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善之旗、诽谤之木、敢谏之鼓”，是远古一种舆论监督和纠察的措施。据史家司马迁说，这是大圣人尧的伟大发明，意在听取四方意见。如果对当政者有意见，就可以在旗下评论是非，提出意见，这面旗就是进善之旗；宫门外树一个木柱，上有一块木板，人们可以在木板上写字，对当政者提出批评意见，这就是诽谤之木；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击鼓，当面给当政者提出建议，这就是敢谏之鼓。王莽也设立了“进善之旗、诽谤之木、敢谏之鼓”，意欲与圣人比肩，但却压根不想让它们发挥作用。大臣素知王莽秉性，又怀有畏惧之心，无人敢言。
王莽以《周官》和《王制》为蓝本，开展复古的换名活动。中央官制方面，形成了四辅、三公、四将、九卿、六监的中央核心官制格局。王莽笃信儒家圣人所说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幻想自己能够使新莽帝国真正达到空前的“大一统”。王莽一时头脑发烧，降格处理昔日“不合时宜”的分封，改王成公，改王成侯，由此得罪了不少新莽帝国的开国王侯，给边疆带去极不安定的因素。
王莽对地名和官爵名等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古。由于崇拜古代圣制，所以，职官的名称采用传说中尧舜时代的官名，如羲和、纳言、秩宗、典乐、共工等。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员的名称通通改为古代称谓，往往一个郡的名称变好多次，许多名称变得不伦不类，官员和百姓都不知诏书中的地名是指哪个地方。换名活动既严重地降低了行政效率，也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
王莽参照《尚书·禹贡》相关记载改革禄制，把爵位分为5等。公爵食邑10000户，封地100里；侯、伯食邑5000户，封地70里；子、男食邑2500户，封地50里。王莽实际所授爵位有14公、93侯、21伯、171子、497男，共796人。这一改革，不仅受封者不满意，还因开支过于庞大，国家亦难承受。王莽遂又倡议减俸，但官员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不给予配合。
王莽还擅改边地属国的称谓。匈奴是中原王朝的宿敌，据说，五帝不能使匈奴称臣，三皇不能征服匈奴。汉武帝时，为征服匈奴，举天下之财与匈奴争雄，也没有达到目标。王莽一心想功盖三皇，德超五帝，也在匈奴问题上大做文章。王莽派遣五威将到四方颁行符命，收缴汉朝印绶，把匈奴、西域部族的首领地位降格，无视匈奴部族首领个人尊严，把“匈奴单于”改为有一种绝对的侮蔑性的称呼，“降奴服于”。王莽又用新印去换汉朝的旧印，旧印文字是“匈奴单于玺”，新印却变成了“新匈奴单于章”。王莽还把“高句丽”更名为“下句丽”。仅为了满足内心的精神胜利，王莽不惜以引发边疆危机，诱发内乱为代价。王莽对外举措失当，不仅消耗了新莽王朝大量的人力与财力，也种下内忧与外患并发的祸根。
在经济改革方面，王莽也全面“复古”。他仰慕周代的井田制，天真地认为一对夫妇若有田地百亩，可使生活富足无忧。他宣布土地国有，改称“王田”，不得私自买卖。一家男子不到8口，占田不得超过900亩，多余部分要上缴、分给别人。没有土地的家庭，则由国家统一配给。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白氏长庆集》中认为，王莽的井田制是“欲速则不达”。井田制已废弃千年之久，王莽为革除汉代弊政，竟然复兴井田制，让大量农民和商人失了业。宋人张耒在《张右史文集》中评说王莽，“昔日王莽改用井田制，和后周的房管使用废弃的车战之法一样，盲目尝试，犹如丧心病狂之人，不顾结果是好是坏，这都是好虚名不顾实利的表现，怎么能说是小过错呢？”
王莽仿周制进行了货币改革。周代有大、小钱。王莽一改汉代的单一币制，实行复合币制。铸造大钱，重十二铢。另外制造契刀、错刀。契刀的价值五百，错刀的价值五千。除通行的五铢钱之外，加上新铸的大钱、契刀、错刀，共有4种钱币进行流通。不久，王莽又改用金、银、龟、贝、钱、布作货币，通称“宝货”。通行宝货共有5物6名28品，这种货币制度不仅种类繁多，而且等价繁杂，寻常百姓，不知如何换算，如罩迷雾，使用极其不便。不久，王莽又取消了大小钱，改用货布和货泉。王莽在掌权的18年间，先后进行了4次币制改革。王莽的币制改革如同儿戏，朝令夕改，无视货币流通规律，缺乏稳定性。混乱的币制不仅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也降低了新莽政府在百姓中的威信。
大泉五十契刀五百
