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皇帝是清廷入关后的第八位皇帝，也是清朝被推翻前的倒数第三位皇帝。此时，大清八旗军挥师南平西征、凯歌高奏的时代早已经远逝，康雍乾的繁华盛世也已不复存在，倒是英法等列强洋枪大炮的轰鸣声在耳边时断时续。同治的即位非常难堪。他是在满清皇室被外国侵略者赶出家门、父亲客死他乡、在承德避暑山庄确立了皇位后，才入主紫禁城的。在大清王朝建立200余年之后，继位皇帝在落难的路上接替王位，这本身就是皇帝的大不幸，国家的大不幸。更为不幸的是，返回北京后的皇帝，外有列强的侵夺，内有母亲的凌驾，已经注定了6岁的“儿皇帝”一生的悲剧。清军入关后，每个皇帝都只有一个年号，同治皇帝却是一个意外，从“祺祥”到“同治”的转变，既意味着一场血腥，也是一个悲剧时代的开始。“同治”年号的使用，是一个悲剧时代的开始，它初意是“共同治理”，即两宫皇太后共同垂帘治国，更为可悲的是，清政府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大清成为慈禧太后和西方列强“共同控驭”的对象。可怜的同治皇帝，反而成为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无事生非的他热衷于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年纪轻轻就丢了性命。他也因此登上了中国另类皇帝的名册。
垂帘一帘幽梦
清代的历史给人两个突出的印象，一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局面的形成，清朝带给我们这个拥有数千年辉煌文明的国家以屈辱和长时间的停滞。二是清朝的皇帝大都励精图治、兢兢业业，他们似乎完全不像明朝的皇帝那样十之七八在悠然自得、甚至是浑浑噩噩中享受人间至尊的荣华富贵。这两个对立的时代特征显然无法用普通的逻辑关系来解释，勤政却导致亡国，这是历史的悖论吗？还是有其他复杂的原因？不可否认，这一时期世界大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欧美各国借近代工业革命的推动，操纵着坚船利炮，给古老的中华文化带来灭顶之祸。然后，从清朝统治者内部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落后挨打恰恰是由于我们自身的因素，而失去了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同步发展的机会。早在“盛世”之期，乾隆皇帝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虚伪另类已经埋下祸根。嘉庆时，懦弱无能的君臣们睁开惺忪的睡眼后，个个显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道光、咸丰时代，政治腐败，国势大衰。正如孟森先生所说：“清至咸丰朝，文恬武嬉，满洲纨绔用事，伏莽遍地。清室本以八旗武力自豪，为英吉利武力尝试，而旗籍大员之奸侫庸劣，无一不备。”此后，百姓揭竿而起，列强纷至沓来，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一个地签订。内忧外患，相继而起，在救亡图存的关键之期，清朝的皇帝中却又出了一个无法自恃、无事生非的傀儡——同治皇帝，中华帝国的悲惨命运又添上浓重的一笔。
单就入继帝统、登上皇位而言，爱新觉罗·载淳无疑是清帝中最幸运的一位。从皇太极开始，清朝帝位的轮替就充满了血腥与仇杀，载淳却是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登上皇位的。但人生之大不幸则是他生不逢时。
载淳，咸丰六年（1856年）生于紫禁城的储秀宫，生母懿嫔叶赫那拉（即后来的慈禧太后）氏。载淳是咸丰的长子，也是独子，自然就成为皇位的唯一继承人。
1856年的清王朝正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勇猛的太平军展开殊死的搏斗，而英、法两国在沙俄和美国的支持下也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不过，皇宫里似乎还一如寻常，凭借智巧登上皇位的咸丰最大的爱好仍然是听戏，平寇御侮那是臣子们的事。蹒跚学步的载淳的生活也就只是吃喝玩乐。直到1860年的8月22日。父子二人被告知英法联军就要打到北京城了，便以“秋狝木兰”为名，仓皇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不久，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在京津地区大肆烧杀劫掠，商铺抢劫一空，村镇沦为废墟。尤其是举世罕见的圆明园被洗劫一空。皇宫亦岌岌可急。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被迫续订和签订了比《南京条约》更为屈辱的卖国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城，开始直接影响和控制清政府。清政府则与外国侵略者公开联手，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国难深重，与6岁的皇太子载淳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然后，随着1861年8月年仅31岁的咸丰帝的病死，历史的责任一下就落在了这个尚不明事理的幼童身上。
皇帝由一个6岁的儿童来担任，毫无疑问少不了辅佐之人，即皇权的实际操纵者。它召唤着有责任心的人挺身而出，诱使着有野心的人铤而走险。咸丰十一年，大清朝上演了一出将皇帝玩弄于股掌的皇权之争。
咸丰去世后，清廷主要有三股政治势力在角逐皇权：一是咸丰遗诏的亲信势力“顾命八大臣”，如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户部尚书肃顺等，他们被认为是当然的同治帝的辅佐大臣；二是旧有的皇族势力，即咸丰帝的兄弟们，以道光帝第六子恭亲王奕为首，他们原来有机会像咸丰一样称帝，在此权力更替之际，认为有机可乘；第三，后宫势力，即两宫皇太后，包括东宫皇太后慈安和西宫皇太后慈禧，两个有野心的女人利用对同治的监护权，也参与了对皇权控制的角逐。从咸丰咽气开始，三股势力就开始了较量。
顾命大臣和后宫势力率先交火。西太后慈禧首先发难，她指使人上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顾命大臣们以本朝没有先例为由，严词拒绝。双方在朝廷上公开争吵，慈禧以怀里的孩子相要挟，吓得小皇帝哇哇大哭，还尿了慈禧的裤子。慈禧见势不妙，决定调动各方面力量对抗顾命八大臣。她首先与皇太后慈安结成同盟，商定由二人共同垂帘听政，各有职掌。然后她加紧与在北京的以奕为首的皇族势力勾结，利用他们在朝廷中的旧有影响和势力，并争取到在北京握有兵权的胜保的支持。奕火速赶到承德与两太后秘谈，并返回北京布置政变事宜。慈禧还是不放心，她自己抄小道提前返回北京再加布置。11月2日，慈禧遂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解除“顾命八大臣”的职务。几天后，载垣、端华和肃顺3人被处死，其他5人治罪。同时，废除掉原确定的第二年为“祺祥”的年号，改为“同治”。慈禧发动的政变，被称为“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这一年是农历的辛酉年）由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慈安为人比较忠厚慈祥，朝野大事主要由慈禧决断。从此，大清国的历史进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后妃专制时代，家国天下悉数出于“一帘幽梦”。
