贤？《中庸》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终归还是要落实到这个行上才好……”
守仁大受鼓舞，他又连忙请教：“孟夫子有言‘人皆可以成尧舜’，想来也是这个意思吧？”
“嗯，然人心不古久矣，圣人不出，其奈苍生何！”
守仁夫妇回到家乡以后，见到了对孙子翘首以盼的祖父母，全家欢喜非常。然而就在这不久，王伦由于年事已高，加之前些日子路上颠簸，结果一病不起，遂很快故去。
守仁与祖父感情极好，这一次对他的精神打击也不小。为了聊以慰藉自己的身心，他自然又记起了之前娄先生的那句“圣人必可学而至也”，于是他开始认真钻研起宋儒的格物之学。
朱熹（1130～1200）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位集大成的儒学人物，也是思想界长期无可动摇的权威，地位仅在孔孟之下。但是由于当时科举考试的内容非常狭隘，对于朱熹的学说也很难窥其全豹，为了能透彻理解朱子学说的大旨，守仁于是竭力搜求朱熹及其考亭学派的所有著作进行研读。
有一天，他读到朱子著作中有“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一句，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想到要做格物的工夫。
祖父竹轩先生由于生性爱竹，所以他老人家便在家里种了很多的竹子。竹是充满了灵性的，于是守仁便默对着竹子认真地“格”了起来。
他一连几天，坐在一副蒲团上，只是对着竹子沉思默想，别人叫他，他也懒得搭理。他明白，圣贤之理就在其中，自己一定要将他“格”出来才罢！
可是没等守仁有所顿悟，他就已经先病倒了，这忽而又令他产生了自我怀疑。
他于是又不能不想到：这样枯坐沉思绝不会让圣贤显灵，又无法让真知呈现，而且自己大概也是没有那个天份的，不如就放弃这做“圣贤”的痴梦吧。
然而等到他病愈后，他又忽而注意到，朱子早年出入佛老，其学问深受佛家华严宗的影响；而自己尚没有这方面的学问积淀，所以此事还急不来；况且圣人之教也不是白白参悟的，关键还是要能行！
这第一步，应该就是要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宜再流于自我放纵。
No.2 峣峣者易折
有一天，守仁又读到这样一个故事：北宋大儒张载少年时无所不学，亦喜谈兵。他的家乡在陕西，当时西夏入犯，于是时年二十的张载便上书求见范仲淹，以从军报国。
范当时正在陕西一带主政，兼及防边备边。范仲淹后来接见了张载，并一见知其为远器；所以他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棵好苗子浪费在战场上，于是他便责问张载道：“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并劝他读《中庸》，以导其“入圣人之室”。
张载开悟，乃专心力学，后来果然成为一代理学宗师，并留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语。
通过这个故事，让守仁领悟到，其实儒者的事情本不在小，立功却是最下之事，立德、立言是本，立功不过是末而已；但能教化好万民，何愁不能开万世之太平？
渐渐的，守仁就不再像从前那样爱好兵事了；而在经受挫折之后，他追求圣贤的心思也暂时有些淡漠了。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新的爱好，这就是辞章
对于诗文方面的造诣，守仁还是比较自信的，他“自委圣贤有分”，觉得自己好象不是那块材料，乃四处结交诗友，开始随世就辞章之学。
但是，越到后来守仁也越明白，北宋重文轻武之风实在是严重，以至士大夫不亲武事，没能产生出几个才兼文武的大才就是明证，范仲淹说出那种话并不是偶然的，这实在是太遗憾了！立功之事岂可轻？
因为丧父的缘故，王华便回到了家乡守制，期限为二十七个月，这样他就有了足够的时间来督促子弟们的学业。
王华将自己的从弟王冕、王阶、王宫和妹夫等四人，再加守仁，都召集到一处，与他们一起讲析经义，并为将要到来的乡试进行准备。
这样，守仁的精力又不得不暂时转移到圣贤之书上，又不能不对此有所动心。正如朱子所谓“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于是他白天随着大家一起修习课业，晚上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每每都读至夜半。
那四个跟守仁年纪差不多的长辈眼见侄子文字日进，自愧不如，后来更听闻说侄子一心求取圣贤之学，便感叹道：“这小子已游心于举业外矣，我辈这等庸人不及也！”
守仁一向待人平和，但是爱开玩笑，喜戏善谑。他一直铭记着娄先生的教诲，不得不对自己的一言一行痛加反省，忽有一天，竟开始端坐沉默起来，变得不苟言笑，已然判若两人。
叔叔们不知侄子又搞的什么名堂，更不敢相信侄子会就此彻底改变自己：“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晋时的周处祸害乡里，后来翻然悔悟，开始学做好人，你难道也想做周处第二……呵呵，好了，别为难自己了，该说就说，该笑就笑。”
对于叔叔们的置疑，守仁于是正色答说：“我过去放逸太甚，如今知道错了，就请叔叔们监督我吧！”
自此以后，守仁基本上做到了“一本正经”，而叔叔们也日渐敛容，不得不变得跟侄子一般严肃了。
