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暑假，我从北京大学回到千里之外的故乡温州。沈老师来到我家，同我母亲聊天，闲谈之中，知道我尚无“对象”。几天之后，沈老师对我父母提起了她。我父亲和她父亲是老朋友。很早以前，她父亲便曾赠我父亲墨宝。听到沈老师、施老师作荐，我父母非常高兴，便催我见一见她。
就这样，1962年8月15日傍晚，沈老师领着羞羞答答的我，来到离我家大约十来分钟路的一个大杂院，跨进一间小屋。
那是第一次“相亲”。她那时瘦瘦的，一双大眼睛显得格外明亮。白衬衫，蓝长裤。她母亲跟沈老师没话找话，不断地说东谈西，尽讲些无关宏旨的“废话”。尽管我明白为何而来，她也知道我为何而至，但是都像“热水瓶”——内热外冷。邻居们很快就从敞开的房门和窗口发觉她家有点异样，有人远远地站着观看，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临走时，我送她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我是《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她和母亲一直送我和沈老师到大门口。我不敢与她握手告别，匆忙中向她和她母亲弯了弯腰，挥了挥手，点了点头。
就是那一个晚上，决定了我和她的命运——彼此一见面，都觉得中意，尽管没有发表过任何“爱情宣言”。
一年之后，在我和她极为简朴的婚礼上，施老师和沈老师作为“证婚人”出席。他们是恩师兼月佬。
我们没有买任何家具——别说三十六条“腿”，就连半条“腿”也没有。所谓新房，不过是在父母弟妹聚居的一间十几平方的房子里，隔出六平方米的小间，床、柜、桌都是父母的——因为我已被分配在上海工作，过几天便要离开家乡。只买了一顶新帐子和两床新被子，给她买了一只上海牌手表，如此而已。
我临走那天，她双眼泪水汪汪。我们新婚只有十多天……那情景，如同杜甫笔下的《新婚别》：“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翌年，我终于把她接来上海。
那时候，我在单位里不过是“见习编辑”，分配住房之类沾不上边。我们买了半间私房，其价格还不及一台普通的黑白电视机！那房子总共十二平方米，四周是竹篱上抹了石灰而已。不管怎么样，我们总算有了立足之地——有了自己的家。我们在那间简陋的小平房里，度过了十六个春秋！
举目无亲，一切都要靠自己。初来上海，我们什么都没有，连一双筷子也没有。我和她这时候才真正开始“恋爱”，懂得爱情的珍贵，爱情的力量。
我和她都来自赤贫的土壤，都能吃苦。微薄的工资，每月分寄给我的父母和她的母亲之后，所剩无几。我们的家具不过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两个竹书架而已。炎夏，半间屋不通风，如同闷罐，挥汗如雨，何况屋里还生着煤球炉；寒冬，门窗紧闭，烧饭炒菜弄得满屋烟气，我家对门，相隔六米，是一家茶馆，人来人往，吵吵嚷嚷。大清早便开始说书，把我们从梦乡中吵醒。最糟糕的是下大雨，小屋地势低，雨水漫过低矮的门，涌进屋里，积水二三十厘米。我和妻自己动手，砌高了门槛，无奈雨水从四周竹墙渗入，无法抵挡……
妻安贫若素。她穿着打了大补丁的裤子，走上讲台，也处之泰然，尽管上海是很讲究时装的地方，何况她正是青春年华。结婚多年，依旧梳一对大辫子——只是常常央我给她梳理。每天，她风风火火做完家务事，便坐下来帮我抄稿、描图。偶然得闲，摆好象棋杀一盘。她单纯，心地善良。相处越久，相知越深，相爱弥笃。两个人仿佛有一个共同的灵魂。
在那狂风暴雨的日子里，我们风雨同舟，历尽劫波。我们结婚后的第四年——1967年，长子来到世间。爷爷正挨批受斗，刚看到长孙的照片，就含泪离开了人世。紧接着，我作为“文艺黑线干将”受到“批判”。造反派来抄家，小屋里挤满了人，屋外也有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看热闹，成了茶馆里“头条新闻”。夜深人静，面对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家，妻哭了。她的学校离家只有三百米，她的学生大都住在附近，目睹了今天抄家的情景，明天叫她怎样步入校门？
忍辱负重，咽泪吞声。天天面对冷漠、鄙夷的目光，度日如年。但是，我们的心靠得更紧，相煦以湿，相濡以沫。
紧接着，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一去好几年。每月，只有四天可以回家。我浑身晒得黝黑来到家中，对面的茶客们常常投来惊异的目光。
1970年3月21日，妻生了次子。我承蒙“照顾”，被从“五七”干校调回上海做煤渣砖，总算可以每天回家。不料，孩子出生的第二十天——4月11日，岳母在家乡含冤去世。那时，大字报贴在岳母的门上，勒令她“滚蛋”——从温州市区迁回乡下……我接到电报，没有吱声。我关照邮递员，暂且“封存”我所有的来信。我让妹妹照料妻子，借口岳母有病回到家乡探望。等到我处理好岳母后事，从温州回到上海，妻子还蒙在鼓里。直到满月之后，妻盘问怎么不见她母亲来信，这才把真情告诉她……
