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1842年的《南京条约》解决了五口通商的问题。我国把《南京条约》看作近代史的屈辱起点，我却认为这其实是外国资本通过合法途径进入中国的桥梁。
这个谈判当中的一大重点就是固定税率，另外一个是治外法权。首先，固定税率肯定不对，不论税率定得高还是低，都是不合理的。因此到1882年，中国帮助朝鲜谈《美朝通商友好条约》的时候，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开出一个固定税率，但同时固定每5年双方应重新修定税率。如果有一方觉得不合理，就通过谈判调整税率。
第二个重点就是治外法权问题。有些人直到现在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却不能用中国的法律治裁他？
我原来也不太理解，但是我们研究古代史时也会注意到：古典中国也不管外国人在中国犯罪。我们的原则是“谁的孩子谁抱走”，我同意你来，但是如果你的人犯罪了，你自己去解决。《南京条约》中治外法权的意思就是这样，并不是外国人享受特权和豁免权。
唐朝时外国人怎么居住？当时在长安也是外国人比较集中地住在一个地方，后来逐渐形成了租界。李鸿章在上海就是用租界的办法，所以外国人集中居住这种租界制度其实也是从中国古代来的。虽然租界制度没有完全解决治外法权，但是对外国人的管理问题就慢慢解决了。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我并不认为它代表一段悲情的、中国人被打败、被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历史，而是一种用法律方式让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用谈判方式解决五口通商的合法手段。五口通商之后，中国近代史才算真正开始。
这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中英贸易额、中法贸易额都在持续增加，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社会在改变；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开始通过五个通商口岸堂堂正正地了解西方。
随着五个通商口岸贸易规模的扩大，一个新的阶级——买办阶级发展起来。买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外企高管——英文说得很好，能和外国人讲，能和中国人侃。这个阶级实际上是引领中国进步的重要阶级。买办从明代中期开始就一直存在，如果没有他们沟通西方和中国，也不会有后期中西贸易的发展。
从1840年到19世纪50年代，中国的进步极其有限，虽然在生产力方面有发展，但这个时候中国不愿意完全向西方开放。但是西方在面对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市场时，资本的力量要求开放全中国，这是资本合法的诉求。
我认为对中国人民、中国老百姓来讲，外国资本的进入都是在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我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时候，从不认同民族资本，我研究辛亥革命也是批评民族资本的，民族资本对中国几乎没有做过什么好事情。而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对中国老百姓生活品质的提升至关重要。
讲一个最近的例子。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国零售商开始进入中国。在他们进入之前，中国对资本的恐惧非常严重。中国人认为，如果外国资本进入，中国那些国营单位就会消失。从城市里的“百货大楼”到农村的“信用合作社”，都是从中央到地方一层层套下来。今天我们仍然保留着一个“中华信用合作总社”，这还是正部级单位。当时中国人就认为，外国资本一旦进入中国市场，一定会冲垮中国现有的商业体制。虽然没有如此，但确确实实它会改善中国人的生活品质。
我们看到，2003年之后，外国资本——家乐福这样的零售商等进入中国零售业，现在我们有巨大的选择空间，而且外国生产的商品在安全性上要比中国企业生产的商品更有保障。
再回到中国近代，五口通商之后，中国的老百姓是比较欢迎的。外国资本要求向中国全境开放的时候，中国老百姓也是欢迎的。但是谁不欢迎？朝廷不欢迎。1858年之后，英、法、美三个国家准备换约、重新谈判，因为《南京条款》附加条款中的几个条约都已经到期。在重新谈判的时候，英法美要求把通商口岸增加到20个，最好能够扩大到中国全境，但中国方面根本不同意，于是就发生了1860年的战争。
中国在1858年和英、美、俄、法签订《天津条约》。《天津条约》其实就是解决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解决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的原则性框架。
但是当外国公使来换约时，朝廷不干了，他们无法同意外国公使进入北京。谈判来谈判去，英国说中国只要能对外国资本开放，外国公使也可以考虑不进北京。当时他们认为，如果不进北京，就在天津安营扎寨；需要和中国政府就重大问题进行交涉的时候，就从天津到北京去。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这个条约比20年前的《南京条约》有更大的进步，但是过去我们把它的影响解读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加深了”。后来我研究，觉得不对，什么叫“半殖民地半封建加深”了？人家要在北京派驻外国公使，但是他们也让中国往巴黎、华盛顿、伦敦派驻公使，这是相互的，也是必须的。
