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由于这个原因，地下时期的团结工会中就有人说，我们波兰还是要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事实证明民营企业是有前途的。但是，即便如此，团结工会作为体制反对派的特征，仍然主要体现在要求政治民主方面。在经济上，他们的市场化诉求，直到剧变前夕还不是很明显的。而这个时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当局反倒愿意通过市场化改革推卸责任。他们非常希望达到我们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提出的一种主张，就是要求老百姓不要找政府的麻烦，即所谓的“不找市长，找市场”，老百姓最好把所有的问题都自己解决，不要向政府要这些服务。
当时波兰的统治者非常推崇这样的方向。1987年11月，当时的波兰总理梅斯内尔，是一个市场经济学家。在严重的赤字压力下他试图减少财政补贴，提出放开物价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再次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为了防止出现抗议风潮，波兰政府组织民众对这个方案进行了全民公决，结果波兰人否决了这个方案，不让政府卸责。这个方案没有通过，梅斯内尔只好辞职。
1988年，梅斯内尔的继任者拉科夫斯基又提出“国有企业商业”，其实就是经济私有化和扩大私营经济的方案，并要关闭亏损的格但斯克造船厂。格但斯克造船厂是当时整个东欧最大的造船厂，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之一。这个造船厂当然是国营的，但恰恰是团结工会的摇篮。这样的做法激怒了工人，引起了更大的风潮。
当局没有办法，到了1989年初，就只好同意与团结工会谈判，召开圆桌会议。其实这种谈判就是在政府不能任意使用权力，同时又推不掉责任的情况下，不得不跟老百姓就它的权力和责任问题进行协商。在圆桌会议召开的时候，团结工会根本就没打算去执政，只想通过圆桌会议成为一个合法的压力集团，能够更有效地对政府进行限权问责。于是，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是以确保团结工会合法在野、执政党继续执政为原则的。
当时他们制定了很有趣的方案，他们说现在要搞一些民主。怎么搞？现在拿出国会35%的议席用来竞选，各方面都可以有人参选，但65%的议席是保留给执政党的，这一部分议席是不竞选的。这样的话，执政党完全可以控制执政权。即使这35%的议席他一票不得，他还是有65%，如果他的竞选表现不是太差，竞选中又得了一部分席位，那当然就达到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在这样的情况下，执政党是笃定能够继续执政的。
团结工会当时也说，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样的规则实现政治上的剧变。我们当然有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只能在第二次、第三次改革时发生，现在只能是刚刚开始。但是后来发生的情况很有戏剧性。首先35%的自由竞选议席执政党一个都没有得到，全都给反对派囊括而去。在自由竞选的议席中，出现执政党零席位的纪录在世界的选举中都很少见。65%的议席是指定分配给执政党的，但是当时有一个规定，虽然这些议席不参与竞选，但是还要老百姓投一次票——既然你是候选人，就还是要经过老百姓的认可。
结果一投票，这65%的执政党候选人有大概4/5都没有过关。没有过关怎么办？团结工会站出来说，大家还是投他们的票吧，如果不投他们的票，这个圆桌会议产生的协议就没有办法落实，我们还是要落实这个协议的。于是大家响应团结工会的号召，投了共产党的票。但是这种投票方式使得很多当选议员感到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于是当选以后的短短几个月中，大概有一半的议员宣布退党，离开了执政党。这些人离开后就导致65%的比例有点儿悬空，如果有一半走了，就只剩下百分之三十几。
这个时候，波兰的最后一任执政党总理基什查克说，我干脆放弃组阁，你去组阁吧。这并不是圆桌会议决定的，圆桌会议并没有要求团结工会组阁。那些退出执政党的议员，并没有加入团结工会，所以团结工会也不是大多数。一般情况下，这种局面很容易造成政治僵局，可是波兰的执政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很大度，他说既然这样，那就干脆你来吧。
其实他们不仅仅是大度开明。我前面说过早在十年前他们就不想执政，老百姓对他们的要求非常严厉。在基什查克前已经有7位总理辞职，他再辞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剧变就提前发生了，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