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召开，蒋介石在所作的对外关系报告中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同时也表示和平、牺牲到了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蒋介石作了《外交的限度与组织国防会议之意义》的报告，明确表示决不答应承认满洲国，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释，就是：“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在全会发表的宣言中也宣布：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下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其时蒋介石一方面与汪精卫、高宗武商量中日争端由外交解决的办法，一方面正积极布置淞沪会战，准备打一场先发制人的大战。
望着陈诚精神饱满地踏进屋内，蒋介石一向锐利的目光竟变得柔和起来，甚至脸上绽出了极为少见的笑容。
这是他手下的一员爱将，自从当年办黄埔，无意中发现因失眠正在夜读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陈诚后，他对此人就一直青睐有加，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居然能发现自己的影子。
确实，陈诚是有几分酷肖蒋介石，当然这是指神似而非形似，少言寡语，感情内向，而且走路姿势，声音语态，甚至在生活细节上也刻意模仿，不喝茶，不饮酒，不吃大荤。因为他身材矮小，又唯蒋令是从，所以后来一些外国记者幽默地称他“委员长的袖珍本”。
此人虽身矮，却雄心万丈，有野心，有魄力，在国民党军队中是员猛将。如果说黄埔系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么陈诚辖下的第十八军，第十一军，就是嫡系中之嫡系，王牌中之王牌，与胡宗南的第一军，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并称军中“三鼎甲”。是具有特殊地位的。
师生见面，蒋介石少不得勉励安慰一番，而陈诚则马靴喀嚓喀嚓碰得响亮干脆。
论及淞沪会战，蒋介石眉头又锁了起来。他要征求一下爱将的意见。蒋只问一个字：
“打？”
陈答：
“非能打不能打，而是打不打？”
蒋用目光让他详细回答。
“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以牵制之。”
蒋介石从桌上拿起了已经拟好的命令递与陈诚。
“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
师生二人俱会意莞尔。
淞沪大战的硝烟就此燃起。
随着南京政府的迁都，周佛海开始打点行装，准备西撤。此时，他心境悲观失望至极，把军事上的暂时失利，首都的迁移，都看成“亡国之初光耶”，他在11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将离家而去矣！狂风大作，如鬼哭狼嚎。犹李自成犯京时孝陵夜哭声。此狂风恐亦亡国之兆也。”
失望之余，他决定拜访汪府，看看能否在汪精卫那里得到一丝安慰。
汪府已一片混乱，陈璧君正指挥仆人收拾行装，虽是隆冬天气，她却忙得鬓角微湿。周佛海不合时宜的拜访，使她的圆脸都拉长了几分。
汪精卫闻声迎了出来，自蒋汪第三次合作以来，他与周的关系已有极大改善，最近又不时听到高宗武在耳边聒噪，说周佛海十分后悔当年与自己敌对，大有改弦易辙之意。他虽然不至于尽释前嫌，却也起了笼络周佛海之心。
两人刚刚在客厅里落座，心中摆不下事的陈璧君气冲冲上前来，手里扬着一张小报，厉声问道：
“周佛海，你是管宣传的，有人这样糟蹋我，你们也放任不管，是何居心？”
接过来一看，周佛海差点喷饭，这真是篇绝妙文字，把陈璧君的骄横、虚荣描绘得入木三分。
“汪蒋联手的新局铸成，陈璧君也跟着显赫起来。身为第一夫人，主内而涉外，时间一长，趋奉拍马加谄谀，放纵得她居大自尊，骄横跋扈。她对居所开始讲究富丽堂皇；穿戴追求奇异超群；口有刁钻，花样百出，光是随身厨师就有6名之多，什么做西餐，做南菜的，广帮，川帮，京帮几乎凑了个全。有时想吃什么东西了，张口说出，必须马上做得。就连宋美龄她也不放在眼里，总以为自己应该高她一筹。有时宋美龄在抛头露面的场合中有上佳表现，她免不了要打着鼻哼，讥讽地说道：‘她是什么东西，早年……。’于是，明里老蒋与汪精卫在权柄把握上较着劲，暗里陈璧君也与宋美龄较着劲，一心要把蒋夫人的‘抖’劲比下去。”
