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世深，机械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与其曲谨，不若疏狂。
大凡一个有修养的君子，遇事并不一味只求圆滑练达，而是特别注重抱愚守拙的忠厚作风。做人太讲求练达和圆通，就会变成一个老奸巨猾、不受欢迎的人，反而不如保持一切都不加修饰的淳朴面目。
一个刚踏入社会的青年人，阅历虽然很短浅，但是所受各种社会不良习惯的感染也比较少；一个饱经世故而阅历很广的人，阴谋诡计等恶习也随着增加。所以一个有修养的君子，与其讲究做事圆滑，倒不如保持朴实的个性；与其事事小心谨慎、委曲求全，倒不如豁达一点，才不会丧失本性。
一个人立身于社会，假如他处世的经验还很短浅，同时又没被浮世的恶习所感染，或者已经感染而不太深的话，这种人自然还能保持纯洁天真的本性。反之，假如因经历了人间种种惊涛骇浪，历尽了人海中的艰难险阻与沧桑，他的经历比较多而世故也就比较深，这种人往往心存险诈，任何坏事都敢做。
因此大凡一个有修养的君子，遇事并不一味只求圆滑练达，而是特别注重抱愚守拙的忠厚作风。例如社交场合中的礼仪是很必要的，而太囿于繁文缛节，就有失做人的纯真之道。做人太讲求练达和圆通，就会变成一个老奸巨猾不受欢迎的人，反而不如保持一切都不加修饰的淳朴面目，在一只狡猾奸诈的狐狸和一只不畏猛虎的牛犊之间，人们当然喜欢牛犊而不喜欢狐狸，这就是练达、曲谨不如朴鲁、疏狂的明证。
然而，放眼现实，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却悄然蔓延。有许多人，在平时的为人处事上，对人、对事，曲意迎合、刻意委婉，无时不在打点自己的生存空间，不过是想落下个“这人还可以”所谓的好名声和人气。
当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人们交际所奉行的“礼尚往来”便是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社交作为礼尚往来的衍生物，能在人际间营造一种和谐、友好的氛围，便于人们化解矛盾，协调工作，交流信息和经验。人际交往实为人们生活、工作所必需。然而，现在许多交往却变了味，走了样，那份真诚的情感缺失了，却增加了曲意迎合、功利目的和万般无奈。
在《钱钟书散文》中有一篇钱钟书先生21岁那年写的文章，写的就是他对人情世故的洞察，深藏若虚的机巧，近乎全身远祸的韬晦，使人吃惊不小。这篇文章并不算钱先生的得力之作，但一个21岁的年轻人，居然能如此洞悉世事，并懂得巧妙的规避，使人在暗服之余，产生不可名状的悲哀。这就像人们研读先秦诸子时，看到先哲们在两千多年前令人惊异的表现，他们的著作中固然有不少至今仍然闪光的思想，但有很多却是充溢着努力苟活下去的技巧及其相关智慧，这使人对一个民族处于少年时期，就生产出一些过于苍老而世故的“思想”而悲凉。
一个人和一个民族一样，过早世故，并不是值得夸耀的事，这或许说明我们文化及制度有着根深蒂固的缺陷，使得个人选择变成某种对现存制度的曲意迎合。其实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在真正民主自由的制度保障下，每个人的生存技能并不靠世故去获得，要活命就更用不着世故在其间来帮忙，人们只须努力创造、发挥自己的特长便可。但是我们民族几千年却将最大的智慧花在怎样苟活上，这不能不说我们民族的悲哀。
其实，每一个人也许都有君子的一面，也有小人的一面。但是我们通过镜子一照，照出了我们自己内在的阴暗的一面。假如我们将它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我们做人便会开朗千点，快乐一点。
魏晋名士之大，正在于摒弃了俗物的牵绊。“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丧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德行》）又有“支公好鹤，住剡东仰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言语》）这是一种对自由的理解和热爱，其推己及物的仁厚尤其感人肺腑。这是真自由、真解放，使我们的胸襟如花绽放，接受宇宙人生的全景，体验它的意义。正是这样的“神”支撑着大写的“人”字。正如庾道季所云：“廉颇、蔺相如虽干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恹恹如九泉下人。”（《品藻》）重视姿容，更强调精神之美，后者才是人格力量的有力支柱。
风流潇洒当然需要加强内在修养、开拓胸襟，一个活得很小心的人往往是和潇洒绝缘的，他们会滞于琐碎的利弊计较，从而磨损生命宏阔的美。正如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一边是人间正道，一边是世俗功利；“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小大之辨，豁然开朗。
由此，让人记起一个振聋发聩的名字——彭德怀。
“山高路远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在历史的每一个重要关头，都有他殊死拼战的飒爽英姿；在共和国的大厦里，他是最坚固的基石。他以干云的豪气、卓越的功勋，在人民心里爬上了共和国的巅峰，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个单纯执拗、耿直可爱而近乎顽固的赤子，在浮夸风最盛行的年代里，尽管已经被打倒，他依然坦率地说：“‘茄子不开虚花，小孩不说假话。’我这个老头子就像小孩一样，从来不讲假话。假话是不用学的，谁都会讲，但共产党对人民决不能讲假话，基层干部不能讲，高层领导更不能讲，讲了是自欺又害人。我是唯物主义者，要实事求是，要讲求真理，要坚持原则。”这样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叱咤风云于沙场的元帅，经过历史沧桑浮沉、饱尝人世辛酸悲苦的老人，他还能保持如此彻底而纯净的一份赤子情怀，怎不叫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为之热滑盈眶！他用他赤子的热血，承载着历史、承载着民心、承载着正义。
当历史的车轮辗转到今天，还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样在腐败的宴席上拍案而起、破口大骂，然后拂袖而去？还有多少人能够克勤克俭、大公无私？还有多少人能够把下属、百姓、官兵统统视作比儿女还亲的亲人？又有多少人能不办虚事、不放空言、不说假话？我们似乎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充斥着虚、空、假的世界里，对于思想上的偏颇视而不见，对于行动上的错误置若罔闻，甚至对行贿受贿的丑恶习以为常，对欺上瞒下的伎俩也司空见惯。不知从何时起，更多的人选择了麻木地接收、机械地执行和冷漠地旁观。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后，尤如万箭穿心，在“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的时候，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这种良知，让今天的人何等汗颜！
总而言之，做人就应有做人的气节。气节精神所体现出的人的尊严与崇高情操，不像个人的事业文章那样，往往随着个人生命的自然终结而终结；也不像个人的功名富贵那样，往往随着时势的不同而有所转移。气节精神能超越时空的樊篱，光耀千秋，万古常新。有气节、坚持气节者的精神境界是崇高的，只要有气节，毋须自我标榜，却总会在他们的言行一致中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