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一篇博客文章，说到为官与为文，文章谈到，如果说绝对的官场需要高超的生存竞争手段，绝对的文坛需要纯洁的性灵追求，那么想在这个现实中不太绝对的官场与文学圈生存，并谋得发展，那么为官之人不能没有一点才情，而为文之人也不能没有一点世俗。官迷太甚就失之庸俗，文气太重就失之迂腐，因此想做好官需要一点文学的薰陶，艺术的浸润，想做好文也要懂一点人情练达，世情百味。这话说得挺好，与亚鹰兄共勉。毕竟，我们在写文章的同时，都还想做点事，对社会有用的实事。
注：白荣敏，《散文选刊》、《海外文摘》签约作家，现供职于福建省福鼎市新闻中心。本文刊载于《散文选刊》、《中国作家网》等。
18、唯有沉默对苍凉
——评《我是城管》的评论
林云霞
先讲三件事吧。
2012年4月20日，周五，我在印刷厂编完广丰县作协刊物《铜钹山》后携带初稿前往南昌看望正在读高二的女儿。晚上，女儿学习，我校对稿子。周日，我校好电子稿后，将纸质稿丢给女儿打草稿（纸张很厚，且反面是空的）。周日晚，女儿突然问：“周亚鹰怎么敢写这个？怎么敢这么写？”看我表情有点迷惑，她补充说：“我打草稿时看见了，觉得好玩，就看了下去。”这期《铜钹山》里，我选了《我是城管》中的《城管队？神狗队？》《四支特别行动队》《园林所是你管的吗？》《到底是谁坏了风水》《拖把上树，车辆横停》《曝光》这几篇我认为比较有现实意义的，怕县市领导看了生他的气（当时他不同意在本地刊物上刊载），违心地加上了《有为才有位》，总共有一万八千字之多。没想到惜时如金去做题的女儿舍得花这个时间去阅读。第二天，我回广丰了，女儿又给我打电话说：“妈，你能不能搞到《我是城管》的所有篇目？胡颖跟我借了几张草稿纸，也看到那个稿件了，她很想看完。”胡颖是她同班同学。
2012年7月29日，广丰登山协会负责人在QQ上签名：“看完周亚鹰的《我是城管》，对这个社会的嘈杂了解了许多，但同时也被周的人格深深折服了，不得不感慨。”签后不过瘾，又给我留言，言表他的激动之情。后来我进他空间，看到签名之下有条留言：“我把那发我同学，那货说这作秀作得严重。”
2013年2月6日晚，我坐火车回广丰。隔壁座位两个人正用广丰话交谈。一个说：“……别人都是坏人，都腐败，就他一个人是正直、无私？……”另一个说：“不管怎么说，他写出这样一本书，让老百姓从另一个侧面去了解政府的运作，有助于提高市民意识，对社会还是有意义的。”他们不知道我也是广丰人，很直白地表达着对《我是城管》的看法。
三个故事使我对《我是城管》产生了一个最基础的想法：这是一本能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的、无论写法还是观点都有很大争议的书。
周亚鹰写《我是城管》很久了，书出版也有半年多了，作为好朋友，一向聒噪的我对这件引起了诸多议论的事保持着少有的沉默。原因很明了：其一，我赞同其中的某些篇目，也不认同某些篇目，按我的思维习惯，关注点往往在不认同部分，如此势必扫了朋友的兴；其二，近一两年，我们的思想分歧越来越大，以至于当面激烈争吵，要谈就可能引起新一轮的观点冲突。而我越来越觉得，这种冲突绝不是争辩可以消解的，必须交给未来，让各自的阅读和阅历去修补；其三，给这本书作出评论的人已经很多，有名至梁晓声、王宗仁、阿成，无名至匿名网友，我想说的该说的话都已被人说完，再写一句都显得多余的了；其四，近两年我写评论居多，写出的东西过后自己去看，常觉经不起推敲，产生了“写出即错”的恐惧感，为了避免错误，我已决定能不评的尽量不评。
昨天再系统读了一遍《我是城管》的评论，突然有想说话的冲动。因为我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文字总是相互照映，你所想的问题以及你想要的答案，很多并不需要自己去阐述。
这是两段：
既然城管自身存在问题，作为一个有理论素养和思辨能力的城管局长，应该带头进行客观反思，多从城管自身寻找原因和发现不足，并认真研究分析可以解决的有效办法和举措，这或许显得更有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但事实上，周亚鹰局长的文章，更多的是在“还原城管的本来面目”，急于证明“城管并不是这样的”，其实质就是无视自身问题的存在，只是利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来为城管撇清责任、鸣冤叫屈，显然不是真正想“挽回城管形象”，反倒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让人更加反感。
——舒朗秋《著书立说岂能“挽回城管形象”？》
我为什么对《我是城管》还有种起诉书般的印象呢？因为，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自我（也代表城管队员们）辩护和指控般的意味。
这不是否定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正是《我是城管》的与众不同之处，体现真情实感。我是认可并喜欢这一点的。该自我辩护时，为什么不呢？理直气壮有什么不对呢？
——梁晓声《一位“城管局长”的自白》
