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政府与他的授权者只能签订权责对应的契约。让马多跑就要给马多吃草，签订一个“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契约是无法履行的，对谁都没有好处。但是在没有契约的条件下，促使双方走向契约谈判的过程，实际上是个什么过程？大家都理解，这是“漫天要价以施压，就地还钱以成交”的过程。任何一方如果事先对对方实行零开价，对方怎么能有意愿和你讨价还价？而在契约之前，在达成妥协之前，既要求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就会成为一个成功的要价策略。这与契约达成以后的过分索取是两回事。
今天希腊人的所作所为和当年的波兰人非常相像，它们都要求政府承担很大的责任。区别在哪里？今天的希腊人糟就糟在他们在宪政完成38年以后，真的追求“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不可能的结果。希腊是一个低税收高福利的国家，低税收怎么维持高福利？靠透支欧洲，这个肯定是要出问题的。希腊的宪政已经建立了38年，但是昨天的波兰人高就高在，在宪政之前他们实现了“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漫天要价。没有一个合理的要价策略，不提出这个要求，就没有还价的空间。这完全是一个渐进的、和平的改革，和任何暴力没有关系。最终如果就吃多少草就跑多少路的问题达成契约，那就是宪政大业成功的一天。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左派和右派的一种合力，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种合力。我们要求这个政府的权力不能太大，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诉求。但是我们又要求政府必须承担比现在更大的责任，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两种要求的结合，就促使这个社会发生进步。
这两种诉求也可以倒过来，比方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我觉得向政府问责很可怕，因为政府不喜欢，但是政府喜欢我向他扩大权力；或者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也很危险，因为统治者不喜欢。但是统治者很喜欢我为他推卸责任。如果左派右派进行这种合作，也就是左派为政府扩大权力，右派为政府推卸责任，左派说政府就应该垄断，就应该扩大集权能力，右派说其实政府就不应该为你们提供这样那样的服务，你们最好自生自灭——用以前国企改革的话说就是，“大家应该想开点，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不要去跟政府讲什么条件”。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宪政过程是不可能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