周佛海忍住笑，劝她说：
“这些都是无聊文人所作，汪夫人无需理睬便罢了。”
汪精卫不免烦恼陈璧君的口罗嗦，他知道周佛海此时来必有话要讲。可他惧内也惯，脸上仍未有丝毫不耐烦之意。
周佛海自然也不愿他们的谈话横生枝节，因此立即直入主题，他问汪精卫：
“自七·七抗战以来，平津丢了，上海丢了，如今首都沦陷在即，请看今日满朝文武逃奔之惨象，大有昔日八国联军入京之景重现。试问这仗能打下去吗？调停应该拒绝吗？”
汪精卫苦笑：
“你的来意我清楚，兄弟在淞沪战前就有一篇《大家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和，固然吃亏，就老实地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这哪里还有一点胜利的影子。”
陈璧君泼泼辣辣插嘴说：
“我们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哟，他蒋介石想保持‘主权领土完整’，奢谈什么‘如果放弃尺寸领土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顶帽子何等骇人。大家都噤若寒蝉，让他一个人唱高调，他唱高调还不算，全国也只好跟着一起唱，一齐去受苦，一起去牺牲。”
陈璧君一撇嘴，不屑地哼了一声。她一方面是恼怒蒋介石的霸道，表面上汪蒋合作，其实当家的还是姓蒋的；另一方面，她也恼怒汪精卫的软弱，自己首先就没有信心，哪有蒋介石那副一切俱当仁不让的勇气。
周佛海知道汪精卫还是信不过他，于是用极诚恳的语气说：
“佛海今日登门，是和汪先生交心的，几年来，佛海有一事耿耿于心，有一言如梗在喉。深悔当年浮躁，徒逞意气。说过、做过许多对不起汪先生的话和事。谨望汪先生能君子不念旧恶，给佛海一个悔过补救的机会。”
汪精卫并不惊讶周佛海这番表白，周对他的态度变化，他早有察觉，高宗武也在侧面说过。因此他一摆手，摆出宰相肚量，似乎这当年的积怨俱在这挥手之间荡然无存。
对方却没有止住话头，顺势又将话题延展下去：
“佛海素知汪先生气量恢宏，如果此番前来专为负荆请罪，也看轻汪先生了，只是证实良禽择木的道理。忆及当年宁汉分裂，我弃汉奔宁，逃出赤都，追随蒋先生左右，乃是不忍见赤祸蔓延，所谓跟理不跟人。这么多年来，靠蒋先生见重，佛海也可说侧身近侍，权不可谓不重，禄不可谓不厚。今日来贵府请汪先生揭和平交涉之旗，不是对蒋先生的反水，乃是为救中国而来。蒋先生为人倔强，受中共扇动，已钻入抗战的牛角尖，几近不可理喻。故日下救中国之希望，只有寄托于汪先生之肩上，这才是佛海今日登门的真正目的。”
这番话说得“情理”兼备，汪氏夫妇不由不动容，陈璧君早收起对周佛海的恶感，汪精卫也为能从蒋介石幕下招降一位干将而兴奋。只是他对周佛海提的希望感到渺茫，为难地说：
“现在举国上下，一片‘打’声响彻云天，日本方面又咄咄逼人，欲想和平解决，得先开辟途径，有人穿针引线，这如何办到？”
周佛海早有准备地微微一笑：
“佛海已经想好一步棋，看能否派上用场。”
周佛海的这步棋就落实到了高宗武的头上。
这一阵子，高宗武郁郁寡欢，自从汪精卫离开外交部后，继任的两任部长张群、王宠惠对他都看不入眼。张群是个老官僚，处事圆滑，滴水不漏，他把官场上的一套也用到了外交场上，日本人与他打交道，随便什么事情，都让你粘粘糊糊，费足了劲也摸不着要领。恰巧当时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又性格暴躁，几次交涉下来，被张群缠得冒火，公开声明，以后再不与外交部长直接谈商，遇有必须交涉之事，概与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接洽。因为年轻气盛的高宗武办事的方式更为果断，胆子也大，川樾茂感到颇对脾味。
日本人对高宗武如此重视，自然也让国民政府刮目相看，高的“声望”也就有凌越部长大人之势，张群心中也当然地不大舒服，明着暗着给高宗武准备些小鞋穿。仗着蒋介石、汪精卫的赏识，高宗武虽然不买帐，但在外交部内，他却是相当受冷落的。
王宠惠接任部长后，高宗武的处境也没有改观，仍不知自忌。有一次王宠惠想过问他一下手上的工作，他斜着眼睛一瞟，甩出一句话：
“这些都是委员长吩咐的。”言下之意，你王宠惠够份量过问吗？王宠惠气得差点跳脚。
所以，当中日战事展开，两国间外交关系已经断绝，高宗武手头没活干，向王宠惠请求分配工作，王宠惠也恶狠狠地反唇相讥：
“应该找委员长给你分配工作。”
高宗武神情一沮，一甩袖走了出去，心中却愤愤道：
“总要让你们知道我的能量。”