养心殿东暖阁垂帘听政处
“祺祥政变”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无进步与倒退而论，这是一场纯粹的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战。无论是哪一方获胜，他们面对的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面临的首要问题都是重新塑造一个太平祥和的大清国。只不过，中华帝国的命运最后交在了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手里，她也试图革新政治、兴利除弊、安邦定国。然而，当时的中国面临的矛盾比此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复杂，绝非一人之力可以扭转。慈禧太后又是一个权欲极胜的女人，在执政期进一步加强了专制和独裁，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玩弄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显然是在开历史的倒车。颇具谋略手腕的慈禧，为了守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几乎把自己的心智都化为权术，出尔反尔，犹豫不决，损失国家和人民利益，把中华民族推向更加多灾多难境地。
危局大局已定
慈禧太后和奕以宫廷政变的形式夺得皇帝控制权之后，既要给自己的“夺权”行为正名，树立“正人立朝”的形象，又要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平寇御侮，富国强兵，所以，他们提升了一批较为精明能干的官员，重用了一批才学过人的理学思想家。此后一段时间，清廷不仅渐次镇压了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暂时摆脱了被推翻的命运，又办洋务、兴教育，协调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不仅社会局势较为稳定，还出现了社会经济复苏的迹象，封建士大夫艳称这一时期为“同治中兴”。
这一时期的同治皇帝并没有参与国家政务的处理，他的主要责任是看书学习。作为中兴事业最重要的开创者，在京有恭亲王奕，在地方有受到重用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
“同治中兴”，据《清实录（同治朝）序》宣称，清王朝在同治年间，“用能方夏载德，景运日新，扬无教之寐，成中兴之瑞”。中兴，包括在“武功”和“文治”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武功”系指在咸丰年间，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浙军务。同治年间复用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等，在十数年间先后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云南回民起义、贵州苗民起义等。“文治”，指同治年间，朝野理学士人活跃一时，清廷重用了一批重拾传统程朱理学的士人，如倭仁、罗泽南等，他们正朝纲、端治本、倡正学、辟异端、笼络人才、恢复和强化封建文化事业，为“同治中兴”竭尽努力，以期达到“乐育人才，振兴学术”的目的。“武功”是直接目的，“文治”则是基础、前提。
辛酉政变后，清王朝为了树立“正人立朝”的形象，不遗余力地提拔所谓“理学名臣”。理学家倭仁在1862年一年内3次升职，从擢工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再升至文渊阁大学士，并当上了年幼的同治帝的师傅，掌管翰林院，一跃而成为清王朝的内阁揆首和最高理论权威。倭仁当上帝师后，还辑录古代帝王事迹及古今名臣奏议，编成《启心金鉴》，用这部渗透着程朱理学“君明臣良”思想的读本，来教导同治皇帝。其他理学家，李棠阶入军机，李鸿藻为帝师兼尚书，吴廷栋官刑部。理学官员在朝中已经荣登显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理学家们试图通过澄清吏治、兴办洋务、开办团练、兴办学堂、控制基层等方式，对社会施加全方面的影响。同治，社会出现了短暂的稳定，其中也不乏理学家们不懈努力的结果，不过，这一时期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国内不安定因素暂时被抑制下去，反清运动出现了短暂的低朝；第二，西方列强贪婪的胃口暂时得到了满足，他们还没有得寸进尺的要求；第三，慈禧与奕的后王政治格局还处在较为密切的合作期。可以说，所谓的“同治中兴”只是被一些士大夫津津乐道，被清统治者大加颂扬的一相情愿的事情。这一时期隐含的复杂矛盾并没有解决。
首先，洋务运动难堪大任。
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一批掌有实权、头脑清醒的清朝官员认识到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力，“师夷之长计以制夷”，倡导并主持了以引进西方科技、机器生产的富强、自救运动。它对传统中国开启发展近代工业之门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洋务运动没有、也不可能把学习西方的运动推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
应该说，由奕主持的洋务运动在开启民智、打开中国近代化的大门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但其中包涵了太多不稳定因素，甚至是消极与反动的因素。总理衙门在协调与西方列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主权；走向国门、培养洋务人才，至少开拓了眼界，积蓄了力量；兴办洋务，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机器大工业，成绩有目共睹，但距近代化的路子确也相距甚远。尤其是当洋务运动变成清廷争权夺利的工具时，洋务运动的命运注定被抹上浓重的悲剧色彩。
同治时期的宫廷斗争主要表现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之间的斗争，具体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排挤和打击。洋务运动是在清政府的倡导下展开的，最初的支持者是恭亲王奕，并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默许。他们之间的矛盾对洋务运动的推进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随着慈禧的高度集权的建立，抵制洋务派的队伍越来越大，洋务运动很难向纵深发展。同治年间出现的所谓“中兴”只能是昙花一现。
其次，西方列强的步步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