对同一问题，不同的看法显示了言说者不同的身份和个性。舒朗秋看到的是破绽，梁晓声看到的是破绽背后的真实。舒朗秋是评论者，很尖锐；梁晓声是小说家，很慈悲。这两者有很好的相互补充作用：社会需要尖锐的监督，个体需要慈悲的体谅。梁晓声挺厉害，他和周亚鹰应该没什么大交往，但通过一本书，似乎就把他读懂了。我印象中的周亚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读过很多书，当了多年小官，做过多种生意，是个阅历很丰富的人，按理说该很有城府了，但他就是孩性很重，有点自我，有点小虚荣，好大喜功，有时也易冲动，不够成熟，不够稳重，有时会让朋友产生各种受不了。但他是真实的，很可爱。别看他照片上的那张脸总有抹不掉的官僚气息，文字里也会散发出不由自主的官方味道，但生活中的他却有武林侠客的豪气，大方、热情、狂放不羁，个性里有很飞扬很鲜活的生命热气。他不完美，就是这么个优点缺点都有的常人。舒朗秋提到的问题，他其实也是做了的，他要求、强调了下属执法要文明。我冷眼观察自己经常走过的商城和白鹤畈小菜场，没看到前几年城管那种跋扈、野蛮的样子。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卖菜的中年妇女很凶悍地用很脏的土话痛骂一个城管，那个城管很忍耐，除了说“你看看你这素质……这素质……”别无他言。这进步当然与社会文明有关，不是周局长一个人的功劳，但周局长至少是重视这个问题的。广丰是个小地方，城管比以前文明了，小摊贩不见得能够同步，在舆论一边倒的状况下，摊贩们甚至有些嚣张，书中《她说城管打她，原来是她打了城管》那样的刁民、泼妇在摊贩群体中原是不缺少的。于是，周局长觉得有种委屈，文明被不文明欺负了，旁观者还在帮着不文明，所以他要分辩。我比较认同梁晓声的说法，“该自我辩护时，为什么不呢？”这种辩护对于他的下属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温暖，因为最受委屈的，是那些工作在一线的人，不是他局长本人。当然，他的措辞太硬气了，有些读者不太适应。这跟他硬性的性格是有关的。也许他可以想得更慈悲一些，刁民也罢，泼妇也罢，都不是天生的，他们有他们的悲哀。这层慈悲达到了，内心就平和了。内心平和了，人就温软下来了。
再来看两段：
傍晚，分管副县长来电，说：“××局长告诉我，说你们在沿河路安装路灯时损坏了他的菜地，挖了他家的菜，是怎么回事？”
我想也不想就回：“县长，你想一想，我们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安路灯，怎么可能会有菜地呢？是他把我们的公共人行道破坏了，变成了菜地种菜，现在，我们安装路灯，要铺装电缆，当然要开挖了，我们都没去罚他，想不到他倒先向您告状了。”接着，我来到沿河路，××局长正赤脚在那块所谓的菜地上打理，我下车来，站在一边冷眼看着，他发现了我，半真半假的说：“原来是你搞的破坏！我好不容易把包菜种得这么好，被你们挖掉了，真可惜，你们怎么能这样做事呢？招呼也不打一个。”
——周亚鹰《我是城管》之《原来是你搞的破坏》
一直拒绝进城的父亲也有例外，有次进城来看我们，他在我们居民楼的附近发现了一处荒芜很久的空地，父亲兴奋的象个孩子，买了柴刀、锄头和簸箕，还对我的儿子——他最疼爱的孙子保证：爷爷不回村里了。父亲把杂草砍净，把石头用簸箕拎到地边，垒成一道低低的围墙，一块成垄成畦的地很快在侍弄了一辈子土地的父亲手里轻轻松松整理好了。一个雨后的清晨，父亲又在这块他新开拓的“领地”里种上了蔬菜。我几次劝阻他别去弄，这在城里是不容许的。他不解，我解说也无效。很快，眼看绿油油、翠生生的各种蔬菜可以吃了，父亲也开始念叨他的计划，自家吃不了就让我准备好分给左邻右舍。
不料，城管队开着一台压路机来回几下就把父亲几个月来的辛劳和绿油油的希望碾得平平整整。任父亲怎么哀求也不理不睬，留下地上一摊绿茸茸的横流的汁水扬长而去。我闻讯赶去，只看到如风中残叶般不住颤抖的父亲祥林嫂一样在念叨：罪过啊！这么好的菜。作孽啊……。从小到大，我从来没看到过父亲如此悲怆和忧伤的神情，父亲高大的身躯似乎一下子委顿了。
——周忠岭《父亲进城》
一块菜地被碾了，城管方面和市民方面产生了不同的感受。更有戏剧意味的是，两个作者是很好的朋友，又都在政府部门供职。这两个人我都比较了解，都是那种善良到骨子里的人。他们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感受上的冲突？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前提：这块菜地的位置和状况怎样？把大街上绿化带上的树铲了种菜是万万不行的，但如果是居民楼周围荒芜很久的空地呢？园林所管理不及，市民种上菜，既有收获，又美化了环境，何乐而不为？在这个前提之下，城管要整顿了，市民当然还是要配合的，这是原则。但城管碾菜之前，能否贴个告示，给个期限呢？我们所讲的和谐、人性化，应该就是在工作原则之上的相互体谅吧。
