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不是教科书，然而其美的力量、艺术的魅力常常不是一般的教科书可以比拟的。《我是城管》教人知情，教人懂情，教人重情。无数读者尽管原先对城管怀有芥蒂和偏见，但阅读之后稀释了块垒，解开了疙瘩。《我是城管》启迪正信，宏扬大爱，唤醒良知，激发责任，无数白眼阅读之后变成了青眼。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今天，城镇的文明规范，市容的规划，不良陋习的纠正，城镇配套设施的完善、运用和维护，即人的城镇化与城镇的现代化，关系着人民、国家的安定和谐，社会的进步、发展。《我是城管》在涵养人们的城镇意识，理顺纷繁复杂的条理，构建城市的文明底色，实际上是在为时代立言。“在混沌中照亮我们的灵魂”，是其美的导向值的形象生动的说明。审美的视知觉含有一种压缩了的社会实践。《我是城管》的每句每字都来自城管的真实现实，即使对于城管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对于城管立法的法律制订者，我相信，也将成为参照与根据。
次谭审美的精神享受值。
艺术的使命是帮助创造、保护与实现人的丰富性，完整性和全面性，但审美很少会对特殊的实用目的有直接的好处。我们这里所说的享受，是当审美由于对象美的特质对于主体的审美意识的点燃，对美的整体意味和内蕴的审视、把玩与反思，终卷之后（或阅读之中）还在为整部作品带给他的震撼而感喟，陷入久久不能释然的沉思默想之中，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使之三月不知肉味，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与满足。作品因此实现了审美的享受价值。
作品的审美享受值常在于作品特有的意境与形象。意境与形象是文学作品反映生活的特殊形式。特别是艺术形象构建使读者在感受、欣赏中与作品中的人物一同喜怒哀乐，达到享受的圆满。《我是城管》这一标题，开章明义地告诉我们，这是一本以写人为主的散文。作者以许许多多，人们闻所未闻的故事与细节，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一位城管基层领导及其团队的形象。这些形象与意境出乎读者意料之外，超出了人们原有的期待视野，使读者感到振奋。当我们读到养尊山那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对“我”感恩，向“我”双腿一跪时，我们所有人的精神无不在“我”面前拜倒。
“我”这个形象可亲可爱可敬。他是一个“文化人”，一个“文明人”，但他不是柔弱书生，他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有胆气和才气，具有“诗性审美特质”。他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生活把他推向火坑，他却在火炕里百炼成钢”，成为一面旗帜。他接受任命来到城管局，在其位，谋其政，忍辱负重，勤勤恳恳，在城管这个社会大舞台上，带领着他的团队，指挥若定，游刃有余。他心底坦荡，以对城市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披肝沥胆，一往无前。他敢作敢为，敢怒敢言，敢担担子。有喜有悲有笑有泪，有失落与苦恼，有愤怒与无奈。面对有关领导、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寻衅闹事的商人，敢摔杯子，歇电话，甩乌纱帽。有理有节不徇私情，管他哪路神仙，原则面前没商量。面对威胁，不卑不亢，义正辞严，一身正气。但他不是孤胆英雄，心里常常有“五怕”：怕风-风灾损坏城市设施；怕雨-雨涝城市排水不畅，积水成灾；怕冷-霜雪冰冻损坏园林花木；怕热-热使花蔫了，草枯了，树死了，塑料垃圾桶爆了，环卫工人中暑了，自来水供水困难了；怕手机响-电话传来意外事故的声音，说情的声音，临时催办的声音，无理取闹的声音。他有横眉冷对的一面，更有俯首甘为的一面，他常常大喝一声：“老子豁出去了”！他忍、仁、诚、智，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奉行“吾日三省吾身”，慎独、自律、毫无顾忌地晒自己的灰色收入。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尘堆里那汗青上闪光的忠臣清官的形象，“做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九品芝麻官的精神又回来了。当今的世事，比古代复杂多了，别说办事难，说话都难，“我”能做到这一步，既继承了古代忠臣清官的传统，又高于古代的忠臣清官。这样具有诗性审美特质的形象正是人们所期待的，因而当他展现的时候，令人愉快，令人激动，令人回味，感到享受。
如果说“我”这一形象是一株令人陶醉的奇葩，那么《我是城管》中的英雄群象则是一个百花盛开，美不胜收的花园。整个城管团队一千多号人物，人人任劳任怨，忍辱负重，敬业爱岗，含辛茹苦。他们修桥补路，美化绿化，清理垃圾，清污排涝，清理违章，收容看场，维修管道，应对各种各样的“临时紧急需要”。尽管城管工作如同电脑回收站，他们无怨无悔，日以继夜地工作，有的甚至牺牲在岗位上。他们自尊、自爱、自强，提升自身素质，推广城管工作的人性化服务，体恤百姓，照顾好百姓的吃喝拉撒住行的方方面面。他们团结奋斗，没有钱，向政府要，向上级争，大家拼命赚。每年向财政贡献数以千万计的钱，用来改善城镇设施。作品中的群体形象可歌可泣，一步一步走入人们的审美期待之中。
