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自己掌控的军队，武宗开始想方设法出京练兵打仗了。正德十二年，他与江彬一起到了居庸关，哪知巡关御史张钦紧闭城门，不肯放他们通过；武宗要求镇守居庸关的指挥官和分守中官出来见他，张钦就是不答应，还手按宝剑坐镇关城，大声告诫守关军兵：“敢言开关者，斩！”正争执间，内阁大学士梁储等人从京城赶到居庸关，劝他抓紧回去，武宗只好怏怏而去。19天后，武宗打听到张钦不在居庸关，钻个空子溜了出去，向宣化方向急行军。有趣的是，行军途中，他还不断听打张钦的下落，担心这位耿直的御史知道后会给自己找麻烦，但也并没有治张钦的罪。
这次出关颇费周折，武宗就想出了一个能顺利率军出关的办法。他下旨封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挂总兵官印，还给自己铸了一方大印，改名字曰朱寿，今后驻跸皆称“军门”，凡率军出征均以“威武大将军朱寿”帖行事。武宗显然感觉皇帝受到太多的典章礼仪的限制，以为自封为大将军就可以率军自由出入于边地军事要塞，完全不把皇帝之名分放在眼里，真是荒唐又可笑。
自己给自己如此荒唐地打开了统军习武的大门，百官也不好再说什么，实际上，即便一遍又一遍地劝告，也毫无用处。这年十月，武宗还真过了一把“御驾亲征”的战争瘾。出征之际，他要求文武官均要称其为“威武大将军”。当时，北方蒙古族鞑靼部小王子5万余骑在北边与明军交战。战争异常激烈，大小战斗进行了数百次，明军一度被蒙古大军分割包围，形势相当危急。武宗显示出英勇顽强的一面，他亲率大军四处拼杀。在战场上，与普通士兵共吃同住，俨然就是一个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将军。武宗冒死拼杀的精神感动了前线的将士，最后将蒙古族大军击退，取得战争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
班师回朝的迎接仪式颇为隆重，文武百官在德胜门外列队相迎，明武宗一身戎装，乘红色战马，身佩宝剑，耀武扬威地被簇拥在队伍中间。他不停地接受百官的祝贺，喝了大碗庆功酒后，兴奋之情自不待言，连连夸耀说：“我在榆河亲手将一名敌人的首级斩下，你们都知道了吗？！”他要求迎接他班师凯旋的百官不要称他为“圣上”，也不能自称“臣下”，一定要称他为“威武大将军”。看似规模宏大的庆功仪式，变成了明武宗的一场闹剧表演。
如果武宗真是一名将军的话，他的表现与功绩足以载入史册。然而，作为一个帝王，他如此拙劣的表演，恰如其分地展示了一个荒诞不经、逞强好勇的无赖形象。
如果说武宗在应州大捷的“亲征”是歪打正着的话，他此后的几次“北巡”和南征宁王朱宸濠之叛，就把他逞强好勇，借平叛之名寻欢作乐的本质暴露无遗！
正德十三年七月，在江彬的唆使下，武宗下旨：“北寇屡次犯边，朕担心边备废弛，特命威武大将军朱寿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陕西和宁夏等地的军兵，平虏定边。”武宗以双重角色命令自己率军出征，还自封为镇国公，真是荒唐之极。武宗全然不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经居庸关，历怀来、保安诸要塞，至宣府、大同、榆林、太原等地。武宗每次出征，必身披宝剑，腰搭弓箭，乘坐高头大马，威风凛凛。行军途中，他顶风冒雪，跋山涉水，随从人员不少都累病了，他却毫无倦色。
南征宁王朱宸濠叛乱更是荒唐。朱宸濠，是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之后，封国在南昌。他平时胡作非为，有谋叛之心。正德十四年六月，宸濠发布告天下书，声称太后密旨，让他起兵入朝。时任汀赣巡抚的王守仁足智多谋，仅一个月时间就将朱宸濠生擒。
得到朱宸濠叛乱的消息，武宗高兴得心花怒花。每次率军“北征”，总受到大臣们的数落，这次总算找到了寻欢作乐的理由。江彬等人也积极“出谋划策”、筹划出兵方案。七月十三日，武宗传旨：“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各镇兵征剿。”由于以游乐为目的，武宗为自己的出征好好地筹备了一番，直到八月二十二日才正式出发。王守仁将朱宸濠捉拿归案后，为能够继续南下“亲征”，武宗竟封锁了这一胜利的消息。武宗就这样一路歌乐声色，吃喝玩乐，走走停停，到年底才到南京。
武宗和随从宦官想夺取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劳，就诬告王守仁与宁王串通一气。王守仁只好重新上书，请求武宗御驾亲征。武宗还想把宁王先放掉，由自己率领大军“亲手”把宁王捉住，后在大臣的强烈反对下才作罢。在极其隆重的受降仪式后，武宗和他的随行官员们过足了战争瘾之后，才装模作样地宣布：御驾亲征大获全胜，平叛以胜利告终。这场闹剧历时一年之久才得以收场。
风流天子游龙戏凤
