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时期，列强在侵略中国的政策上达成“合作意向”，互相支持以适应中国环境，以便尽快、平稳地获取在华利益的最大化。他们还与清政府采取主动合作的态度。清政府为应对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英、法、俄、美等国相继在北京设立公使馆，逐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1865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总税务司署，名义上隶属总理衙门，而海关的行政、用人等大权完全掌握在英籍总税务司赫德手里，列强宣称应当保持中国海关机关的“国际性”，以阻止中国人任何形式的“排外情绪”。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国海关行政部门共有93名外国人，其中英国人58名，美国人8人，法国人12人，德国人11人，其他各国人4人。他们利用洋务派急于发展“近代工业”的心理，步步渗透，在巩固和扩大经济利益的同时，攫取政治利益。为下一步展开全面的对华侵略准备条件、积蓄力量。因此，可以说，同治时期是外国侵略者在华政治、经济势力激剧扩张的时期，虽然不像军事侵略那样骤风暴雨，但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逐步加深，清政府一步步沦为外国列强侵华的工具，同治朝的外交是建立在屈辱和不平等的基础上，这一点是不能回避的。
第三，后王政治格局的瓦解。
所谓“后王政治格局”是指“祺祥政变”后，清中央形成的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和以恭亲王奕辅政的联合执政模式。在此格局中，两宫皇太后（主要是慈禧握有实权，具有野心）代表皇帝掌握皇权，恭亲王奕则以议政王的头衔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这两个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处于领袖地位，掌有实权。在皇后和亲王派系之中又有像文祥等这样的官员从中维系与通融。
“后王政治格局”是在咸丰帝死后，新主年幼，各派政治势力皇权斗争的结果，然而，这种联合执政在专制主义盛行的晚清注定是不可能长久的。随着慈禧统治地位的日益稳固，善于玩弄权术的她想独揽大臣，排斥和打击奕的势力。1865年（同治四年），慈禧利用编修蔡寿祺的一份并无确凿证据的弹劾奏折，以“目无君上”和“暗使离间”等罪名，下诏革去奕的一切职务，不许其干预公事。众多大臣莫名其妙，纷纷上书呼吁收回成命，慈禧见时机不成熟，不得不恢复奕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务，却借机取消了他的议政王称号。经此打击，奕变得小心翼翼，不敢放手做事。慈禧的胆子则越来越大，利用复古势力打击以奕为首的洋务派势力。
所谓的“复古势力”主要是指那些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侵华浪潮，企图重回闭关锁国时代，或者一味排斥新事务，竭力倡导以程朱理学思想治国的人。像倭仁就鼓吹传统程朱理学中的陈词滥调，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反对学习外语，反对学习西方天文算学等。慈禧为了牵制和打击奕支持的洋务派以及在洋务运动中掌握兵权的汉族新兴官僚，有意利用倭仁、徐桐和李鸿藻等复古派。
实际上，慈禧也知道洋务派的富国强兵、疏通对外关系的努力是救时疗弊之需，只是由于担心他们的实力过于膨胀，不利于自己驾驭，才重用“清流势力”与之互相扯皮、互相掣肘，自己则便于从中制衡、操纵和控制。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迫于内外压力，慈禧太后同意撤去垂帘、停止听政，由同治帝亲政。但贪恋权位的慈禧太后再次玩弄政权手段，迫使同治陷于政治危机，这一花招就是重修圆明园。慈禧在同意撤帘时，要求重修圆明园以便于自己生活。同治也想让太后远离自己以避免干政，就下诏重修圆明园。无奈此时国力窘迫，除战争赔款外，办洋务，建工厂，开矿山，买军舰，制枪炮，都需要钱。于是同治帝就号召京城官员自愿捐资，无奈只搞到30万两，与修园要求相去甚远。在奕等大臣的强烈反对下，同治帝遂下令停修圆明园，修建中南海和西苑等“三海”。重修圆明园，不仅打击了同治的士气，也借此机会打击了奕的势力，慈禧给自己的复出和复出后的大权独揽创造了条件。可谓“一石三鸟”。