那年月，在上海做煤渣砖，是一份使许多人羡慕不已的“美差”。妻已满月，我的“美差”也到期了。妹妹要回老家。无可奈何，我带着3岁的老大到干校，妻则带着老二在上海。干校那狭窄的单人床上，睡着我和老大。炎夏，孩子头上长了一个又一个疮疖……
我终于被调回上海。这一回的“美差”，则是挖防空洞。一天，忽然我被“工宣队”召去。我头戴藤条帽，脚穿长筒套鞋，身穿满是泥巴的劳动服，胆怯地走进办公室。那里坐着一个陌生人，看样子是来外调的。一问，使我吃了一惊：来者是安徽人民出版社编辑。“文革”前，我曾投寄两部书稿给该社。事隔多年，如今竟还在那里，而且决定出版，要我修改……
于是，在每天疲惫地走出防空洞，洗去泥浆之后，我又拿起笔来“重操旧业”。妻帮我去买稿纸，买资料。虽然家庭拮据，但她总说：“你不抽烟，不喝酒。这些花费比烟、酒值得！”1973年，书终于出版了。没有一分钱稿费，只收到五十本样书。妻兴高采烈地抚摸着新书，喃喃地说：“终于又出书了！”她又帮我抄稿子，在那三年之中，我总共出了近十本书。
爱情，就像橄榄似的，苦尽甘来。磨难深重的日子过去，祖国除去了毒瘤，国兴方有家旺。此时此刻，我和她都步入人生的秋天，我的创作也进入了丰收季节。我们迁入了新居。直到这时，她才算开始办点“嫁妆”。
她更加忙碌了。除了一如既往帮我抄稿，前前后后起码抄了百万字以上，还要帮我处理各种来信，接待客人。她一直是我作品的第一读者。每一次，她总要直言不讳发表自己的评论，往往对我的创作颇有影响。
有几件事，充分显示了她的美德：虽然我父亲的冤案得以昭雪，但父亲留给我的“遗产”是一笔数目颇大的债务。因为自从父亲蒙冤，已十多年没有工资，他又多病，只得借债度日。
她与我商量，决定还清所有父债。一笔又一笔，都是由她去汇还债主。虽然我还有兄弟姐妹，但她从未说过一句该由他们分担多少的话，总是说我们家的境遇好，应当全部由我们来还。
经过“浩劫”，我们的长辈唯有我母亲健在。当我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她主张把婆婆接来，让她安度晚年。我母亲在我们家生活了十几年，她待婆婆如同自己的母亲。后来，母亲年迈，思念家乡，我们在家乡为母亲买了房子，并且为她雇了保姆，照料她的生活。
另外，她常说，我们能有今日，全靠国家的关心。我们一次又一次向国家捐款，都是她去办理的……
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论俊美，她算不上第一流；论才华，她也不算如何出众；论脾气，她有时候还有点急躁。但是，她是一个纯真的人，在风风雨雨之中，使我们的爱情坚如磐石，爱之深，爱之切。
如今，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并在美国公司工作，进入美国的“白领阶层”。大儿子已经成家，长媳一家也都在美国工作。我们的家庭和美、幸福。我曾出过一本书，叫做《我的家一半在美国》。我感谢当年施老师、沈老师的真诚荐引，使我有了如此忠厚可赖的终身伴侣。
她在中学教书，很难有机会出差，更未去过北京。1983年夏天，正值我们结婚二十周年，我应中央电视台之邀，赴京写作电视系列片剧本。我让她自费去京。我们未曾“旅行结婚”，却在婚后二十年同坐火车到首都旅行。如今，她退休了，成了我的写作助手，帮我电脑打字。她还学会了拍照、录音。我外出采访，几乎都带她一起去。我们跑遍天南地北。一起去北京，已经是“家常便饭”。就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的两个月内，我们先是去安徽合肥，接着飞往珠海，然后又在北京人民日报社工作了近半个月。
这么些年，我从未给她写过“情诗”，在结婚二十周年之际，我忽然发了“诗兴”，写了一首《长相知》送她：
长相知，不相疑。你信我，我信你。
长相知，不相疑。同携手，求真理。
长相知，不相疑。共白头，终如一。
在我们结婚三十五周年的时候，已是老夫老妻了，却应一位摄影师朋友之邀，赶上现今“流行潮”，拍了“婚纱照”——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拍过婚纱照。如今，这帧大幅“婚纱照”就挂在家中的客厅里，甚至还在杂志上发表了呢——题为《重温春梦》。
惶恐年代
束元龙
作者简介：
束元龙，男，1974年入北大中文系。现为一杂志主编。
从1966年到1974年，“文革”经过八年运动，已进入了深入持久阶段。1974年初，毛泽东又提出要批林批孔，于是一场新的声势浩大的批判又开始了。此年秋天，我被选送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与我一同入学的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工厂、部队、生产建设兵团。这些人很朴实，有的在校园里还继续穿草鞋和有大块补丁的旧衣服，本色不变。他们也非常能吃苦。记得我们74级一入学，中文系领导就安排我们铺设32楼（中文系学生宿舍楼）前的道路。铺路材料是水泥砖，即使是两个小伙子抬也很重，但我们都像工人一样干得很起劲，并没有谁认为这不该是我们干的活。那时，能上大学是很幸运的事。你能上大学，首先是领导和群众认为你是一块上大学深造的料，其次，你其他条件也要十分优秀。
