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我再讲一个波兰的戏剧性情况。在这个并不是自由竞选的选举中，团结工会谁也没有想到上台。当时的团结工会认为，在完全西方式的自由竞选中，也就是100%的议席都是自由选举的竟选中我们可能会赢。可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团结工会执政四年后，发生了第二次选举，是完全自由的西方式选举。这次选举中团结工会大败。前共产党人卷土重来，使波兰出现了剧变以后整个东欧的第一个左派政府。原来的执政党在刚才我讲的那样一种情况下居然败选了，但是在纯粹的自由竞选条件下，它反而赢了。为什么？这就是老百姓的选择。
1993年的选举让原来的共产党改组成的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重新取得政权。这对于左派的思想解放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次选举使得波兰的左派知道，靠票箱掌权要比靠坦克掌权来得更踏实，它完全可以通过票箱来掌权。当然这是后来的事情了。
我只是说，由于我刚才讲的机制，统治者早就不想干了，它和现在的中国有非常鲜明的对比。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全社会都想当官，公务员考试的火爆程度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公务员岗位有1000个人去竞争。这种现象在波兰当时是肯定没有的。当时的这些人连总理都不想当。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一种流行说法是完全不对的。
这些说法说，后来波兰出现经济转型、出现私有化、出现市场经济化，这些都是西方人给他们设计的。西方人为什么这么干？就是因为他们要防止共产党卷土重来，因为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基础。如果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共产党就不可能回来。很多宣传都是这么说的。大家觉得这种宣传有一丝一毫的道理吗？世界上哪个共产党掌权是因为它掌权以前控制着很多国有企业？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吗？苏联共产党是这样的吗？共产党掌权以后办了很多国有企业，这是常见的现象。但是共产党没有掌权的时候，它就在国有企业中崛起，在全世界这是闻所未闻的。俄国共产党有工人党员，这些工人党员很多都在私人企业中工作；中国共产党大部分党员都是农民。有哪个共产党是在国有企业中崛起的？
恰恰相反，像波兰这样的反对派运动容易在国有企业中崛起，为什么？理论上讲国有企业应该有工会，国有企业的工会按照当时的体制是官办工会，官办工会一般是不会唱反调的。但是随着老百姓公民意识的觉醒，在适当的气候下，这些工会也会提出它的诉求。而一旦提出这种诉求，这种诉求马上就会政治化。大家知道，工会本来并不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团体。如果是私营经济的工会，他反对的对象只是企业本身，只是老板。可是国有企业的工会，老板是谁？老板就是政府。工会跟企业对着干，在国有企业中就是跟政府对着干。
因此，国有企业中的工会一旦有自主权，就会成为政治反对派。私营企业倒不见得。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剧变前的几年，波兰的统治者那么热衷、急切地希望波兰经济私有化——最好把波兰的国有企业都变成资本家的——资本家是他们的人，就是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是由原来各级厂长和经理变成的。他们和工人的对立就会变成民间企业中劳资双方的对立，而政府就可以超然于劳资双方之上，成为双方的仲裁者。他们是很希望这样干的。但是谁不让他们这么做呢？就是波兰的工人。波兰的工人坚决抵制了这种做法。1988年波兰的拉科夫斯基政府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企图以加快国企改革的方法来瓦解团结工会。这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我们国家的国企改革进行的非常之快，但是并没有出现政权危机。其实波兰政府也是想走我们的这条路，但是他们没有走通。团结工会抵制了这种官方私有化，政府才没有得逞。但是剧变以后，波兰的确在民主条件下搞了私有化。果然不出所料，波兰经济的私有化导致了团结工会最终在政治舞台上边缘化的地位。因为我刚才讲到，一旦经济变成私营经济，这个工会就会非政治化。因为工会谈判的对手理论上讲应该是企业，而私营经济中企业和政府不是一回事。真正的工会跟企业发生博弈，不会跟政府发生博弈。因此，经历了剧变以后的民主私有化后，团结工会的影响每况愈下。