“风流”，意为“风韵”、“风情”，五代十国时后蜀花蕊夫人有《宫词》曰：“年初十五最风流，新赐云鬟便上头。”武宗风流，他本人似乎一直是在追求能够为自己带来新鲜刺激的某种风情和风韵，但终究是一种放荡的、不正常的男女关系。这种放荡，是一种无节制可言的肆意放纵，这种不正常，是一种非常态、更非人伦的双性恋，甚至是一种令人作呕的变态畸形性心理和性行为。
武宗的婚姻生活最初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即位不久，他就娶了夏皇后，之后又选置了几个妃嫔，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过，少年朱厚照似乎对女人并不太感兴趣，他是在身边一帮宦官的教唆和诱使下，逐渐发现“性”这一个未知领域竟然蕴藏无限乐趣，这让一向逞勇贪欢的少年越来越沉溺于其中。
在豹房里，恣意妄为的淫乱生活，极大地满足了武宗声色犬马的感官享受。这里充斥着教坊司的女乐、高丽美女、西域舞女、扬州少女，乃至于妓女、寡妇等各色女子。豹房之内到底有多少女子，恐怕连武宗自己都不清楚。
豹房里的异域女子大都是于永给搜罗过来的。于永是色目人后裔，时任锦衣卫都督同知，常伴随在武宗左右。于永见武宗对女色很感兴趣，就时常夸耀西域女子身材好、美丽漂亮、肤色白晳，比中原女子强多了。于是武宗下诏，让官民进献肤色白嫩、漂亮、善歌舞的西域女子。当时一个叫吕佐的军官家里有12个女子，于永就弄来送给武宗，武宗大喜，昼夜与这群女子一起玩耍。据说，武宗听说于永的女儿也是一位能歌善舞的美人，就向于永索要，真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
江彬是靠讨武宗的欢心才得宠的，除了培养武宗的逞强好勇之外，见武宗好女色，他就告诉武宗外面的美女如云，带他到外面寻花问柳。宣府就是江彬给武宗营造的一个淫乐窝。在宣府期间，每到夜晚，武宗带上一队亲兵，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闲逛。看见高墙大院的富庶之家，他就令亲兵上前砸门，然后入内强索妇女，弄得人心惶惶，家无宁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富有之家纷纷重贿江彬，希冀能够免除祸患。武宗倒不管那么多，忙得不亦乐乎，夜夜乐此不疲。
武宗外出，见到女色，不论出身、不论年龄、不论婚否，只要有风情，一律收下。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山西认识的一位已婚乐伎刘良女。武宗见她有风情、善解人意，就把她带回京城，还封她为“美人”。两人饮食起居不离左右，如影随形，武宗的亲信随从径直叫她“刘娘娘”。据说在宫中，但凡宫女宦官侍从得罪了武宗，只要刘美人说情，肯定可以万事大吉。流传于今天的著名传统戏曲《游龙戏凤》，就是根据武宗与刘良女的故事演绎的，只不过刘良女变成了李凤姐。
正德十四年，武宗以宁王叛乱为借口南下亲征。为了逗刘美人开心，出师前两人相约在潞河相会，刘娘娘以簪作信物，不见不散。哪知武宗一出京城，兴奋过了头，不小心把信物给弄丢了。武宗下令大军停止前进，四处搜寻信物，数日不得。见不到信物，刘娘娘不肯随从。武宗就偷偷从军营中溜出来，亲自驾一艘小船去找刘娘娘，向她赔礼道歉，并把她接到军中同行。此后，良女一直陪伴武宗身旁，一同出现在臣民面前。武宗在南京赏赐寺庙幡幢上写满了自己和刘氏的名字，可见感情至深。
武宗出巡，一半是为了打仗，一半是为了招蜂引蝶。当年十二月底，亲征军到了扬州。扬州风景优美，佳丽如云，武宗自然不会放过弄风流的机会。他传令地方官大索美女，而且专要处女和寡妇。最荒唐的是，不是明抢，而是先让宦官记下寡妇和处女的家，半夜时分，率人马举着火把，浩浩荡荡，破门而入，将女人抢走。害得当地人家有的将女子寄在附近尼姑庵里，有的径直找个男人嫁掉，以免被糟蹋。武宗甚至还专门到妓院里慰问妓女，闹得扬州青楼市价直线上升。据说，是在刘娘娘的劝告下，武宗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扬州，优哉游哉地返回京城。由于贪欢过度，这次出行，就落下了病根。
然而，武宗风流好色，阅女无数，在位10余年却一直没有生儿育女，这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关注。武宗曾导演了一场迎娶孕妇的闹剧，不知是出于好色好奇，还是真的想借腹生子？正德十一年，赋闲在家的后军都督府右都督、延绥总兵官马昂为求得复职升官的机会，就去结交江彬。江彬遂在武宗面前赞扬马昂妹妹美若天仙，又娴熟骑射，能歌善舞，让武宗到马昂家里喝酒听歌、欣赏舞蹈。当时，马昂的妹妹已经嫁给了武官、指挥毕春，而且身怀六甲。武宗一见倾心，就决定收为己有，不仅将马昂官复原职，还给他升了级。不管武宗是不是想瞒天过海，将马氏腹中的小孩据为己有，朝中的大臣却想到了这一层意思，就纷纷上疏要武宗驱逐马氏，以绝后患。武宗也很知趣，便疏远了马氏，继续过着他荒诞不经的生活。
