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看，乾隆发动的这场征书、查书、禁书和毁书活动，其最大的危害还不在于禁毁了3000余部书，也不在于4000余种图书因不符合封建道德标准和清朝的统治而判为“存目类”，而是在于文化浩劫对知识界、思想界和社会各界沉重的打击和致命的摧残。事实证明，乾隆以后，随着清王朝面临的国内外矛盾日趋复杂，统治者再也没有心思和时间去揣摸文字方面的细枝末叶时，才发现，中华帝国所落后的不仅仅是在坚船利炮的物质层面，更加落后的则是在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这种落后，在乾隆时代就已经注定了。
骨子里担心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统治存在思想或行动上的威胁，而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舍我其谁、高高在上、与民同乐的姿态，这才是另类皇帝乾隆的真实面目。
以巡视的名义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重大而引人注目的活动是六次南巡，也就是离开北京，长途跋涉数千里之遥，到江、浙一带巡视。帝王巡游，在史前时代和早期国家时期，被称之为“巡狩”，稍后亦称“巡守”。它是指帝王作为权力的最高拥有者，本人率众亲到他的权势所能覆盖的范围内（统治区域）内进行的巡视、巡狩、视察等行为。这种行为既可能是早期英雄时代的个人巡游（包括早期国家时期的迁都寻找稳定的可控制地区），也可能是后世帝王在政局稳定以后，定期或不定期地体察民情、宣威四方的出行。据说史前时代的帝王“五年一巡”，其他四年，各地诸侯王到到京觐见，以示臣服与监察之意。如尧、舜、禹执政时期都曾多年大规模巡视天下，舜帝和禹帝甚至都死在巡视途中。
历史上，帝王巡游在唐朝以前比较频繁，如颇具传奇色彩的周穆宗西游至瑶池与西王母相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西北、东北、西南都留下其足迹；汉武帝在位53年，巡游全国达数十次之多；隋炀帝“巡幸”之事不断，在位14年，留居京城的时间不足1年，隋炀帝巡游的理由非常简单，观风俗、采民风、纠冤狱，“四聪以达，天下无冤”。不过，唐朝建立时，唐太宗总结历代天子之游、尤其是隋炀帝亡国之鉴，认为：天子出游，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应该慎重对待巡视。
宋、元、明三朝，天子巡游天下之事甚少。为什么到了封建末世，康熙和乾隆相继兴师动众，劳师远行呢？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三月，在第六次南巡即将结束之际，乾隆皇帝抛出了他南巡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南巡记》中，他说：“我在位五十年间，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西部的用兵，二是对江南的巡视”，“到南方巡视，一是效仿圣祖康熙六次南巡，事必躬亲，其次，南方河工之事甚重，通过巡视来督抚检查这项工作”，使“循法而不扰民”。只要大致看看乾隆下江南都干了些什么就知道，乾隆找的这两条理由都非常牵强，这种掩人耳目的说法实在荒唐。乾隆的意思是：自己仿康熙之法南巡，如果南巡有点功劳，那是自己“躬敬以法”的结果，如果有游山玩水之嫌，那是康熙开了很坏的先例。乾隆南巡的目的虽然只提到了“河工”，但已点明了为治理国家、保国安民的需要。这恰恰是康熙和乾隆六下江南的真实意图之一，只不过，乾隆欲盖弥彰的做法显得更虚伪。
首先，满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夷治华”，清统治者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大多居安思危、勤于政事，唯恐天下出现什么变故，尤其是南明时期南方如火如荼的“反清复明”运动让清统治者心存忌惮。帝王对南方加强巡视的政治及军事意图显而易见。
其次，清帝巡视体现了少数民族地位的正统观。明代中期以后，江南文化发展迅速，江浙是汉族人文士大夫最集中的地区，也是从骨子里对满族统治最为敌对的地区。“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乾隆帝六下江南，广交江南学子，或召集，或提拔，或安置，与南方士人交流。乾隆到南方后，接见士人，拜访书院，他甚至把《四库全书》分抄七部，四部藏于北方仅供皇室阅读，而将另外三部悉数放在江南，即一部在杭州文澜阁、一部在扬州文汇阁、一部在镇江文宗阁，供江南学子浏览。在下江南期间，他还六次祭礼明太祖陵、三次祭礼孔子庙，两次谒孔林，三次谒苏州文庙，以及祭泰山、禹陵，谒少昊陵、周公、孟子等。乾隆崇文重道的良苦用心可谓足矣，他的文化南巡，既体现了对满族作为统治者的尊崇，又强调满汉一家，尊重汉族传统文化，以达到政治稳定的目的。
