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经过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实实在在地认识到，34年的增长是虚假的，34年的路径是有问题的。因此，甲午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的第三个重要条约《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对中国近代的发展至关重要，过去对《马关条约》导致后果的看法是——殖民地程度已经加深到谷底。为什么？因为《马关条约》里一个最重要的规定就是“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自由活动”，这一条改变了中国。
这和今天中国的问题一样，我们对外国资本是管制的，人民币出去受管制，美元进入中国也受管制。《马关条约》之前，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外国人不能到这里投资，贸易都是在政府的外汇交易管制下进行。但是《马关条约》明文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办厂，可以享受进出口岸的贸易优惠。李鸿章在谈判中谈得最艰难的就是这一条，李鸿章希望这个东西谈不成，因为谈成之后每个国家都要求享受这个待遇。
因此1895年这一年改变了中国的未来。中国人在1870年前后就知道西方的铁路技术，但是一直没有引进。1880年中国做了几次短期实验，但仍然没有大规模修建。我们过去的解读是铁路会破坏中国的风水，但我在研究时发现这么说并不准确。
中国没有大规模修建铁路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钱、没有资本。中国的资源不能开发，中国没有物流人流，靠什么修铁路？《马关条约》规定“外国资本可以自由进入中国投资”就一下解决了这个问题。
从1895年到1903年的8年时间里，中国南北的两条主干线——现在的京九线和京沪线相继修完，而且资本主要是外国资本。修到1903年，外国人把被中国人看作需要巨大投资却不可能盈利的产业做成了可盈利产业，这让中国民族资本看到了利润空间。
1903年，中国的民族资本要求朝廷制定一个重要政策，即后来导致清朝灭亡的政策——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铁路。民间资本把铁路搞得一塌糊涂，导致了一个王朝的灭亡。
回到1895年，《马关条约》把外国资本大规模引进来，开始修铁路，像离我们这儿不远的开平煤矿、胶济铁路也是这个时候建的。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我们今天社会所面临的强拆不补偿的事情。
我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义和团当中相当一部分流民就是在大规模经济发展中被剥夺土地的老百姓。关于怎么修铁路、怎么补偿，中德、中英间的贸易补偿协议都讲得很明白。清政府把修胶济铁路的责任交给德国人，但是如何合理安置老百姓是你中国的事情。所以政府就把任务层层分解下去，总理衙门分解到山东巡抚，山东巡抚分解到各个地区，到了地区之后再找一个承包公司，对百姓的安置就变成了“把这个人给我赶出去”，因此中国很多老百姓没有拿到补偿。为什么后来中国和外国人、电线杆、铁路过不去？原因就在这里。这种冲突导致了义和团排外事件的发生。
1894年中国被打败之后，中国社会没有经过任何思想解放运动就过渡到了维新时代。1895年中国顺顺当当地走上维新道路，又经过3年的变化，中国的公民社会释放了。到1898年时湖南的自治运动已经高度发展，公民社会形成的标志表现在长沙，就是城市自治。
中国走出了一个维新的路径，这么再走20年，像日本一样形成君主立宪的体制应该不成问题。但是1898年发生了一个最不该发生的事情，就是康有为认为朝廷当中有一个保守派——他想象出的一个“政治敌人”。于是他又让袁世凯包围圆明园，捉拿慈禧太后。这样一来，清廷的政治局势在1898年发生了剧烈变化，一下子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1898年光绪皇帝病倒。尽管史学家都怀疑这个病，但他确实病倒了，因此在1899年选择大阿哥作皇储——一个最弱势的端王家的孩子。为什么选择端王家的孩子？因为端王谁都不得罪。但是端王家的孩子不服众，结果就闹出了义和团。
过去我们解读近代史，弄不清楚义和团的目标、八国联军的目的。实际八国联军最初的目的不是针对中国，而是拯救被困的外国外交官，拯救藏在大使馆里的中国教民。其实一百年来我们都没讲清楚中国教民的概念，而且义和团战争都是围绕中国教民打的。他们这些人最早认同西方价值观，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学理依据和文化依据，和村民相处得也不是很融洽，教民和村民矛盾很深，但是外国人觉得这些人很可怜，因此教民就躲到大使馆去。
大批教民在1899年和1900年藏在公使馆、领事馆和教堂里面，因为都是同村人，义和团就包围公使馆，包围教堂，叫嚣“把谁谁交出来！”这种状态才引发了1900年的战争。
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与英美等国达成了近代史上最后一个重要条约，也是决定中国最重要发展方向的条约——《辛丑条约》。按照传统的中国近代史的叙事逻辑来讲，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到最深了。
我认为《辛丑条约》是近代中国新政治的开端。因为《辛丑条约》里规定要改造中国，把中国拉上世界的轨道。其中一条最重要的约定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各级官僚不能再允许任何排外的事情发生；如果允许排外，就取消三次科举考试。这一招很厉害，为什么中国能很快施行新政？到1905年就能走向宪政？这都和《辛丑条约》对中国的政治改造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我对中国近代史的新认识、新看法。从这影响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四大条约中，我们需要慢慢体会它们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社会发展方面来讲，我认为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过程，是一个解读近代史的新的叙事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