写人散文《我是城管》中的人物形象，既有壮美的一面，也有优美的一面。壮美呈阳刚之美，他们劲健奇峭，雄浑庄严，也有悲壮，让人感受到惊心动魄之美。优美呈阴柔之美，如云、如霞、如清风，如丛林曲涧，如珠玉之辉，给人以和谐温润之美。其形象的诗性审美特质，表现于一言一行之中，表现在每一场斗争之中。当我们读到他们忧患、无奈、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时，油然产生有价值的东西被毁损的感觉，从而产生悲剧的美感。当我们读到他们智慧、幽默，丑陋者原形毕露，人们忍俊不禁的时候，痛快于无价值的东西被戳穿，油然产生观喜剧的美感。对美的意蕴的审视、品味、回味，实在是一种精神上的意满意得。
再评审美的散文雪启示思索价值。
对于《我是城管》的体裁，有人说是工作笔记，有人说如同一份起诉书，有人说是笔记体创作，也有人说是报告文学，还有人说是纪实性工作散文、述职报告。我认为是组诗式的系列散文。审美批评意味着主题对其满怀好奇，主动地考察研究，意味着探索作品的价值，对公众的启迪和个人的意义。正如王宗仁先生所说：“这篇作品具有开创性贡献”。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各种各样的评判与探讨。
《我是城管》的体裁属于散文无疑。散文的概念一直在衍化。古代的散文，是指与韵文相对而言的一切文章的总称，这种意义上的散文，可以把小说也包括在内。现在的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戏剧等并列的一中文体，形式灵活，可长可短，可以抒情、可以言志、可以状物，可以叙事。可以纪实，可以虚构。可以歌颂，可以暴露。无论是以古代概念还是现代概念去衡量，《我是城管》都应属于散文。其机构灵活，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形式上很“散”，处处散发着散文的美味。如笔记，如日记，如随笔，如报告文学，如杂文，如小品，可以满足人们审美、求知、娱乐、教育、情感交流等种种精神需求，更是体现了散文的特质。从风格上看，《我是城管》属简约自然。所谓简约自然，就是运用集中的艺术符号和艺术形象去表达其意蕴内涵。它追求形象生动自然，传神写真，表达感情率真，如从天性真情中自然流出，不露任何矫饰痕迹。简约自然风格与繁富创意风格迥然不同，不追求绚烂多彩、富丽明朗，不在意象、意境、结构、语言、布局等几方面刻意经营、追求。简约自然往往是在经过刻意求工，真正掌握了艺术创造规律基础上达到的一个更高境界的产物。天然有可能是最高的创意；简约也有可能是最大的繁富。仔细阅读《我是城管》，便不难得到如此美的启示，美的思索。
《我是城管》以创作实践突破了散文原有范式，扩展了人们对散文的固有认知。我们从中看到，原来散文可以那样写，也可以这样写；可以小巧玲珑，也可以是鸿篇巨制，可以和长篇小说一样，与大戏、大电影一样，多角度、全景式地反映生活反映时代。散文应该走出诗人、作家的初学课程，大丈夫不为的雕虫小技的尴尬。突破固有的准散文模式，建立与时代相适应的“大散文”概念，从这里开始振兴与发展散文创作，我想，这便是王宗仁先生所说的《我是城管》这篇作品有开创性贡献的精义所在。
谢冕先生曾说过：“在文学这个领域里，自由对散文的恩惠比任何文体都多。它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为，可以行云流水最无定式。散文的体式先天拒绝规则，散文的精魂是自由，散文的天敌却是规范。”时代的发展需要“大散文”观念，让散文走上一条更加广阔，更加自由的发展道路。生活需要花鸟虫鱼，咏叹讽颂，清谈娓娓，私语絮絮；时代更需要天地万汇，世像纷披，思想有深度，境界有高度，品味有浓度。人民需要的散文是“活文”，不是“呆文”、“死文”；是有时代感、史诗感的文章，不是如烟如风的文章。有人说，《我是城管》是一面旗帜，我想这不是空穴来风，至少是我们从《我是城管》的创作实践中，看到了款款而来的大散文的曙光。
一部好作品就是一座矿，短短几千字的浅谈，未免有众多疏漏，我只是在审美价值方面，聊作抛砖好事。
2013年3月于东斋
注：蒋敦鑫，作家，著有《东斋论语》等。
17、城管局长的快意文章
——读周亚鹰长篇散文《我是城管》
白荣敏
近日读苏轼的《春渚纪闻》，读到这样的一句话：“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所谓世间无逾此者。”秦观有诗说：“人生异趣各有求”，对于苏轼来说，他仕途艰辛，富贵无求，读书和创作便是他平生之快事。所以有人曾说，苏轼的艺术创造，是更为随意的，更为注重主体感受的，更为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更为不顾及法则之类的约束而偏重于创作刹那的美感的，是“所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的创造性的快感。