第三，康熙和乾隆二帝的巡游也都带有明显的游山玩水的性质。二人都喜欢汉族园林艺术，喜欢汉族的传统文化形式。每次到南方巡游，乾隆要带上一些画师随驾，见到名园胜景，就摹绘下来，回到北京后就加以仿造。乾隆是整个清朝建园最大最多的皇帝，在著名的“三山五园”中，除畅春园一景是康熙所建，乾隆时未有较大增修外，圆明园以及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都是乾隆时新修或扩建。
乾隆时期修重的园林大都有南方园林的痕迹。如圆明园、长春园内有四个附园，是摹仿江南园林之作，安澜园仿海宁陈宁安澜园，狮子林仿苏州名园狮子林，小有天园仿杭州汪氏的小有天园，如园仿南京的瞻园等。
今天依然秀美的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赞誉为“中国风景园林设计中的杰作”的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始建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它是以“兴修水利和为母祝寿”为名而建造的。颐和园大量吸引了江南园林（私家园林）风格，其中大量使用的游廊、爬山廊、拱桥、亭桥、平桥、肪、榭、漏窗、洞门、花街、铺地等，都是江南园林常见的建筑艺术形式，某些小品、细部、装修，大量运用江南多种流派的堆叠假山的技法，对临水的码头、石矶、驳岸的处理，水体的开合变化，以平桥划分水面空间等也都借鉴于江南园林。这些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工程建筑，如昆明湖、苏州街、谐趣园等，与乾隆时所见所闻大有关系。颐和园征调了全国上万名能工巧匠，仅初步建成就耗时15年，内务府共销算工程用银4482851.953两，动用了全国年度收入七分之一的财力。
“无为而治”是自西汉以后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执政思想，“无为”即不扰民，以民为本，这一点乾隆是清楚的。他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曾对这一思想发表高论道：“只有无为而治，才能持赢保泰。”天子出游，千乘万骑，扰民尤甚，这一点，乾隆也肯定知道。乾隆在首次下江南时，一再强调，出行所有经费，均由内务府提供，丝毫不得扰民，不许苛索于民。实际上，乾隆每次巡游，如同迁都。随行的后妃、王公、文武官员不可胜计，仅扈卫的士兵动辄数千人。各级地方官员、百姓为了迎接圣驾，更是竭其所能，尤其是运河两岸，乾隆所至，要修造专用的“御道”，要侵占民房，要黄土铺道，清水泼街，张灯结彩，香案高设等。许多百姓因此流离失所，倾家荡产。尤其可怕的是，江南富商之家，为投其所好，耗费巨资，争奇斗艳，把一派歌功颂德、歌舞声平的繁华景象展现到帝王面前。乾隆好巡幸，除规模空前六下江南外，乾隆还52次巡幸热河避暑山庄，5次巡幸山西五台山，4次巡幸东北盛京等，总计近百次之多。其扰民程度不难想见了。
清郎世宁等绘乾隆皇帝骑猎图轴（局部）
对于乾隆巡幸扰民的事实，官员和百姓心知肚明。文人袁枚在《扬州画舫录》中说，自天子南巡后，“增荣饰观，奢而张之”。连乾隆的亲信大臣也不无嘲讽地说：“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乃在热河口。”这一点，乾隆比谁都清楚。然而，他依然我行我素，而且每次出行时，还照例发布告书，说各级官员接待时一定要简朴，各游览参观地，不要因为他的光临增修扩张，其虚伪程度真是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
人之将亡，其言也善，退位之后的乾隆终于承认了他巡幸扰民的事实，在《知过论》中，他说，“如果说我南巡没有什么过错的话，那是自欺欺人的。我感觉在我执政的这六十年里，唯一失德的是六次南巡，做了一些没有意义、没有好处的事情，劳民伤财呀！”
以禅位的名义
乾隆在位60年，但实际执政长达64年，在这四年，乾隆上演了一出禅位大戏。为了曾经的一句话，为了显示自己的仁、孝，竟然表演了一出中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效果的作秀剧，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暴露了乾隆的虚伪另类。
1795年，85岁的乾隆皇帝在位已经长达60年。耄耋之年的乾隆虽然耳朵有点背，但身体还相当硬朗。关键是他的精神头还不错，头脑清晰，思路敏捷，甚至还可以步行亲自参加国家的各种重大仪式祭典活动。但他还是决定在1796年，原来是乾隆六十一年的正月初一日，即中国传统的春节之一天正式交出大清国传国玉玺，禅位给自己的儿子、十五子颙琰（永琰），自称“太上皇”。这一年，改元嘉庆。名义上的乾隆时代终结了。