与此同时，忧国忧民的朝臣们却开始操起预备皇储的“闲心”。大学士梁储请求武宗从近亲藩王中选择二三个王子，放在宫内加以培养，作为将来皇储人选，如果武宗有了自己的子嗣，还可以再将其送回。选立藩王之子入宫养育，那不等于向天下人宣告他不能生育的事实吗？再说，武宗认为自己不满30岁，身强力壮，精力充沛，不相信自己生不出儿子来。他没有答应。
正德十五年九月，武宗南下到清江浦一带下湖捕鱼，玩笑嬉闹中，不幸落入水中，随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救上来。武宗连惊带吓，加之天气转凉，遂患上重病，一时不见好转。春节前，武宗返回北京，病情已是相当严重。春节这天，他免去了与朝臣的庆典，连祭礼天地祖宗的重大典礼也无法正常进行。武宗的病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纵欲过度，常常干一些饮鸩止渴的事情，小小年纪就伤了身子，最后走向了不归路。
尽管身体虚弱，病入膏亡，就在正德十六年的二月初，他听说厂卫特务新近逮捕了一个“妖人”的妻子娇艳美丽，竟然全然不顾性命，抱病前去临幸。次月，武宗病死在豹房里，年仅三十一岁。
明武宗的一生是逞强好勇、酗酒好色、荡游无度的荒唐的一生。本来，一个精力充沛、无所畏惧和随便大度的青少年去做一些追求冒险、寻找刺激的事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甚至还可以看作是一个男孩子的优点。然而，这种做法却与他的帝王身份很不符。中国传统社会对帝王这一角色赋予了神秘的色彩，以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武宗的行为显然与帝王的身份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他的作法就是放在一个普通人身上，也是极其另类、甚至荒唐的！
其实，中国传统制度发展到明代，已经形成一套非常完备的运行机构，尤其在明朝前期形成的行政机制，完全是凭借自身的调节在正常的轨道内运行。像正德皇帝连年累月不在北京，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军政事务仍然有人在照章处理。武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有官员批评他长期不在紫禁城里待着办公时，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不在宫里，一样批奏章，一样办事情，干吗非要坐在金銮殿上？”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刘瑾可以异化为“立皇帝”，武宗却可以轻易地就将他除掉。在武宗一朝，国家大政方针仍然由皇帝一人掌控。
如果我们不从皇帝的角度，而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看明武宗的行为的话，就会发现，明武宗是一个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时代风云人物。明代自正统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传统理学观点受到很大的冲击与影响，旧的社会秩序和等级观点发生了动摇，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出现并在社会上愈演愈烈。只不过，这一时期传统观点影响仍然浓厚，并没有形成决堤之势。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武宗皇帝，他最有权力、有物质基础、有机会过着纵欲的生活。由于对皇权运行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在一批权阉佞臣的唆使下，放肆的明武宗成为突破社会伦理道德的急先锋，他的鲜明个性与另类行为，在他身后的100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社会行为。
晚明时期，在物欲的洗礼和人性的解放的大前提下，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一切伦理纲常、统治秩序、美德偶像都被颠倒过来。财大气粗的商贾、骄恣入纵的官绅、游手好闲的市侩挑战着一切礼制。如《金瓶梅》里那个西门庆说，“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波天富贵”。如果朱厚照知晓了西门庆金迷纸醉的生活，他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是自惭形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