王莽断章取义地理解《乐语》和《周礼》中的话语：“天子派人管理市场，按商品的质量、季节统一商品的价位”，对商业规则肆意变更，引起经济和社会的混乱。王莽根据《周礼》中的“赊贷”法，《乐语》中的“五均”法，实行五均六管制度。他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地设立五均官。六管，是把盐、酒、铁、山川、赊贷、铜冶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营项目收归中央。王莽这种盲目地、过分地、残暴地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干预经济，导致大批地主和富人破产，穷人也受到牵连。经济混乱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此外，王莽还依据《周官》变更税制，扩大征税的范围，提高税率。广大百姓穷困破产，加入“盗贼”行列。
王莽改制的量器
王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貌似以儒家经典为蓝本，以圣人言行为准则，走向全面的“复古”。他的社会变革，包罗万象，如骤风暴雨，陷社会于极大的混乱之中。
王莽的变革失败了，对此，史家有诸多评论。东汉人班固评价说，王莽之败在于“喜好空言，仰慕古法”。东汉人王符在《潜夫论》中认为：“尧和舜无为而治，却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胡亥和王莽随心所欲，胡乱折腾，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徐斡在《中论》中评说：“王莽任用贤能之人是徒有其表。战国时，六国的国君虽然不能任用贤能之人，但都能礼贤下士，从不怠慢他们。王莽既不能任用贤能之人，招揽贤才却又不让他们自由发表意见。王莽这个人外表仰慕古代圣贤，内心实则奸诈、邪恶。王莽只是徒有虚名，只是为了炫耀他礼贤下士的完美形象。王莽表面上授人以爵位，实际上是囚禁这些贤能之人。王莽用印绶做绳索，官爵作镣铐，囚禁这些贤能之士。”
唐代名臣魏征在《群书治要》一书中把王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不善于运用文武之道。王莽执政时，建立明堂制度，制定辟雍之礼，招集儒学之士，遵循古代制度，但却没有真正地发挥这些人的聪明才智。他打比方说，鲁班因为有了锐利的工具而能做出好活，拙劣的工匠却因为拿了锐利的工具割了自己的手。
今人周桂钿在《王莽评传——复古改革家》一书中对王莽食古不化的做法有精辟分析：“慕古，要古为今用，而王莽不加消化，生搬硬套，以为皇帝诏书可以改变社会，以为前圣的制度也能致前世太平，结果是失败的。”李元在《从理想到毁灭：王莽评传》一书中认为王莽，“荒谬的指导思想必然产生荒谬的政策，荒谬的政策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迷恋鬼神
王莽性格当中有着一种特殊的迷信鬼神的个人情结。一是表现为王莽十分迷信符瑞的作用；二是表现为王莽十分恐惧鬼神作祟；三是表现为王莽相信“厌胜之术”，认为它可以转祸为福，带来好运。
王莽有着极端迷恋符瑞的情结。在王莽眼里，自己当皇帝，靠的是“天命”，靠的是符瑞。于是各地投其所好，纷纷制造符瑞。据说，符瑞曾为王莽的帝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东郡太守翟义起兵讨伐王莽，王莽惶惶不可终日，昼夜抱着孺子，在郊庙中不停地祈祷上苍保佑。王莽还仿照周公的《大诰》，作了策文，恰好王莽的军队打了胜仗。从此，王莽更加相信符瑞的灵气，他不知不觉沉溺于其中，不能自拔，这显然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所为。今人孟祥才在其所著《细说王莽》一书中对王莽频频使用符瑞有精辟论述：“将符瑞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抱着符瑞登上权力顶峰，又在符瑞的荒唐泛滥中走向灭亡的封建帝王，首推王莽。在这方面，他创造了空前绝后的纪录，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符瑞皇帝。”
王莽十分恐惧鬼神作祟。这表现为王莽个人喜爱占卜，凡事吉利就做，不吉利就不敢去做，办重要的事情都要选择良辰吉日。王莽经常去祭祀，建起许多庙宇，祭祀开支非常庞大。当时有人说黄帝曾经“建华盖以登仙”，王莽就信以为真，也造了九重华盖，高8丈1尺，驾6匹马，300大力士身穿黄衣，头裹黄巾。车人击鼓，力士高呼：“登仙！”这样的洋相王莽还真是出了不少。
