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而诈善，无异小人之肆恶；君子而改节，不及小人之自新。
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如果以欺诈行为博取善名，那么他们的行为与邪恶的小人作恶多端没什么两样；一个正人君子，如果放弃自己的志节落入浊流，那还不如一个改过自新的小人。
搞摄影的江兆宁先生在一篇随笔中，说起过他的一位同道。江先生没说这位同道的名字，从文章中推测，应该是姓堵。江兆宁说：观堵兄其人，好酒、好色、好玩、好交游，惟享乐是图；然重义、重信、重友、重形象，乃性情中人。行事如入赌场，胜则坦然收钱，败则认赌服输。无心逐功名之累，不齿岳不群之流，独悠然做其“真小人”。
一提起“小人”，给一般人心理印象总不外乎是卑鄙、阴险、巧言令色……其实，“小人”和“凡夫”的意思是一样的。按佛家的说法，“小人”就是那些尚未自觉自悟，不求上达，安于生存现状的“凡人”。“真小人”则是指那些清楚地知道自己平凡，自己卑微，但行事做人却从来不遮不掩，磊落坦荡的平常人。
“真小人”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甘于平凡，得少为足，容易安于现状。但“真小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从不掩饰自己、伪装自己，活出的是一个真实的自我。哪怕是人格中的卑微和猥琐，也会毫无保留地袒露给世人。“真小人”在自我实践的过程中，哪怕只有一分的“收获”，也就等于有了一分的“真”受用，一分的“真”体验。
《鹿鼎记》中的主角韦小宝，堪称是一个典型的“真小人”。他最大的特点是“好色”，而且“酸冷不忌”。在这一点上，韦小宝也从不遮掩，从不忌讳。他对女人从不另眼相看，无论道姑、公主、卖春女，全都一视同仁，概不歧视。对生活中的正经女子，他也以帮助她们为乐事。抄鳌拜的家时，他一个女人也舍不得发放为奴，白的黑的，胖的瘦的，漂亮的难看的，一概收下。就连鳌拜的老母，他也不忍弃之，发给了多隆。这些，兴许就是那些生活无着的下层女子，那些前途渺茫的大学女生，也对他着迷倾倒的主要原因。
大名鼎鼎的足球明星马拉多纳，也算得是个“真小人”。他一会儿吸毒，一会儿枪击记者，一会儿闹绯闻……似乎无恶不作，全身上下没一块干净的地方。但惟有这样，球王才真正表现出了与普通人一样的人性。球王也是人，也有喜怒哀乐。他并不完美，他也有错误，也会犯罪。但最重要的，是他勇于认错，承认自己是小人，决不标榜自己是君子。他从不像贝利那样，走到哪里都要说违心的好话，见谁夸谁，撒谎成性。
贝利其实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也曾与无数女子有过暧昧关系。但就是这么一个情种，却总是处处一副正人君子的打扮，满脑门褶子却楞要装纯情。
马拉多纳与贝利不同，他混，他坏，他不可理喻，但他至少是一个真实的人，是一个透明的人，一个从不掩饰自己的人。
人人都敬仰君子，但君子也是凡夫。
只不过是已经有所觉悟，懂得陶冶情操，升华自我而已。我们可以这么说：只要是意志坚定、心态健康、积极向上，自尊自爱、自制自励，懂得克制欲望，勇于改造自我，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人，都可称作君子。
“伪君子”则不同，“伪君子”喜欢做假，喜欢伪装，喜欢把自己装扮得比君子更君子。明明是婊子，却偏要树牌坊；明明是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坏蛋”，却偏要装作真、善、美、清、纯洁白无瑕的“玉璧”。
以前，有一位诗人，可算得是个典型的“伪君子”。此人文章做得极好，几乎篇篇都透着“高尚”，透着“真诚”，但做人却不怎么地道。
但是，就因此人会“做”文章，长于利用“文章”这个媒介，粉饰自己，伪装自己，自然也就更具有欺骗性。所谓“文如其人”，在他身上可说是大谬特谬。
明明是个赌鬼，在文章中痛陈赌害，却谁也不如他“慷慨激昂”。明明是个嫖客，用文章声讨起“黄祸”，却可谓是’“义正词严”。
明明自己在外面是姘头列队，二奶成群，家中是夫妻反目、形同冰炭，却偏要写些夫妻恩爱幸福美满的文章，俨然做起了“合家睦邻”的导师。中国的儒学，历来强调文品与人品的统一。
人做得正派，即便文章写得平淡无奇，却也无伤大雅。如果文品虽正，人品却十分卑微猥琐，那么终究会有一天，要被读者戳穿“画皮”，现出“原形”来的。
学者的操守常常被人视为一个社会道德的标杆。而有不少学者却没有履行好这一责任。
葛剑雄说，在传媒发达的今天，学者与社会的联系已越来越密切，学者的思想要通过传媒传达给社会。学者也有自己的利益要通过社会、通过传媒获得。
学者的一言一行，也越来越受社会的关注，一味地拒绝传媒是不理智的。对于传媒的炒作，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这就要求学者文人对自己有一个恰当的定位。比如，如果你是个公众人物，社会就有理由对你进行批评。有的人对自己的过去讳莫如深，对批评暴跳如雷，这是没有道理的。
一个以公众人物的形象获取名利的人，社会当然有理由对你的历史和现实的行为进行评判。人们指出你行为中或作品中的错误却不接受、不承认，那就是伪君子。
台湾著名作家李敖有一句自勉的名言：“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当谨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