帝权至尊，乾隆既有能力处理政务，又没有人武力逼迫他让位，又缘何主动退位？这还要从乾隆的一句诺言说起。
据说，就在乾隆即位之前，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小伙子怀着对祖父康熙皇帝的无限崇敬，曾焚香祈祷：“承蒙上天眷顾，得以入继大统，不敢奢望超过康熙爷在位六十一年之数，能在位六十年，我就心满意足，此后，就一定把皇位传给儿子。”乾隆话出自言，他肯定自己也不清楚自己能活多长时间，能在位多久？因为，在位60年，就要活到85岁才行，这实在是绝大部分人不敢想象的高寿！
随着乾隆在位时间的延长，他的皇帝欲和权力欲也日渐浓重，60年退位的一句许诺渐渐成为他的心理负担。尤其是他的母亲钮祜禄氏也是一位高寿之人，85岁时还能与儿子乾隆一起登泰山、游承德。85岁，不正是乾隆自己在位60年吗？还是母亲了解儿子，于是钮祜禄氏就委婉地劝儿子说：“皇上天下臣民众望所归，至六十年时也不必一定要退下来。”乾隆对自己的许诺也做了变通，他说：“如果母亲一直能健康长寿，我愿意一直陪伴在身边，不再退位。”换句话来讲，如果钮祜禄氏能够活到100岁以上，乾隆到85岁时就不需要禅位了。然而，岁月不饶人，高寿的皇太后在次年就不幸去世。又过了一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明确表达了自己85岁时禅位的意愿，同时对外宣布早在5年前就已经秘密立储。
乾隆的禅位也在时间的滴滴答答声里越来越近。他对皇位的眷恋之情似乎也越来越重。首先，乾隆改变了原来的彻底“归政”的主意，说退位以后仍将留在养心殿，而不是原来计划中的搬到宁寿宫。养心殿在军机处北面，是雍正和乾隆两朝皇帝处理国家重大事务、皇帝日常起居之所，是整个清朝的政治中枢。显然，在紫禁城，乾隆在意的并不是居所本身的问题，而是对皇权的依恋。朝野上下从乾隆这一态度里都读出了味道，以和坤为代表的王公大臣借机向皇帝上书，请求皇帝顺应民意，收回禅让承诺。然而乾隆是一个十分要面子的人，自然不会轻易自食其言。
其次，乾隆又在自己退位以后的待遇和称谓上讨价还价。为了保证既兑现禅位的诺言，又不失掉权柄，乾隆明确提出要求：退位后尊称“太上皇”，使用宫中喜字第一号宝玺“太上皇之宝”；太上皇仍自称“朕”，谕旨仍称“敕旨”；在皇宫内仍然继续使用乾隆年号，在宫外方可使用嘉庆年号；所有臣下奏疏，请安折子，均要一式两份，一份给太上皇，一份给皇帝，大臣奏章，都要由皇帝转呈太上皇，由太上皇最后定夺。乾隆开出的这些价码充分保证了他在“禅位”以后可以继续掌控大清帝国的运行。
第三，最后时刻差点儿反悔。嘉庆元年大年初一，禅位大典之期到来，文武百官、驻华使节悉数参加新旧皇帝的权力交换仪式。然后时辰已到，老皇帝却迟迟不愿交出代表最高权力的“皇帝之宝”，交换仪式一度陷入僵局。幸亏大臣们据理力争：要么停止“归政大典”，乾隆留居“天位”；要么交出“宝玺”，总不能让新皇帝做一个无宝之君。经过劝说和内心斗争，乾隆终于极不情愿地在最后时刻交上了掌管60年的“皇帝之宝”，走出太和殿，回到养心殿，开始了长达3年又3天的禅位时代。
乾隆太上皇帝之宝
不甘寂寞的乾隆一如既往地充当着最高决策者的角色。他自己常常说：“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他时常在御殿接见百官的觐见，已经35岁的时任皇帝嘉庆只有陪坐的份。老皇帝仍然生活在原来的浮华烟云中，新皇帝宛如傀儡在阴影下生活。这就是清朝这四年的真实面目。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皇帝走完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终年89岁。嘉庆帝结束了3年多的伴太上皇圣驾的生涯，终于开始了自己的亲政。
想当年，25岁的乾隆从父亲手里接到的还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太平盛世，如今39岁的嘉庆，接过来的却是一副烂摊子。嘉庆前3年的噩梦如果只是一瞬而逝的话，大清国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此时的大清帝国早已不是乾隆正当年那个时候的大清朝了。清朝颓废的态势已经彻底暴露出来。人们常常对乾隆的盛世极尽溢美之词，如果说罗马城不是一天建起来的话，清朝的衰败也绝非在嘉庆亲政以后急剧恶化的，可以说，在乾隆的最后20多年里，社会矛盾潜滋暗长，这些都被好大喜功、死要面子、虚荣心极强的乾隆给通通掩饰。他带着自己的心满意得，带着大臣们的歌功颂德，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而他的儿子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却在饱受了动荡、饥饿、疾病和战争的煎熬中，一步步地走向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