王莽亲口说过：“我先前担任大司马，后来又官居摄皇帝，深知汉氏有三七之难，气数已尽。我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实行金刀之利，想帮助刘家寻求延缓衰亡之术，希望能够成功。可是，从孔子作春秋，定后世君王法则，到哀帝时，一共经历了14代，以之类推，也是14年。刘家气数已尽，终不能成功。现今百姓都说革除汉室，建立新朝，废刘家，立王氏，‘劉’字为‘卯、金、刀’，金刀之利，以后不准推行。”这是王莽的心声，何尝不是王莽心中担忧刘氏神灵作祟。
地皇二年（21年），王莽梦见长乐宫中5个铜人站起，想到这些铜人身上刻有“皇帝初兼天下”的铭文，心中颇为厌恶。传说，秦时长狄12人出现在临洮，高5丈许，秦始皇认为这是吉祥之瑞，于是仿照其像，铸造12个金人，各重24万斤，坐立在宫门之外，称作金狄。又在金人胸上镌刻铭文：“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为郡县，正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身。”心神不定的王莽立即命令工匠，凿平所梦铜人身上的铭文。王莽在镇压叛军时，竟然学习秦代大将章邯的做法，赦免囚犯，授给兵器。与章邯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竟然让囚犯杀猪饮血，共同盟誓，“有不为新莽朝捐躯者，社鬼决不饶恕”。王莽迷信到如此程度，实在荒唐！
又一天，王莽梦见汉高祖刘邦。王莽心中颇感不安，便派武士闯入高帝之庙，拔剑四面乱刺，用大斧斫坏窗户与庙门，用桃汤洒地辟邪，用红鞭鞭打屋壁，胡乱折腾了一番。王莽仍然放心不下，干脆命令中军校尉住进高帝庙，派军队在高帝陵驻屯，来镇压高祖的鬼魂。
王莽最担心的是有人窃取自己的皇权，天天疑神疑鬼的。据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述，当时江阳县有一个少年，有自称神仙之人说他有“贵儿灵气”。王莽听说后，紧张兮兮的，下令追捕。江阳县人只好杀掉了这个少年，以讨王莽的欢心。东汉时，光武帝刘秀下令为这一少年立了一个祠庙以志纪念，同时规定该县数代人不得在朝为官，也是对王莽荒唐行为的鞭挞。
王莽非常相信厌胜之术。据《三辅黄图》的记述，霸桥在长安城东，跨水造桥，当时人们送客人常到这个桥上，折柳相赠，表示依依惜别之情。地皇三年（22年），不知什么原因，这里不慎着了大火。长安城动用好几千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火扑灭。联想丰富的王莽，从这件事想到“大火灭霸”的说法，认为此事颇不吉利，便下令把霸桥改名为长存桥，期待新莽之国长存于天地。
因为迷信，王莽还闹出许多的笑话。王莽统治时，因天灾人祸，谷价昂贵，王莽便采用厌胜之术，制造大仓，设置卫兵，军戟相互交错，叫作“政始掖门”。想借助迷信力量抑制物价，简直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王莽还派使者破坏汉室的皇家陵墓的园门，用墨汁把陵园的外墻涂黑，起名为罘罳，妄想借此镇压汉室的复兴。王莽末年，他感到了政权的岌岌可危，大司空崔发出馊主意说：“国有大灾，以哭压之。”王莽信以为真，便率领群臣百姓一万多人在长安南郊号啕大哭，演出一场哭天救世的弥天闹剧。这就是另类王莽的荒唐而真实的表演。
地皇四年（23年），王莽继续上演他的迷信大戏。他滑天下之大稽，自作聪明，想乞求神灵，发明一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厌胜兵器”——“威斗”。他亲自到京城长安南郊坐镇，监督铸造“威斗”。威斗是由五色药石和铜矿石合铸而成的器具，形状仿佛天上北斗一样，长2尺5寸。威斗铸成后，王莽命令护从身配威斗，伴随在身边。就在南阳汉室大军攻入王莽皇宫之际，王莽仓皇逃到渐台上时，还抱着他自认为无比灵验的“厌胜兵器”——威斗，口中念念有词道，“天生我有德，汉兵算什么！”
王莽聪明，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王莽有许多致命的弱点，比如他的徒慕虚名，他的食古不化，他的嗜好迷信，等等。这些弱点最初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王莽对帝王权力的无限渴望，得到权力后，又过分担心失去它，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恐惧心理，使得这些缺点愈发显得突出，并最充分地暴露出来。在他束手无策时，在危急时刻，在自然灾害面前，他不能去积极地采取果断决策，制定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只是死要面子、念念不忘寻求神明佑助，这恐怕是王莽性格中最为致命的弱点。一个帝王如果不能有效地克服他性格当中的弱点，势必会给他的事业带来巨大的破坏作用，这是王莽给后人的深刻教训和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