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战国时期，卫国的一个贵族世家家里添了一个儿子，取名公孙鞅。公孙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
公孙鞅年轻时十分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著名法家人物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他向明于刑名之术的思想家尸佼学习杂家学说，后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他便携带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孝公。
公孙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秦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指责公孙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
5天后，公孙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秦孝公还是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公孙鞅。
公孙鞅便又第三次去拜见秦孝公，这次他用霸道之术游说。秦孝公虽然予以肯定，但没有被采用。然而聪明的公孙鞅此时已领会秦孝公心中争霸天下的意图，于是，他再次求见秦孝公。
这次会见，公孙鞅开始畅谈富国强兵之策，秦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公孙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
景监不得其解，事后向公孙鞅询问缘由。公孙鞅说秦孝公意在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说不感兴趣。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但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于是，他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
公孙鞅针锋相对地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
公孙鞅进一步阐述道：“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秦孝公最终采纳了公孙鞅的意见，决定在国内进行变法。公孙鞅在这次变法之争时提到的“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成为了当时的秦国政治的指导原则。
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9年命公孙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经过了两次变法后，秦国产国力逐渐强大。河西在秦穆公时，曾是秦国的土地，秦穆公去世后，有一次秦国和魏国交战，秦国败，便把河西割让给魏国。
收复河西失地、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一直是秦献公和秦孝公两代国君的愿望。秦孝公继位后，更是将收复河西失地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所以，国力富强后，秦孝公便开始酝酿攻打魏国。
公孙鞅作为收复河西失地的主将，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及外交才能，使此战获得了胜利。秦孝公为奖励他，遂封他为商君，食十五邑。从此公孙鞅被称为商鞅。
商鞅的思想在他去世后经过发展，逐渐形成一门学派，名为商学派。商学派经过建立、开拓、发展、定型和后劲五个阶段，配合秦的历史，逐渐成为主宰秦国乃至后来的统一帝国秦王朝的思想主流。
《商君书》也称《商子》，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书中主张依法治国、重农抑商、重战尚武、重刑轻赏，贬斥儒家学说、纵横家及游侠。
《商君书》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
其中，《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像性。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商君书》文字虽然不多，但内容庞杂，其中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治等等诸多重大问题，可谓洋洋大观，成为我国古代的法家经典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