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好讼之风
正德四年底，守仁在龙场度过了两年的贬谪生活后，终于要告别黔中山水和各族父老，踏上东归之路了。这一走，倒还真有些舍不得，此生怕是再难故地重游了。
尽管是升迁，但守仁还是顿感前路叵测，不知是吉凶祸福。只是如今他的胸怀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他已经养成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心态，但他还是想多看几眼自己曾经耕作过的热土。
当他的船只到达湖南的辰州时，几位湖广籍的弟子早就等候在那里了。其中几位是常德附近的，如冀元亨、蒋信、刘观，他们都是当初慕名到贵州拜守仁为师的。
本来，守仁还要在这里见一位名叫杨名父的老友，不过不知为什么，杨却始终没有到来，守仁不能再耽搁了，于是留诗在自己所借宿的龙兴寺：
“杖藜一过虎溪头，何处僧房是惠休？云起峰头沈阁影，林疏地底见江流。
烟花日暖犹含雨，鸥鹭春闲欲满洲。好景同来不同赏，诗篇还为故人留。”（《辰州虎溪龙兴寺闻杨名父将到留韵壁间》）
就是在此行途中，在辰州、常德等地的寺院中，守仁开始教一群学生静坐。
守仁早前就修习过静坐，只是还没那么专门和用心，后来他才得知，静坐在各家各派中都非常通行，它确实不失为一种使修持者获得清明状态的良好方法。
不管是否跟禅门所学，宋儒是讲究静坐的。想当初，程颐、程颢兄弟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并教人静坐。朱熹曾从学于李侗，从而在思想上完成了一次由主悟到主静的转变，主张从静中体认天理；但他反对专主静坐，只把静坐当做“始学功夫”，认为可以收敛精神，便心定理明，以便识理接物。
而陆九渊的弟子多做“澄默内观”的功夫，以此观照本心；守仁受此启发，也把静坐当作一门专门功夫来教给学生。
先前守仁在龙场，不过随地讲授，及归过常德、辰州，见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辈俱能卓立，于是欣喜道：“我谪居贵州两年，期间没有一个合适的对谈者，如今你们皆能身体力行，这让我的归途倍感幸运！不过我现在有点后悔，想当初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只是和大家不停地讨论知行的异同，而全然没有找寻到一个可靠的法子引导大家……”
“那先生现在找到好方法了吗？”
“我这次来的路上，回顾自己以往的修持经验，便试着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大家都说此法甚好，顾恍恍若有可即者，着实令大家获益非浅，如今我也把它传授于你们吧。”
当守仁离开后，路上他又觉得应该再叮嘱大家几句，于是又致书道：“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已，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才学便须知有用力处，既学便须知有得力处。’诸友宜于此处着力，方有进步，异时始有得力处也……”
不过这还是一个实验性的开始，守仁以后在讲学中曾一度视静坐为最重要的功夫。
庐陵县属于吉安府，这里是个人文荟萃之地，有“文章节义之邦”之美誉。
自两宋以来，这里出了欧阳修、杨万里、周必大、胡铨、文天祥等人。到了明时，永乐皇帝初建内阁，七人中居然有五个是江西籍，三个则来自吉安地区。
从永乐到成化年间的内阁领衔者，如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彭时等人，皆是吉安人，以至有民谚云“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
守仁能被安排到这里当知县，既是一种幸运，更有一种重任在肩的感觉。
这年三月，就在他刚抵达庐陵不久，还没安顿好，就只听一群乡民号哭于道路，嘴里高喊着“冤枉冤枉”。守仁虽然早已耳闻说江西百姓有好讼之风，但自己还没亲见过，所以赶紧升堂问案。
一个小小的庐陵县，民不过万户，但守仁就任第一天，到县衙递状子的居然有不下千人。难道说这帮百姓真有天大的冤情？还是前任知县不为民做主？
等到守仁接过一批状子细细看过，才不禁笑出声来，原来状子上写的尽是些鸡毛蒜皮之事，多数都属于民事调解之类，而且多属凭空指控，根本不必惊动官府；最可笑的是，那讼词动辄千言，便是守仁有心，他也没这个工夫看。
看来这江西民风好讼，果然是名不虚传。不过，动不动就打官司，这是让地方官非常头疼的，而且也与儒家的治国理念有所冲突，因此好讼之民往往会被视为刁民。
想当年，太祖朱元璋在占领南昌后没几天，便筑台于城北龙沙之上，他特意召集城中父老、民众都集会于台下，在告谕中，太祖就曾提到：“你们各自从事本业，不要游走懒惰，不要纠缠诉讼，不要交结权贵，各自保护好自己的父母妻子，当咱的良民吧……”
太祖注重社会教化，赋予了乡绅里老很大的民事权力，其中主要的目的就是有效地解决民事纠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初所竭力推行的政策慢慢就受到了破坏，乡绅里老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也就失去了百姓的信任。
这一方面是因为乡绅里老中一部分人变得欺压良善弱小，一方面则是江西的社会传统使然。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摆在守仁面前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要化清天下，息讼也是题中之义。
