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其实所谓的责任小也不是它一点服务都不提供。一个人做某件事，到底是一种责任还是权力？性质是不同的。有些事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这些事就是你的权力。有些事你想不想做都得做，因为别人要求你这样做，你不做是不行的，这些事就叫做责任。比如说公民纳税，这是我们的责任。纳税和搞慈善不一样，不是说你想搞就搞，不想搞就不搞的。有这样一种政府，有时候它也给你提供一些服务，但是只要提供了，那就是恩情；但是如果它不给，你是不能跟他要的。如果他给了你一点，你得感谢；如果不给，你也不能问责。
这种状况当然就不是刚才我讲的横轴上的这两极，而是如168页图1中右上角这个象限。实际上宪政条件下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况。但宪政条件下也会出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在宪政条件下经常有老百姓既喜欢左派又喜欢右派：喜欢左派为我们增加福利，喜欢右派为我们增加自由；在经济上就是喜欢右派给我们减税，喜欢左派给我们增加福利。如果这两种诉求达不到一个平衡就会变成一个现象——“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如果进行这样的追求，是会出问题的。政府权力很小，因此老百姓的自由非常多，但同时，政府的责任又很大，老百姓的福利又非常多。理论上讲，这是一个最好的政府，可是这个政府是实现不了的。
现在欧洲出了经济危机，左右两派都在互相抱怨。右派说西方出了危机是因为福利搞得太多了，左派说西方出现危机是因为他们太自由了，尤其是在金融上太自由了。现在西方危机的一个根源就是这两种思潮在民主体制下共同作用而导致的一个大的问题——最不可能的最好政府。比如说希腊是高福利的国家，但是它并不是一个高税收的国家。希腊在政府权力方面是典型的小政府，但是在责任上它又是一个大政府。
在这里，我只是讲一个大概的理论框架。我们讲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主张大政府，但是这个大政府首先是指它的责任很大，最典型的可以大到从摇篮到坟墓的地步。为了让政府能够承担这些责任才考虑是不是应该给它更大的权力。可是这样的一种思潮，它和其他的国家体制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斯大林时代，比如说另外一些国家，政府权力也很大，公共服务水平却很差；而且，服务往往跟特权联系在一起；此外，这种服务皇恩浩荡，是你不能要求的。像这样的一种情况，在东欧就引起不满。战前的东欧是有社会主义传统的，这种传统指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一些东欧国家，比如说东德、捷克这些国家，在苏联式体制之前，历史上就有过宪政民主制度。而战前这些国家也有过社会民主党政府，比如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纳吉时代的波兰，都有过这样的政府。那时候的这些政府的特点就体现在责任是可以追问的。既然提供福利是政府的责任，我就可以要求你提供，你提供了福利当然我也不会感谢你，因为这是我要求的。苏式体制建立以后虽然变了，但是过去的观念并没有那么容易消失。这些国家的老百姓，用有些人的话讲“那是很难对付的”。他们对政府承担的责任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你必须给我提供这种、那种保障。
1945年建立起来的苏联式体制，虽然专制，但是至少意识形态上是声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主人，政府是公仆，主人当然可以要求仆人为他提供服务。它也不能公然否定劳动人民要求福利的权力。因此，虽然这些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上要求多党制是被禁止的，经济上限制权力、追问责任没有被作为一种制度建立起来。但是，观念上人们认为，向政府问责是理所当然的，向政府感恩是非常莫名其妙的说法。我得到的服务是我作为纳税人出钱买的，有什么必要向你感恩？
中国早在帝制时代就有人讲过类似的话，戊戌变法的时候谭嗣同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者，办民事之资也”。意思是皇上是给老百姓办事的，大臣是帮助皇上给老百姓办事的，赋税是我们用来买这些服务的，“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通义也”。就是说，我付了这些税，你还是不能提供服务，那就换人，这是天下之通义。你提供了，那是应当的；你不提供，那我们就要问责。
这样的一种观念肯定不是自由主义，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观念。因为经济自由主义是主张小政府的，主张小政府的话当然不会主张向政府进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问责。我们知道经济自由主义的一句名言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它讲的是限制政府权力。但是，既然你要限制政府权力，你对政府的问责也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可是这些东欧国家不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在这些东欧国家的体制下，国家向老百姓提供的公共品是非常多的。比方说波兰的农民尽管是个体农民，政府并没有用集体农庄把他们圈起来，但大家知道20世纪70年代的波兰个体农民享有非常高的保障。他们有养老金、退休制度、公费医疗，甚至还有休假制度。但是老百姓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你不能说这是一种自由主义观念，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主义观念。
民众的限权问责会对统治者构成一个很大的压力。所谓“限权”就是不能横征暴敛。当然了，实事求是地讲，剧变以前东欧国家的经济都是国有经济。因此，政府的钱不是通过征税得来的，因为它基本上没有民营企业。政府的钱来自国有企业的利润。当时统治者增加劳动，增加劳动定额，也就是说人民要多干活。这种“多干活”相当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多征税。政府要求工人多干活，曾经在东欧引起过几次风潮，其中最有名的是1953年东德的风潮。当时政府下命令说要提高劳动定额10%，但是工资不涨，工人马上就上街游行了。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几次。但是主要来讲，他们不满的不是提高劳动定额，而是认为享受的福利不够。