在国内矛盾没有消除、国外侵略势力急剧膨胀的紧要关头，一个少不更事、整日游荡的少年天子，一个不择手段、玩弄权术的皇太后，大清帝国的命运何其不幸！同治年间难得的“社会安定”没有、也不可能争取到喘息或复兴的机会。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更多的侵略者希望在中国攫取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时候，随着国内生存环境的继续恶化，广大人民群众再次揭竿而起的时候，清廷必然走向灭亡。
戏淫乱淫丧命
同治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似乎与同治皇帝这个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系，这似乎也不是这个6岁登基的少年傀儡天子的错误。然而，透过他短暂的一生，通过他并不算短暂的执政生涯，也许我们不仅仅是哀其不幸，还会为其不争气而动怒。
同治的一生是不幸的。如果说登上皇帝宝座、生活在帝王之家就算是人间幸运之事的话，也就不会有类似于崇祯皇帝“何为生我家”的哀叹了。六岁就死了父亲，对于一个男孩子而言，确实少了一些阳刚之气的锻炼，但历史上也不乏优秀的、成功的男人是在母亲（祖母）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清朝的康熙皇帝就是如此。同治帝的不幸在于生活在乱世之秋，生活在一个恶毒得能吃下自己亲生儿子的母老虎——慈禧太后的羽翼下。少年不自强，又受制于人，悲剧另类的生活就此铸就。
同治帝书法
6岁的同治即位后，因年纪尚幼，主要任务是学习，这一点无可厚非。按规定，同治每天象征性地到养心殿坐一坐，算是行使一下皇帝的权力，发号施令的自然是身后帘子里的东、西太后，这种形式主义也真难为了一个好玩多动的小孩子。从朝堂上下来，他才开始自己的主业，即学习。同治幼年丧父，学习主要由母亲来监督管理。这一点与明代的神宗有几分相似。不同的是，明神宗有一个非常严厉、正直的母亲，慈安和慈禧太后都没有什么文化，既认识不到学习的重要性，指导小孩子学习也不得法。加上她们生活慵懒，缺少积极进步的精神，常在重华宫潄芳斋办事、传膳、听戏，没有给同治以有益的影响。
缺少积极管束的同治非常贪玩，对学习没有兴趣，“见书即怕”，跟着老师学上三、五个月也没什么长进。老师们就直截了当教他如何看奏折、把握要领，处理政务，但同治极不用心，对学习全然不感兴趣，“精神极散”。课堂上，他常常调皮捣蛋，“无精神则倦，有精神则嬉笑”。师傅们对这么个小皇帝训也不行、打骂和体罚更是不敢。也曾试着给他找几个伴读，一来帮助提高学习兴趣、互相激励、彼此切磋，二来代其受过，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但这些方法用尽，效果也不明显。所以，到了十七、八岁亲政的时候，同治竟然连“奏折未能读”，甚至连最基本的《大学》还不能熟读。
从六岁至十七、八岁的十几年间，这位至尊的小皇帝在皇宫里除了应景式地上上朝堂，象征性地听一听师傅应付差事般地讲解，其他事情就是吃喝玩乐，游戏人生。我们甚至不知道同治从儿童到少年是如何转变的。他的生活一直处在他的母亲慈禧太后的操纵之下。慈禧太后是一个个性极强的女人，谁不顺从她就要遭殃，他的儿子同治也不例外。这突出地表现在同治的选后和他的家庭、夫妻生活方面。
同治十一年（1872年），16岁的同治到了大婚的年龄，两太后着手为他选妃。不巧的是，慈安皇太后喜欢侍讲、蒙古正蓝旗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慈禧皇太后则喜欢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两宫太后意见不一，遂由同治自己来决定。同治选定了阿鲁特氏为皇后，同时册立富察氏为慧妃。同治及皇后的不幸也由此开始。
皇后阿鲁特氏出身于官宦大家、书香名门，自幼知书达理。她性情耿爽，不善阿谀。结婚后，皇后还大书“戒嬉”二字，劝说同治帝收心勤政读书。同治帝非常喜爱这位“雍容端雅”、“美而有德”的皇后。
