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战国时期，约公元前281年，韩国国君歇的妃子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韩非。韩非从小就聪明好学，后来拜著名的荀子为师，学习各种经论。韩非有些口吃，不善言谈，但他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文章写得非常好，他的同学李斯自以为不如。
韩非虽然师奉荀子，但思想观念却与荀子大不相同，他没有承袭荀子的儒家思想，而是在当时新的历史形势下，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喜刑名法术之学”，并“归本于黄、老”，继承并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当时法家之集大成者，被人们尊称为韩非子。
当时，韩国是“战国七雄”最弱小的国家，韩国邻近的秦国非常强大，为此韩国饱受秦国的威胁。再加上此时的韩王安个性懦弱，政权落入重臣之手，国内外形式都十分危急。
韩非眼见韩国国力日趋衰弱，内心非常着急，他便吸收了儒、道和法家商鞅的学说，提出一套要把君主的权威提高到绝对的地位的理论。
韩非多次向韩王安上书进谏自己的这套治国理论，希望韩王安能够按照自己的建议励精图治，变法图强。然而韩王安对韩非的进谏置若罔闻，始终都没采纳。
韩非大失所望，在悲观失望之余，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并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10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自己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韩非写的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后，秦国国君嬴政读后大加赞赏，佩服地说：“寡人如果能见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那就是死也都无憾了！”
嬴政对《五蠹》和《孤愤》推崇备至，仰慕已极，但却不知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有一天，嬴政问国相李斯知不知道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谁，李斯便告诉嬴政是他同学韩非的著作。
嬴政一听非常高兴，他马上说：“你把你这个文采斐然的同学叫到秦国，让他做我的门客吧。”
李斯说：“大王，韩非是韩国的公子，是韩国上任国君歇的儿子，这任国君安的弟弟，韩国怎么肯让他来为秦国出力呢？”
嬴政想了想说：“韩非这么有才华，让他留在韩国，我岂不是多了一个强劲的对手！我一定要把他弄到秦国来，我一定要见见这个了不起的大才子。”
为了见到韩非，嬴政便急切下令攻打韩国。韩国国君安本来一点都不重视韩非，也从不任用他，但在这种形势急迫的情况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韩非出使秦国求和。
嬴政见到韩非十分高兴，他本来想重用韩非。国相李斯和上卿姚贾怕韩非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便极力在秦始皇面前诽谤韩非。嬴政听信了他们的谗言，即不信任韩非，也没有重用他。
后来，韩非去世后，当时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著作《韩非子》，嬴政在《韩非子》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做了始皇帝，号称秦始皇。
《韩非子》又称《韩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55篇，10余万字。里面的文章，风格严峻峭刻，干脆犀利，保存了丰富的寓言故事，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韩非子主张君主集权，提出重赏罚，重农战，反对儒、墨“法先王”，主张变法改革。该书在韩非生前即已流传。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认为，君主应凭借权力和威势以及一整套驾驭臣下的权术，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以巩固君主的地位。他还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说”，主张治国以刑、赏为本。
在《韩非子》中，《解老》、《喻老》两篇，用法家的观点解释《老子》，集中表述了韩非的哲学观点；《五蠹》把历史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3个阶段，他认为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发生变化，复古的主张是行不通的；《显学》则记述了先秦儒、墨显学分化斗争的情况，主张禁止一切互相矛盾的学说，定法家的学说于一尊。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子》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我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