1860年以后，由于有这些条件的规定，中国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同文馆、选拔幼童出国留学，我们近代工业、近代文明才慢慢发展起来。我们近代的进步从1860年开始，走了34年，到1894年走出一个“中级富强”。而今天（指2012年）的改革开放也是34年，我们走到了“世界第二强”。
这种状态怎么能概括成中国往半殖民地半封建走呢？我认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应该被解读成一个阳光、向上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这个角度去讲。《北京条约》与《南京条约》相比有一个更大的进步——中国对外更开放了。这种开放经过1860年到1871年这10年的时间，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讲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什么？1871年日本使团到中国来跟李鸿章谈判，当时日本已经进行过明治维新。日本人说：“日本转身向西，这点还是值得中国好好学的。”李鸿章讲：“你这个东西还是不行，我们东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才是最佳的。”洋务运动失败了之后，很多人不理解李鸿章的结论。其实我很能理解李鸿章的解读，因为中国在1860年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充分消化西方技术，这不是日本纯粹用资本主义方式能够做得到的。日本的经济从1867年一直发展到1894年，它的经济很强、很健康，但是在规模上根本没办法和中国比。
中国从1860年开始发展，到1871年，李鸿章确实有底气告诉日本人：“我们的发展模式是好的。”中国仅仅用了7年时间就消化了德国技术，让江南制造局制造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远洋轮，还能够模仿西方的高科技，在中国的工厂里生产出西方的枪炮。这不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能够做得到的，李鸿章1871年就讲：“中国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应该说他当时的认识是对的。
中国的这种发展状况一直延续到1884年，这时中国产生了一次外部危机，南部地区发生问题了。这个问题其实和中国的问题是一致的，也就是面对西方，东方国家怎么办？面对西方工业化、市场化的压力，东方该怎么办？
越南、缅甸这些国家当时都是中国的小兄弟，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1860年中国背弃了原来王朝政治中的王道主义精神，周边的小兄弟有什么事一概不管了，因为当时是自顾不暇。于是南部地区开始丢失，这意味着中国的朝贡体制开始解体。
1840年的战争导致越南、缅甸这些南部国家脱离中国，但是中国在这种脱离过程中确实自我发展得很好，在30年没有外部巨大干扰的情况下，中国确实改变了。中国原来是一个农业国家，经过34年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基本构成。而且在没有巨大外资支持的情况下，确实建构了中国社会的工业基础。这就如同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一个工业化框架。
洋务运动使中国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另外，中国经历增长之后失去了方向。因此到1891年之后，德国人在报告中称，中国从1870年开始建海军，1887年北洋海军成军，“中国的海军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这是流行的说法，实际上中国海军当时的实力是世界第十，日本第九，但中国海军的总吨位超过日本。——编者注，这使中国的军方有一种虚骄。
另外，中国30年的持续增长也导致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虚骄姿态。这时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感觉到，我们丢掉南部番邦是有问题的。在1894年，中国面临着和鸦片战争同样的一个选择，你不妥协也可以，但是你要想一想能不能打胜，打败了怎么办。
今天我们可以在网上检索到日本人当时的军事方案，它有上中下三策：我出去打败了是怎样的，打胜了又该怎样，打得不败不胜又该怎样。中国没有这种方案，因为李鸿章选择不打；另外实实在在地讲：中国是没有力量打、没有办法打。
在李鸿章的概念里是没有“打”的。但由于当时国家一个劲儿讲“增长非常巨大、发展非常迅速”，打的情绪在军界和士大夫阶层非常厉害。
当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慈禧太后把战争的指挥权交给李鸿章——一个不愿意打的人去指挥，这里其实留下了很大的选择空间，这个选择空间就是找准机会就不打了。因此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的战略选择是找准机会就中止战争。至于“甲午战争中中国被日本打得惨败”的历史结论，清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马关条约》全称叫《日清讲和条约》，这里根本不存在“求和”的提法。中国在谈判问题上坚持的立场就是：绝对不会找日本求和。怎么折腾都不能讲“我失败、我认输”的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