但慈禧皇太后并不喜欢这个儿媳妇，尤其是慈安太后喜欢的，她总是感觉很别扭，常常找碴儿难为她，甚至不许她与同治皇帝同房；慈禧还要求同治对慧妃好一些。同治深知母亲的威严，不敢违抗，只好有意疏远皇后，但也不愿意亲近慧妃，只好赌气独宿养心殿，生活寂寞寡欢。因为慈禧处处刁难，皇后的日子过得也很不舒心。同治病重，皇后护侍，也遭到慈禧的责难。据载，同治病重时，皇后前去养心殿探视，二人同病相怜，说了一些私房话，被慈禧皇太后知道。慈禧怒不可遏，以皇后没有事先请示为由，要对她施以杖刑。皇后脱口而出：“我是乘着风辇从大清门抬进来的明媒正娶的媳妇，现在来看一看生病的夫君，我何罪之有，让您来诘难？”慈禧一生最为遗憾的就是身居西宫，就是在咸丰临终前也没有册封自己为皇后。如今被皇后抢了白，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如果不是同治被吓晕，病情加重的话，不知慈禧如何发淫威了。不过，慈禧还是把这笔账牢牢地记在心头。等同治帝刚刚去世，慈禧就把皇后找来，先打了她三个耳光，然后告诉皇后的父亲崇绮，劝皇后自裁殉夫。皇后死了丈夫，本已心灰意冷，想想活着也要深受慈禧的凌辱，不如一死了之，便绝食身亡了。
“同治”年号的使用注定了同治皇帝一生的痛苦。一直生活在母亲的阴影下，幽闭深宫，没有说话的权力，没有施展的可能。他以放纵和堕落来宣泄自己的不满，释放自己的郁闷。而糜烂的宫廷生活，给同治的堕落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同治帝书法
清代的宫廷生活，在乾隆时已相当奢华，从皇帝到皇后、太后贪婪享乐。到同治的父亲咸丰时，宫廷里的时令节日、大小节庆、歌乐声色、娱乐生活甚是丰富。咸丰帝就是一个荒淫无道的家伙，他对色情很感兴趣，置兵败国破于不顾，携嫔妃、美女游园作乐。当时就有大臣以献媚药擅长、得到升迁。有野史说，咸丰曾狂热地喜欢上一个叫朱莲芬的艺妓，时常召幸。有意思的是，有御史和吏部官员也与艺妓有染，这两位官员力劝皇帝当以国事为重，勤于政务，万不可亲近伶人艺妓，咸丰帝读了他们的奏疏，大笑说：“两个家伙争风吃醋呢！”咸丰还喜欢唱戏，经常传唱艺人入宫唱歌，甚至还指导太监演戏，兴之所至，还打扮一番，亲自登台唱上一段。在流亡热河期间，咸丰又是打猎、又是唱戏，俨然太平天子一个！
同治6岁时，父亲咸丰就死了，所以受父亲荒淫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父亲“亲手”营造的荒淫的内廷生活却变本加厉地遗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加之东、西两太后都喜欢听戏，宫里吹拉弹唱日日不休，娱乐项目丰富多彩，耳濡目染的皇帝有了直接模仿的机会。
同治帝婪恋女色，好房中之术。进士出身的上书房翰林王庆祺风度优雅，长于房中术和春药的研制，同治就把他由五品官破格升为二品官，在内廷行走。据说，有一次太监送茶，发现二人正在看《秘戏图》，两人兴趣勃勃，全然没有注意周围有人走动。同治帝对“淫词小说，秘戏图册”都很迷恋。王庆祺和宫里的太监还经常偷偷地带他出宫玩耍，酒肆、戏馆和花巷，都留下同治帝的身影。皇帝微行时到过前门外的八大胡同逛妓院，完全是有可能的。同治帝贪杯好色在宫里是出了名的。据说他竟然与内务府郎中贵宝呼为酒友，常常不醉不休。
同治十三年（1874年），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重病缠身，并于十二月初五日去世。由于生前生活放荡不羁，沉溺女色，加之清代宫廷档案中关于他病情的记载含糊不清，对于他的病因就闹得纷纷扬扬，民间普遍传说同治帝死于性病梅毒；而清廷对外宣布他死于天花。堂堂大清朝的天子，如果以性病而结束生命，既无言面对黎民百姓，也让洋人看笑话。像许多历史悬案一样，同治死因很有可能成为千古之谜。
同治死后，慈禧决计第二次垂帘听政。中国封建末世的政治最后归于一个女人的绝对统治，一直走到清王朝的灭亡和传统帝国的终结。
作为一个帝王，同治帝走过的一生不应该是一个帝王所经历的。历史上，少年天子为数不少，如果能有一个严父、慈母的管束，或者有母后（母亲）的深明大义，正确引导，胸有诗书其自华，亲政以后的同治应该有一番作为的，可惜他没有这样的好父母。历史上，受制于皇后或权臣的皇帝也为数不少，少年天子如果能够韬光养晦，积蓄力量，争取各派力量，以皇帝的号召力，定能重拾权柄，一展帝威，可惜他没有这样的雄伟抱负；亲政以后的同治帝，本来有施展的机会，可惜他胸无点墨，没有什么“抱负”可以施展。在逆境中，他选择了逃避，他选择了堕落，选择了以荒诞另类来消除自己的意志和青春年华。他个人的悲剧也铸就了中华帝国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