尤其在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国家1956年都出了一点事，政府就出来镇压。镇压后为了弥补，就提高了福利。而那时候波兰人就不断地要求这些东西。1956年波兹南事件以后，当局采用增加福利的办法来化解民间的不满，导致财政压力增加。从1970年开始，波兰的历次风潮都是因为这种原因引起的。有时候政府要提高物价，物价一涨老百姓就上街游行。有时候学校的暖气烧得不够暖，诸如此类的这些事也会引起抗议。如果你不提升物价，供应造成短缺他也会抗议——为什么不能保证供应？为了保证供应，把价格提高，大家也要抗议——为什么价格会那么高呢？1970年到1976年间多次发生这种事。老百姓不仅反对涨价，而且要求充分供应。老百姓的这些要求，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很多人会说那是不合理的。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补贴本身就是不太合适的。但是波兰人认为，我有权力要求你补贴，因为你有无限权力，有无限权力就必须承担无限责任。
像这样的一种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给这个体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1980年波兰当局感到连续多年冻结价格以后，财政赤字实在无法承受，于是再次实行推卸责任的措施。这次不是一次性地涨价，而是用扩大溢价供应比例的办法悄悄地搞一场所谓的价格动态化。但是，又发生了轩然大波。就是在这次大波动中，出现了导致波兰剧变的一个最重要的力量，就是波兰的工人，而且这里讲的是国企的工人，也就是团结工会。
1981年9月到10月间，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宣言，首次提出了经济改革主张。但是这个主张里并没有任何市场经济的措词，也没有任何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容，就是反对涨价。但它也不是一概地反对涨价，而是要求政府组织一个由民间代表参加的国民经济社会委员会，无论是劳动定额，还是价格改革，都必须由这个机构来决定。也就是说，提高劳动定额不能政府单方面决定，涨价也不能由你单方面来决定。这实际上就等于说，如果你要推卸责任，那就要限制你的权力，因为权责是对应的。你不限制权力，我就不断地对你进行问责，一直问到你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为止。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想要卸责嘛，你就得先接受限权。
显然，在这些东欧国家，尤其是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民众的福利问责与他们争取自由的诉求一样，都是推动剧变的动力。剧变前十多年的波兰，每次风潮几乎都是因为物价上涨、供应匮乏乃至供暖不足这样的问题而引起，团结工会也就是在这样福利问责的风潮中形成的。到20世纪80年代，团结工会的政治诉求已经从工会制度逐渐发展到要求言论自由等等，但是经济诉求仍然是福利性的。团结工会既没有要求私有化，更反对当局开放物价，更不用说解雇工人了。那个时候东欧国家不敢让工人下岗，尽管统治者非常想自由地解雇工人，但是受到老百姓的压力不敢这样做。老百姓的问责，弄得当局焦头烂额，面对如此问责压力的当局更不可能通过横征暴敛来解决日益庞大的赤字问题。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波兰的体制内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不想当官，因为当这个官没有什么好处。东欧的体制是专制体制，没有充分的民主监督，腐败问题当然也有。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剧变以前的东欧官员用我们现在的尺度来衡量是非常清廉的。这个清廉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水平高，而是因为他们被老百姓逼得得不到任何好处。按老百姓的要求，就算把所有的收入投进去也不够，还会有大量的赤字。而且提供了这些服务，老百姓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相反你不提供老百姓就会问责。这样一来，80年代波兰屡屡出现高层政府官员，尤其是总理不断辞职的事。波兰这个国家从1980年雅罗谢维奇总理在问责声中辞职后，就没有一个稳定的内阁，9年间换了7个总理，到最后人人无心恋栈。
这个时候，政府就愿意跟老百姓谈判。这里就涉及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财政公开和预算透明。中国不搞多党制，但是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也是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否则如果财政都像黑箱一样，老百姓是不放心的。
可是财政公开、预算透明，天底下有哪个政府会喜欢？天底下没有一个政府愿意把它的账本给老百姓看。如果这个政府任意收钱，而且收来的钱不想给民众花而留给自己花，这个政府是没有人愿意公开财政的。政府想要扩大收入，却受到很大的阻力，但是老百姓又拼命要求政府提供这样那样的服务，却造成巨额的赤字。这么一来，老百姓不要求，政府也会向老百姓亮账本。因为它被逼得无可奈何，就只好向老百姓交待说账本上只有这一点钱，你们商量商量吧，要不就多收一点，要不就要求少一点。
团结工会20世纪80年代根本不搞市场经济这一套。到90年代他们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1980年波兰出现军管，对团结工会进行镇压，团结工会转向地下。这次镇压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为了救助这些失业工人的家庭，团结工会用各方的捐款在当时的体制下办了个不合法的工厂，也就是地下工厂。在东欧这些国家当时不允许民营经济发展，那是计划经济的大一统时代。于是，办这些工厂都是非法的，都是所谓的地下工厂。
中国在1978年以前也有地下工厂，这些地下工厂都办得很成功。当时波兰的体制就像1978年的中国一样，都是短缺经济。短缺经济条件下，是办什么成什么，因为什么东西都有销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办的地下工厂相当成功。这就使工会领导人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认为计划经济也不见得一定好，我们完全可以搞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也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这个时候参加团结工会运动的，还有一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是主张市场经济的。这些人参加团结工会运动的时间是比较晚的，最早参加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几乎全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