因此，周佛海的来访使他神情一振，如今，他正寂寞难耐呢。
两人一番商量，将问题集中到了一点：“必须想出一条打通日本的路线。”现在中日间互相为交战国，联系已完全切断了。
高宗武一个劲地揉着额头，此事确属不易，有一件事他未告诉周佛海，实际上他一到武汉，就秘密布置他在外交部的属下董道宁前往上海打探途径，但时至今日，似乎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却听得坐在对面的周佛海牙齿咬得咯咯响：
“你必须离开汉口才有办法。”
“用什么理由离开？”高宗武问。
“我们先在汉口设立一个机关，姑且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名义上是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你来负责。这样，我就可以向蒋先生推荐，建议命你去香港搜集情报。”
高宗武有点担心：“蒋先生能批准吗？”周佛海自负地没有回答，这件事对别人也许难于登天，对他则并非难为。作为蒋介石智囊中的人物，身兼侍从室副主任，他的意见还是管用的。
可是，告密者却是高宗武本人！
自从他被蒋介石一番敲打后，如雷击顶，如鼓重锤，清醒了许多，也乖巧了许多。
他已清楚，在国民党这块地盘，惟有蒋介石才真正是龙头老大，一切事情必须由他说了算。
他也清楚，汪精卫的实力也不可低估，他是文官领袖，老牌政客，国民党的天下，舍蒋即汪。更何况，汪精卫的气质，习性，思想以及外交主张更符合自己的口胃。
他还记得，周佛海夜访时曾羡慕他左右逢源，得蒋汪两大巨头宠信，这种优势，对于为官者是何等重要。
高宗武决定继续周旋于蒋汪之间。但是，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周佛海拉其入伙，明白告以实情，已使他陷入非此即彼，孤注一掷的处境。这使他感到为难，也非情所愿也。
踌躇再三，斟酌再三，高宗武决定还是向蒋介石输诚。蒋汪相较，他的心倾向后者，但他一想到前者的威严，尤其是他手下戴笠之流的狰狞，就不寒而栗。因此，他告密的手段经过考虑而有讲究，半吞半吐，犹抱琵琶半遮面，既尽力为汪精卫、周佛海辩护，又将实情一一托出。
果然，蒋介石似十分理解高宗武的心情，他表现得十分大度，既然汪先生、周佛海都是为国家利益考虑，他蒋介石完全能理解。中国与日本的问题，也应该是和战两手，不可废一偏一。
高宗武丝毫没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他知道蒋介石的为人并非是表里如一的。
蒋介石确实早在心中骂开了，他骂汪精卫自不量力，居然想另立旗帜；他骂周佛海吃里扒外，居然想在他面前瞒天过海。为了对他们下一步阴谋有所防范，高宗武则是他今后可能派上用场的关键人物。
于是，他用一种期望的语气说：
“高司长学问颇佳，为我浙中健者，还望今后能多为国家做点事。”
高宗武恭谨地回答：
“一切还望蒋先生教导。”
“唔，为人者，但凭天理良心，良知良能，我也无须赘言。既然佛海让你去香港，我也不拦阻。只是你今后该如何做，心中要有个准绳，切切记住要以国家利益为重，莫辜负我一片期待。”
蒋介石的话中话，高宗武何尝听不明白。实际上他已成了打入汪精卫集团的一颗钉子。只不过高也有自己的算盘，与日本人搭线求和，周旋于日蒋汪三者之间，观风使舵，趋炎附势，从容定举止。
周佛海却一点不知蒋介石的心思，他的神态还像往常一样随便，汇报完日常工作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叠计划，恭敬地放在蒋介石的桌上。
蒋介石仔细地阅毕，这份计划显系刻意之作，理由充分，条绪缜密，如不知内情，还真像回事。
一向以察人、识人自诩的蒋介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站在他面前，多少年来一直视为心腹的周佛海居然在背后捣鬼？
望着蒋介石深不可测的眼睛，周佛海心中也胆怯，他强作镇定地等着答复。
蒋介石忍住气，抖着那份计划问：
“有这个必要吗？”
周佛海：“委员长明鉴，知己知彼，乃克敌之要素。古今中外，交战各国，无不费大力气打探对方虚实。以便自己针锋相对，有的放矢。”
“我们的情报机关还少吗？”蒋介石将了一军。
周佛海早有准备，利索地回答：
“戴雨农的军统虽然很能干，但过于偏重军事和基层。而该计划，是专门着重于日本上层，使其能对日本当局的政策走向有一个估计预测，以便政府从总体决策上预为部署。”
蒋介石很欣赏周佛海的应对之才，他明知故问道：
“你看什么人负责合适？”
“佛海以为外交部亚洲司高司长最能胜任，他的情况委员长都很清楚，佛海无需赘言了。”
“好罢。”蒋介石痛快地答应。望着周佛海欣喜的神态，不妨再送一点甜头，让他暂且得意。于是特别关照地加上一句：