就突然联想到亚鹰兄的长篇散文《我是城管》。周亚鹰的城管局长当得很“憋屈”，用他给县委书记的《辞职报告》的话说，就是“已经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这绝非是一位热爱生活且具备诗性审美特质的“文化人”的初衷，是现实需要和责任驱使让这位年轻的城管局长想“用心”当好局长却自认为没有当好局长的矛盾纠结。于是作家的习惯让他拿起笔来，他竟然就用这种无遮掩的率直真诚洋洋洒洒写了下来，只觉得他大胆为文，快意累累，把心中的郁积吐完为快。我甚至觉得，他写着写着，连文章的布局和构思都顾不上了，就这样像一条春天的瀑布一样，汪洋恣肆、酣畅淋漓，一泄到底。的确，这位城管局长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给人以强烈持久的心灵撞击。
快意为文乃心中郁结所致。不像许多人，对这样的肥缺趋之若鹜，周亚鹰是“被动”接受城管局长这样重要的岗位，就如上任之初他的心情，“一如街边的灯，晦暗之极”。我想他一个文化人，本不愿意接受这种“极难、琐碎、繁杂”的工作岗位，但组织信任和责任意识又使他接受了这个岗位。要干就要干好，但他遇到了层出不穷的矛盾问题。比如制度障碍。一个县级的城管，城市管理无法可依，有法也依不了，就一个“人力三轮车能不能安装电瓶”的问题，虽然新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人力车不得加装动力装置，可是，执法主体是交警，又不是城管，管理体制没有理顺，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就连路灯没电，人们都要找到城管，可是那是供电部门的事。还有人情规则。这类事情在《我市城管》表现最多，也最让周亚鹰头痛。包括领导说情、商人行贿甚或威胁，以及亲人朋友的不理解，等等，一个一心一意想做点事的领导干部，也不乏智慧和才智，可就是在办事过程中遇到这些挥之不去的“人情潜规则”。如果亚鹰是一个对自己能稍稍降低一下要求的基层官员，倒也可能做得圆通一些，但他偏偏就是一个多读了点书、做不了“野蛮事”的“文明人”，有良知的人。这就痛苦了！所以，“自从当了城管后，我的快乐少了，愤慨多了”；自从当了城管后，他怕风、怕雨、怕冷、怕热，再怕手机响；自从当了城管后，“声音长期呈沙哑状态，常常将余怒带回家中”……于是有一天，亚鹰终于拿起了笔。
快意为文带来批判的力量。我读《我是城管》，一阵阵的心惊肉跳，倒不是文中所写多么残酷和血腥，我是担心，文章发表后，亚鹰还能不能当得了这个城管局长！我的担心也许多余，但在阅读过程中，这种担心时不时的从心底冒出，因为亚鹰在快意诉说的过程中，得罪了许多人：县里有关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那些寻衅滋事的商人们。在官场，有些事你永远不能说，你要带上伪装的面具才可能游刃有余；但周亚鹰都说了，能说的不能说的都说了。亚鹰把自己置于官场的险境，却帮助文章达到了再现严峻现实的佳境，使《我是城管》具备了非同一般的批判力量。他不但大胆地去揭露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伎俩，同时从制度层面去考量和发问整个中国城市管理和城管队伍的尴尬，他说：“我不知道，在中国这个社会，城管执法到底需不需要存在，城管与小贩躲猫猫的游戏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结束！”他呼吁：“我想提醒国人的是，得理性地认识城市管理工作的意义；得认真地审视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得辩证地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得客观地反省一下自己作为一个市民是否真正尽到了一个良好市民应尽的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国人连这些都不认真思考，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标准的看客，一个劲地大呼神狗来了，而且拿这些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与谈资，甚至作为调侃或者攻击城管工作者的武器，那真国人莫大的悲哀了。”这样的话，普通市民要听听，城市管理的制度设计者更要多听一听。
快意为文基于心底的坦荡。说实在的，管理城市其实就是管理人心，而管理人心是世间第一难事。世间有权争、贪欲、猜疑，有无事生非、尔虞我诈甚或弱肉强食，这些在一座不大又不小的城市里每天上演，永无止息。城市是一个大舞台，而周亚鹰就是舞台总监。我相信亚鹰能够胜任舞台总监这个职位，上任一年多来的所作所为已足够说明这一点。他怕风、怕雨、怕冷、怕热，再怕手机响，就是不怕丢官，不怕得罪人，所以他敢于说话，因为快意为文背后是一颗光明磊落的心。他在县政府常务会议上，为了争取购买垃圾清运车而跟领导们摔茶杯；遇到上级的不合理说情，能够机智而大胆的反对；面对无理取闹甚或对他施以人身威胁的各色人等，他能义正词严地与之针锋相对，或者机智地周旋。我想，他这些都不怕了，那写文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是城管》在诉说、思考和批判之余，给与了读者一股正义的力量，这股正义的力量来自作者本身，也来自广大城市管理工作者，更来自社会各界，这使我们不仅看到这个“舞台”存在的权争、贪欲、猜疑，也同时让我们看到了奉献、无私和正义，看到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