在当时，理学尤其是朱子的学说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完成于淳熙四年（1177）的《四书集注》是朱熹一生的主要学术成果之一，也是他自己非常看重的，经过了他的反复修改。
《四书集注》在朱熹的思想之路上，是划分其前后半生的一块理学巨碑，它意味着朱熹既批判佛学思想又吸取其思辩精华的排佛体系的建立，更标志着宋代儒学由古典经学向理学转变的思辩化的最终完成。
《四书集注》先是经朱熹的门人大肆鼓吹而广为流传，后来又为元朝官方钦定为科举考试的读本，因而取得了正统地位。
永乐十二年，明廷又发布“上谕”，提出要编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后经过十个月的努力，三书编撰完成。
《五经大全》经注的主要依据便是朱学，其中有的是朱熹本人的著作，有的是朱熹弟子的著作，还有的则是朱熹所推崇的理学家的著作。《四书大全》则可谓是朱熹《四书集注》的翻版和扩大。《性理大全》也不例外，其中所收的“先儒”著作，除两篇外，其余的不是朱熹所作便是朱熹所注。
三部大全正式确实了朱学的官方权威地位，明朝的学子学的是大全，考的也是大全。
弘治五年（1492），是乡试之期。明朝的科举每三年举行一届，其中分为乡试、会试、殿试等。
在每一届，全国大约录取举人一千至一千五百名，录取进士三百人左右。由于乡试在秋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中了乡试成了举人就等于有了“功名”，即有了做官的初步资格。
就在二十一岁的守仁参加乡试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有两个巨人，各衣绯绿，东西分立，对守仁道：“三人好作事！”说完，就消失不见了。
守仁一直清楚地记得这个梦，直到他的晚年。当时他与孙燧、胡世宁都中了这一科举人；二十七年后，宁王举兵反叛，正是胡世宁首揭其阴谋，孙燧则在这场变乱中死难，而守仁更是镇压叛乱的首功之人。
至此，他才略如所悟：三人一齐平叛，原来那梦验在今日！
守仁的叔叔们则都落了第，不过在次年举行的会试中，守仁也首战失利。
当时王华守制已满，也回到了京师，他已经由翰林院修撰迁为右春坊右谕德。这是一个从五品的官职，一般无实职，却往往可以兼任皇帝的侍读、侍讲。
为了向守仁表示慰问，王华的很多同僚便相约来到了王家，这其中就包括当时的诗坛领袖、“茶陵派”的开山李东阳，同时他也是一位知名的古文家和书法家。
李东阳从小跟随做官的父亲住在京城，还在他四岁的时候，他居然就能写大字，作径尺书。当时的景泰帝闻听此事后，于是便把小李召入宫中亲自面试，结果皇帝对他非常满意，乃至将小李抱置膝上，并赐果钞。
李东阳也是未来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时为礼部侍郎。在弘治后期，他有幸成为了大学士，与刘健、谢迁形成了密切配合的内阁权力三角。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时、商辂，后称刘、谢，庶乎以道事君者！
孝宗皇帝对三大臣的意见颇多采纳，并常召入宫中议事，常呼先生而不名。“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一时传为美谈。
李东阳早已听闻守仁之才名，于是他笑着说：“伯安，你此科落第，是你才气未舒所致！下科你必当同你父亲一样，中个状元！”
“谢西涯先生吉言，小子敢不努力！”西涯是李东阳的别号。
“伯安，那你就现场做个来科的状元赋吧，扬一扬你的志气！”于是众人跟着起哄道。
此时的守仁心里确实有些为落第而不平，他眼见这班人中既有今科的会试考官，又必有下科的考官，今日正是自己施展才华让诸公刮目相看的时候。他一时来了兴致，于是欣然从命。
但见守仁展纸提笔，逸兴遄飞，一挥而就，不出半个时辰，一篇洋洋数百言的《状元赋》就写好了。
待李东阳等人接过来看了一下，乃由衷叹道：“天才！天才！”
守仁才学深厚，写赋确实是他的拿手，李东阳并非是恭维他。不过，当这群人一出王家，他们就议论开了：“这小子太目中无人了，若他果取上第，那我辈就都不在他眼中了！”
原来是守仁不知谦虚、锋芒直露的表现令他们产生了不快，事后守仁也颇为自己的狂傲而悔疚。
想那国初时，大才子解缙不到二十岁就中了进士，见于他为官器量不足，洪武二十四年，太祖皇帝遂召解缙父亲进京，对他直言道：“大器晚成，今天你把儿子领回家，让他在家修行十年，将来再大用不晚！”
难道这也将成为自己的命运吗？
更有，解大才子好臧否人物，无所顾忌，乃至廷臣多害其宠，令他在成祖面前站不稳脚；后他又参与储位之争，为汉王朱高煦所诬陷，终于招来杀身之祸……
No.3 风流雅士
守仁的功名欲本来就不强，这一落第更让他消减了很多；闲暇、无聊之余，他便重操旧业，又开始了自己对辞章的爱好。
京城是个不能让人安心的地方，于是王华便命儿子回家乡安顿，以待来科再举。而守仁也不喜欢京城的那种文人士绅的习气及浮华氛围，自然乐得从命。
回到余姚不久，在守仁的倡议下，于是一帮风流雅士在龙泉山寺中结成了一个诗社。诗社不拘年龄，只要有些才华，想参加的都可以进来。
这些人过得基本上是一种名士派的生活，他们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切磋文艺、以文会友，诸如吟诗联句、相互品评、比较书法、对弈下棋等，乃至游山玩水、陶冶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