“高司长的活动经费从军事机密费中开支，你拿着它找布雷先生。”蒋介石俯下身匆匆写了一张便条递给周佛海。
果然是大手笔，每月竟有6000元之多，约美金2000元。这确实是很可观的数目。“挥金如土，杀人如麻”。外人对蒋介石的评论诚不虚言也，周佛海心中也作如是想。
周佛海走后，屋子里沉静下来，蒋介石已吩咐过，不可让人来打搅，他需要静静思索一番，以权衡刚才一事的利弊。
他恼恨周佛海在他鼻子底下行骗，但却不想拆穿它。而是要让这出骗局继续下去，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让他们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暗中勾搭。他蒋介石也希望这场战争不要打久，打得伤筋动骨，让共产党的势力得到壮大。但是日本人的条件又太苛刻，只怕答应了，立即就要被国内浪潮推翻。如果暗中交涉真能获得意外的成功，只要将高宗武握在手里，到时他蒋介石再出来坐享其成，可笑汪精卫、周佛海则只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空劳一场。
当高宗武刚踏进外交部部长的办公室，王宠惠就感到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活脱脱得志小人。
一双小眼睛泛着亮光，嘴角撇着得意，高宗武将一纸告假单潇洒地飘在了部长大人的桌案上。
王宠惠打量着他，这小子近一段时间经常不在部里，不知又钻营到什么门路。他脸色一冷，问他为何告假。
高宗武没有忘记王宠惠对他奚落，也同样报复说：
“这是委员长特许的。”
既然有御旨，王宠惠当然不好再加阻拦，只不过这口气咽不下去，也恼怒蒋介石屡屡越级直接指挥自己的部下，他一个电话拨到了蒋介石的官邸。
在王宠惠的追问下，蒋介石十分狼狈，事情尚无眉目，已经满城风雨，这个高宗武看来还是年轻，火候不到。于是他一口否认：
“绝无此事，你也不可给他批假。”
王宠惠终于吐了一口恶气，打着官腔交待说：
“蒋先生刚才已在电话里吩咐，让你千万不可去香港。”
夹着尾巴溜回了自己的住所，高宗武阵阵发愣不知自处，他没有胆量违抗蒋介石的意旨。但他不解的是，昨天向蒋介石辞行的时候，蒋还是欣然同意的。
戴笠的突然来访使事情有了转机，也使高宗武感到了自己已卷进了一个政治大漩涡。
在文人出身的高宗武眼里，戴笠只是个鸡鸣狗盗之徒，是个杀人越货的魔头。道不同，不相与谋，对这类人，他一向敬鬼神而远之。
因此，当裹着一身黑色中山装的戴笠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感到周围三尺都冰冷阴森。
戴笠的话简单而明了，他一番密话后，望着高宗武怀疑的脸色，补充说：
“这是委员长交待下来的，你可以便宜行事。”
“便宜行事。”这无异古代的尚方宝剑。
因此，当周佛海找到他的时候，吃惊地发现高宗武失去了往日的意气风发、目高于顶的神态，而变得很沮丧，似乎更瘦削，更苍白了。
“完了。”高宗武无可奈何地做了个手势，“蒋先生改变了主意，不让去了。”
周佛海顿时跳了起来，急忙追问发生了什么事？待听到高宗武讲完，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蒋介石对此事已有所察觉。
难不成一番努力就此白费？事情到此完结，他委实心有不甘。也是他投敌心切，居然一反往日做事的谨慎，烦躁地松开衣领，重重吐出一口浊气，问高宗武：
“你可有勇气，抗命前往？”
高宗武表示畏缩。
周佛海拍起胸脯，鼓动说：
“只要能办好交涉，到时再设法补救，如出了什么问题，干系由我承担。”
看到高宗武已动心，他又补充说：
“反正事已如此，一不做，二不休，你去香港后即赴上海，那里现在是日本人占领区，可能更容易搭上关系”。
一向滑头的周佛海也是利令智昏，为什么没有想到，两国交战时期，一方的政府要员私自去对方的占领区，这无异是叛国通敌的一种行为。这天大的干系他周佛海能承担得起吗？精明如斯的高宗武又为何相信他这句空洞的诺言，冒险前行？特别是第二天，他向蒋介石报告：“高宗武在汉口得到情报，所以他上上海去了。”蒋介石只是顺口答了一句“是的吗”而已，并未追问下去。要知道，周佛海以前向蒋介石提交的搜集情报的计划，与此时报告高宗武的行踪，在地点上有很大的区别，而蒋介石却故作糊涂，岂不是咄咄怪事。
可笑周佛海还一直为自己的果断而自赏，又怎知螳啷捕蝉，黄雀在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与蒋介石斗法，还远远不够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