以前，我很崇拜周亚鹰身上的嫉恶如仇。我步入社会后很少见到这么崇尚道德、而不是以“成功”来评判人的人。他跟人交往，不势利，没有功利心，特别强调善良、踏实和内涵，否则，再高的官阶和财富都不能让他在内心真正认同，连女生的漂亮也不能彻底吸引他。2005到2007年那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圈子的朋友经常在一起玩。有次他请大家吃饭，我带了一个朋友去，他竟然反常地绷着脸不理人，搞得我很尴尬。事后他还告诫我：“少跟那种人玩，玩多了价值观会产生问题。”还有一次，他因脾气问题，一不小心把一个朋友得罪了，后来几次吃饭，他一再主动向朋友敬酒示好。他说：“他是个好人，本来他的职业会让他内心很阴暗，但他总是那么阳光、和善。”理解了他的这些特性，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写出《关键是抓获不到黑车的证据》《先把自己的棚子拆掉再举报》《这是领导家，黑点好！》《偷城市的》这样的文章，也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和领导拍桌子，为什么会摔茶杯，又为什么几次写了辞职报告。他就是这么大年纪了还血气方刚爱憎分明的人。
写到这里，再次觉得梁晓声对周亚鹰理解的精准。他说送周两句毛泽东的诗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我觉得太合适了。嫉恶如仇固然是美德，但自己认为的“恶”是不是客观的“恶”呢？万一自我判断错了呢？《五元钱的故事》里，他写“停车交费跟停多长时间没有关系，收费只是想改变市民的出行方式，尽量多地选择公共交通”事实上，收费公司的一些做法已经偏离了管理的初衷，有的收费员也很功利——由于功利，还导致了态度不好。广丰处理泊车位的做法，市民是有看法的。这样的操作，有没有经过听证？收上来的费用将用在何处？费用和支出情况是否能够公开？我认为这些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乎市民是不是心服口服地接受管理。所以，这里，我觉得他的义愤填膺是站不住脚的。
退一步讲，即使别人有点不对，只要社会危害不太大，能不能以宽容的心态去对待，或者用更柔软的语言去劝说？
再来看两段：
《北京郊区》曾经发生过政府与居民的剧烈冲突，这里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居民认为一定会产生严重污染，双方座谈时，脸都扭到一边，“剑拔弩张”。
“沟通不可能么？”我问
居民代表黄小山说：“政府就要建，我们就不让建。不管是谁，总说这个‘就’字，‘就’要怎么怎么着，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
……
政府的专家在辩论赛上认识他之后，请他参加去日本的考察团……日本国土面积小，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焚烧，东京的厂子就建在市中心，进去参观要换鞋，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他说对抗不代表独立，“谁也不信谁，不买账，这不行，不能光服从，也不能光对抗，那只是个姿态，得有理由，有科学依据。批评政府，这事咱理直气壮，但也的反思自己，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也该反思我们自己应当做点什么。”
——柴静《看见》
我认为“智”在城管队员的素质标准中，理应得到更充分的重视和培养。“智”加上“仁”、“诚”，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立也许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作为城管局长的周亚鹰，事实上已在尽量发挥自己智性管理的能力了，比如他对广告牌问题的解决办法，就很智慧地作为了一番。但依我想来，何不在必要之处，留下几块城管可以对缺乏“城市意识”的人们进行温馨提示和教育的宣传栏？缺乏“城市意识”的人们是多么需要教育是毋须多论的，由城管部门担负起教育的义务也是责无旁贷的。周局长对环卫工人的关心值得赞许，但设想一下，若能与小摊小贩们也定期举行见面会，听听他们为生计所迫的苦楚，帮他们解决力所能及的实际生计困难，那效果会是怎样的呢？
——梁晓声《一位“城管局长”的自白》
《看见》的片段为梁晓声的话做了一个很好的例解。政府的专家请黄小山参加去“日本”的考察团，充分体现了梁晓声所说的“诚”。现在老百姓普遍不信任政府，政府说不污染就不污染？不信。眼见为实，看到了，事实确实是那个样子的，好，那我相信了。我觉得，黄小山在考察的过程中，肯定是看到了政府的诚意的，不然说不出“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也该反思我们自己应当做点什么”这样的话。这个事情，有了双赢的结果。如果政府没做到这一步，一方要强制，一方要对抗，就可能酿成群众事件，哪怕最后强制成功，仇恨的情绪还是会给社会种下祸根。所以，梁晓声语重心长地给周亚鹰提出了一个要求：你不仅要智，要仁，还要诚，你得为摊贩们着想，你还得有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