那时的北大，处在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领导之下。各个系派有工人代表和军代表参与管理学生思想工作。当时其他的校系领导也都是经过“文革”运动的“战斗洗礼”被推上“三结合”领导岗位的，政治上坚定，对北大要在“文革”中扮演什么角色，在“教育革命”中发挥何等作用，培养出什么样的接班人，似乎心里也很有数。我们入学后，整天灌进耳朵的，就是人民送我们上了大学，我们不能忘记劳动人民本色，要做“又红又专”的新一代大学生。记得那时开全校或全系大会，气氛往往比较紧张，因为会上总要涉及学校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点名批判一些具体的人与事。这些当然与我们学生关系不大，被点名批判者都是那些从“文革”开始多半时间在家赋闲的教授们。但我们开会时也很不安，因为台上总是反复说一些先我们入学的学生出了政治问题，犯了道德错误，乃至犯罪、入狱的例子。会上讲到这些时，会场上就鸦雀无声。大家都在担心，总觉得进了北大，自己稍不留神，也会重蹈这些人的覆辙。
入学后不久，有一次班长在班务会上宣布了学校的三条规定。规定学员在校期间：一、不准恋爱；二、不准结婚；三、不准生育。如果在其他地点和环境下，这些规定会显得不可思议。但在我们刚进入北大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过分，只是增加了点我们入学后的紧张感。大家认为，学校这样规定，自有其道理。我们这些工农兵大学生，入学时多已二十岁有余，少数已近或过了而立之年，可谓都处在青春期，处在谈情说爱、谈婚论嫁阶段，个别已婚的说不定正计划生育下一代。如果校方不趁我们入学之初就立下规矩，到时候恋爱的、结婚的多了，甚至弄不好再有几个请长假去生孩子、坐月子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当然，学校这样做也决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前几届学生中，就有人在这些方面出了问题。学校对我们74级防患于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饮食男女都有七情六欲，特别是处在青春期的男女，朝夕相处在一起，就免不了有情爱产生。至于那些在入学前已有情侣的倒也好办，天各一方，秘密保持恋爱关系即可；而那些已婚的，把生育计划推迟了也不算难。真正难办的是那些爱情上还是空白，年龄不大又不小的同学，这些人难免会在几年的学习生活中碰到情投意合者；而对于那些生性多情、情感容易泛滥的人来说就是难上加难了。我记得，那天班长在32楼一层西头大房间宣布这些校规时，一改平时的语气，态度郑重，神情严肃，似乎在才入学不久的我们中间，已有人谈起情说起爱了。当时在座的同学们面面相觑，似乎都想在谁的脸上发现点破绽，以证实自己的猜测。班务会开完，大家没有像以往那样有说有闹地离开，而是默默地回到各自宿舍，关起门来议论去了。
我们9月入学，两个月后已进入初冬。那时我家住在西单，每星期天晚上返校时，要从市区骑近一个半小时的车到学校。由于入冬后天黑得早，到白石桥路口时天已全黑了。那时，从白石桥到北大的马路两侧，建筑物很少，夜晚也很少有车辆，所以一个人骑车走在四周漆黑的路上，往往有不安全感。我同班有一个女同学，也住在西单，于是每星期天傍晚返校时，我们就结伴而行。但自从我们的班长宣布了学校的“三不准”校规后，就听到一些议论，说我与那位女生如何如何……开始我与她并不在意，心里想：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后来议论多起来了，而且班务会上，班长又几次暗示，说班里有违反校纪的苗头，要注意了，否则要抓典型。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怀疑班长的暗示，可能与我们在一起搭伴走路有关。于是那位女同学找我商量，说无论班长所指是否包括我们在内（每周都相约在一起，可能就有问题），反正她害怕被人误会，更怕被当典型公之于众。从那以后，我们就各走各的路了，一直到毕业也是各走各的路。现在想起来，这事很滑稽。当然，也多少有些遗憾。那时我和那位女生相约，在初冬落日还悬在西顶时，从西单的路口出发，沿京西那宽阔的两侧有高大白杨树的路悠悠地骑行。夜色降临了，一路上聆听着秋虫的鸣叫，闻着郊野的草香，边走边述说上学前各自的经历，讲各自工作和当兵时遇到的趣闻和故事……可惜的是，我们这种正常交往会被人家误会，不能维持很长时间。后来，那位女同学每周日只好提前从家里上路，以便能在天黑前返回学校。而我每周照例走着夜路。路上没有了一位女性作谈伴，当然有点怅然和寂寞。但是，从此班里再没有人议论我们了，我们也从此解除了怕被误会、被伤害的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