我们以前说东欧是休克疗法——它们是一步到位地改革，我们是比较渐进的。其实，这个一步到位对他们来讲基本上只是一个法律游戏，也就是说在剧变以后那种气氛下，议会通过私有化法律是很容易的。但是，这个私有化究竟怎么实现？在民主条件下是非常难的，因为要使各方充分博弈，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波兰的很多大中型国企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国营的。有一些国企，像格但斯克造船厂共先后提出的5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否决掉了。波兰的科拉克夫钢铁联合企业（原来叫列宁联合企业）1990年提出第一个私有化方案，最终方案得到落实时已经是2007年了，也就是说经过了17年的谈判。这里头就涉及我讲的一个问题，这些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和责任是怎么变得权责对等的？其实就是通过我刚才讲的方式，一方面对他们的权力进行约束，另一方面对他们的责任进行问责。
在整个东欧率先开始这个过程的有三个国家。一个是东德，东德的情况有点例外，它跟西德有密切的关系，它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西德。另外两个国家就是波兰和匈牙利。波兰和匈牙利恰恰是整个东欧国家中财政赤字最严重的国家。财政赤字迫使政府不得不摊开账本。在这种压力下摊开的账本肯定是真的账本。如果没有这种压力，即使摊开账本，这个账本里可能也是有猫腻的。在波兰和匈牙利当时的状况下，政府肯定给你真的账本，它告诉你我只有这么一点钱，你的要求我达不到。17世纪英国、法国最早开始实行宪政，这两个国家的宪政也是由赤字引起的。大致都是英国国王、法国国王由于钱不够用，确实是捉襟见肘时，就跟老百姓商量：让我多收点儿税，我也可以答应一些条件。
从历史上看，宪政民主制度和那些启蒙思想家写的文章有多大关系，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宪政制度，从我刚才讲的英国、法国一直到波兰、匈牙利，它的几次重要突破都是高赤字引起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环节。
这里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像我刚才讲的那样，老百姓习惯对政府进行无限问责，在剧变以后会不会产生路径依赖？如果老百姓什么都要求政府承担，市场经济没法搞。我刚才已经讲了，剧变以前波兰想放开物价根本做不到，想私有化更做不到，老百姓不答应。剧变以后如果仍然做不到，波兰谈何经济转轨？可是波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剧变以前，波兰的物价涨20%老百姓就上街了，剧变以后的一年，波兰的物价涨了7倍，老百姓基本上一声不吭。大家觉得这是为什么？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讲，英国、法国当年出现宪政进程甚至推翻了国王，原因就是国王要征税。他们认为那是横征暴敛。可是在推翻了国王以后，在民主议会取得权力的情况下，由民选的议会进行征税，征的税要比国王多得多，但是大家还是很愿意缴。为什么国王征税大家不愿意，民选议会征税大家就同意呢？这跟我刚才讲的是一样的道理。因为这是一个契约的结果。有了这个契约和没有契约就大不一样。
我们知道，在圆桌会议和波兰大选期间，波兰的无数政党都提出了它们的契约方案。波兰有一些政党就说，如果你们选了我，我会给你们提供很多东西：便宜的物价，充分的供应，条件是你得让我维持一党专政，条件是你得让我拥有无限的权力。这也是一个契约方案，可是老百姓没有选。
波兰团结工会的第一届领导人一上台就说，我上了台就放开物价，但前提是我要给大家无限的自由。这是民众接受的契约方案，那老百姓履行这个方案当然是很重要的。欧洲的债务危机越闹越厉害，原因就是老百姓对政府问责得很厉害。今天的欧债危机恰恰在我刚才提到的几个新欧洲国家中表现得最缓和。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欧盟国家债务不能超过GDP3%的红线，按照这一标准，欧盟绝大部分国家都不合格。但是这几个国家除了匈牙利以外，基本上都合格。
应该说，这几个国家的老百姓在剧变以后，就不再无限问责，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有无限权力的政府，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它们的责任当然也是有限的，老百姓知道这一点。正如国王征税大家不愿意缴，但是民选的议会征税大家就愿意缴一样。国王要推卸责任，我们不允许。但是，我们选出来的政府，给他们授多少权我们是心中有数的，政府只能是按照这个权力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