然而，摆在初任地方官的守仁面前的，还有更为急迫、更为棘手的问题……
No.2 解民之急
从永乐时代起，朝廷开始向边镇派驻宦官，称为“镇守内官”或“镇守中官”。
当时，他们的职责是监督防区军事，也一并监督本防区内的民情政事。到宣德年间，内地各省也遍设镇守中官，而其地位也有所上升，以至干预地方行政。到了正德年间，经最高统治者批准，镇守中官更取得了干预总制防区政事的合法权力，地位在巡抚文官和镇守武官之上。
但镇守中官还有一项职责，就是搜刮地方特产，以向皇帝进贡。到正德年间，镇守中官的数量也大为膨胀，他们与地方豪强势力相勾结，已成了社会的一大祸害。吉安府、庐陵县自然也不能幸免。
而守仁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吉安府和江西布政使司写了一份题为《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的报告，要求免除镇守中官加给本地的不合理负担。
话说就在守仁刚刚到任后，他查阅公文，发现正德四年十一月的档案中有一份府里下发的公文，说是府里根据镇守江西等处太监王某的钧牌，命府衙吏员到县，催促庐陵县将全县的里长和粮长召来，让他们在本县收买上贡所需的葛纱。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庐陵当地根本就不产葛布，而且原先的岁额中也并无葛纱这一项。见于此种乱摊派，不满的庐陵百姓于是一致抗拒，结果导致负责催缴的陈江等几位里长和粮长被有司拘押在了县衙里，被要求备足上缴的葛纱。
要想妥善地解决此事，就需要先弄清楚事情的原委，于是守仁便对此事展开了细致的调查，才基本掌握了情况：
还在正德二年的时候，当时的镇守中官姚某行文江西布政司，要求查实本省生产葛布的地区；凡生产葛布的县份，必须在葛布上市时抓紧采办，不生产葛布的县份，则要加派相应的买布的银两。
庐陵因为是大县，所以被摊派了一百零五两。摊牌公文一下到县里，一时间群情激愤，百姓纷纷抗议。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百姓拒缴，则由粮长代赔——明初在江浙、江西等地区实行粮长制度，规定每万石上下的税粮为一个纳税区，由一名粮长管理该纳税区税粮催征输解。这些“粮长”多由当地富户充任，太祖朱元璋的初衷是“以良民治良民”，这样就可以减少官府对农民的盘剥。
正德三年、四年，陈江等粮长已经代缴了葛布的摊派款；如今又到了正德五年度，上面规定不仅一百零五两要照交，还得另外采买葛纱。
按说一百零五两并不是一笔巨款，不过相当于当时几户中人之家一年的支出而已。但是，葛纱还仅仅是其中之一，像岁办杉料、楠木、木炭、牲口等，也均在摊派之列，这样累加起来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当时的正经赋税还是比较低的，像庐陵县一年要缴纳的税粮合银也不过三千余两。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各种苛捐杂税增多了，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兼并等原因，老百姓总体的纳税能力却下降了。
如今，仅仅落在庐陵一县身上的各种摊派就达到一万多两；除此以外，还有公差往来的接待费用等。这些足以令不堪重负的百姓家破产，便是富裕点的人家，也深为不断增加的负担所苦。
“照这样下去，百姓哪里还有活路！”守仁不禁感叹说。
“今河北、川东已生民变，就是赣南、赣东北也无不如此，咱们庐陵还算富庶些，不然也早就……”一位也看不下去的幕僚道。
“是啊，这股搜刮的歪风不煞下去，就是我等的失职。”
不过还没等守仁想出应对之策，乱子就闹了出来。
一天，守仁刚到县衙，就只听外面喧嚷声一片，接着便有衙役跑来报告道：“大人，门外有数千的乡民，说是要见您！”
“啊——”，守仁不无震惊，他呆立了一会，想到防止民乱就等于防川，是不能用堵的，要重在疏导：“那你赶紧去跟乡亲们说，本官随后就出来！”
他匆匆整理好了冠戴，便大步走出衙来，但见衙门口的大路早已被乡民们挤得水泄不通。
“请知县大人为小民们做主！”大家一见守仁，于是一齐高呼道，一面喊着一面就跪了下去。
“乡亲们请起，请起来说话！”
“摊派不能再加了啊，大人！如果大人今天不给我们一个准话，我们就不起来……”
本来，守仁还在犹豫着要不要给上司写报告，请求减免摊派。可是，当他一见到这些衣着破烂、面有菜色的乡民，内心便一下子坚定起来：“好，父老乡亲们，今天我王守仁就给大家一个准话！只要我在这庐陵县上在任一日，就务必免除此次葛布的摊派！”
说完，他不免还有些激动，而一想到这庐陵的先贤，再到宦官为恶，守仁便什么都顾不得了。
“那大人准备怎么做？”百姓们心里还是没大有底。
“本县刚刚到任，尚未完全体察民间疾苦。但是，这加派一事，本县已经知悉了原委，本县定为你等申告上司，尽行蠲免！”
守仁话音刚落，但见百姓们一个个地面面相觑，接着便爆发出了一阵巨大的欢呼声……
守仁横下一条心，当真很快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不过，凭着自己的一时意气和一腔义愤，他居然把此事给办成了，这倒是他所始料未及的。
原来这刘瑾也不是不懂得官逼民反的道理，他野心很大，并不愿意看着大明江山就毁在自己的手上，那样反而于己不利。见于国是日非，刘瑾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这其中就包括减免赋税，以减轻百姓的负担。尽管减免非常有限，但聊胜于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