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古代丝织手工业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丝绸生产各个部门的分工更加精细，织品的花式品种更加丰富，丝绸产区更加扩大，织造技术也大为提高。
唐代的丝织品技术高超，工艺成熟，且名目繁多，品种丰富。尤其是绢、绫、罗、绮、锦等纺织品上华丽而又精美的图案，不仅吸收了外来艺术形式，而且继承了民族传统，兼收并蓄，别具风采，反映了我国大唐盛世的繁荣景象。
唐代纺织品有麻、棉、毛、丝几种。麻织品种繁多，多是劳动人民的服用品，有葛布、孔雀布、楚布等多种。
棉织在岭南一带较为发展，有丝棉交织布、白叠布等。毛织产地主要分布在北方及西北一带，生产各式毡子，其中江南道宣州的红线毯非常有名。在所有纺织品中，丝织品最为著名。
唐代丝织品名目繁多，品种丰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有绢、绫、罗、绮、锦等。
绢是平织的，没有花纹，用印染等方法进行装饰。
绫是单色的斜纹织物，可以随时改变斜纹的组织以产生花纹，这样织造的方法称“提花”。
罗是从汉代以来就流行的一种复杂织法，都是单色半透明的织物，以利用染色的方法进行纹样装饰。
锦是唐代高级丝织品之一，是在汉代发展起来的一种通经断纬的织物，吐鲁番曾出土织成锦条带。唐代武则天时期，曾令制织成及刺绣佛像400幅，分送各寺院及邻国，制作技术已相当成熟，为两宋时期发达的“缂丝”产品打下了基础。
绮的织造方法，是素地起两三枚经斜纹提花。除本色外，有染成红、黄、紫、绿等色。
锦是多色的多重织法，质地厚重。唐代以前的锦称“经锦”，而唐锦的制作，由于技术革新，取得了纬锦的新创造，在三国时马钧改良织机的基础上，突破了单纯经线起花织法，而且还发展到经纬线互相配合起花的新技术。
这样的织法不仅可以织出更为复杂的花纹及宽幅的织物，而且色彩极为华丽，形成唐锦华丽优美的时代风格。
唐代织锦中最华丽的一种是新出现的晕纲锦，它用各种色彩相间排列，构成绚丽缤纷的效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斯塔那出土的一件提花锦裙，用黄、白、绿、粉红、茶褐五色经线织成，再于彩条地上用金黄色的细纬线织出蒂形小团花。
考古第一次发现的唐代“锦上添花”锦，精美异常。在同地的墓葬中，又出土了一双云头锦鞋和一双锦袜。鞋里衬内绿、蓝、浅红三色施晕繝，这是目前所知唐代最绚丽的一件晕繝锦。
唐代，四川仍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区，在汉代久负盛名的蜀锦，这一时期有不少珍品问世。
遗存至今的唐代丝织品，早期出土的有《天蓝地牡丹锦》、《沉香地瑞鹿团花绸》、《茶色地花树对平绸》、《宝蓝地小花瑞锦》、《银红地鸟含花锦》等多种。后来出土的有《兽头纹锦》、《联珠鹿纹锦》、《联珠对鸭纹锦》、《联珠猪头纹锦》、《联珠天马骑士纹锦》、《联珠吉字对鸟纹锦》、《棋纹锦及花鸟纹锦》、《瑞花遍地锦》、《龟背纹锦》、《花鸟纹锦》等多种。
大量唐代精美的丝织物的出土，反映了唐代织造工艺的高超水平和精湛技艺。
唐代的织锦有很多现在保存在日本正仓院的实物中。比如有一幅唐代《狮子舞锦》，一只狮子在宝相花枝藤中曼舞，在每朵宝相花上面，都站立着载歌载舞的人物，有的打着长鼓，有的弹着琵琶，有的吹着笙笛。花纹的单位足足有一米多长，整幅画面充满着一片欢腾热闹的景象，气魄真是宏伟极了！
日本正仓院还收藏有：用染花经丝织成的“广东锦”；用很多小梭子根据花纹颜色的边界，分块盘织而成的“缀锦”；利用由深到浅的晕色牵成的彩条经丝，织成晕色花纹的“大繝锦”；利用彩色纬丝显花，并分段变换纬丝彩色的“纬锦”；利用经丝显露花纹的“经锦”等。这些丝织品种的实物，在我国西北古丝路经过的地方也都发现过。其中广东锦就是现在流行的“印经织物”的前身。缀锦就是我国所说的“缂丝”，日本称它为“缀锦”。用经丝牵成晕色彩条的办法，在现在的纺织生产中也经常运用。
经丝显花的经锦，是汉以来的传统方法。用纬丝显花，分段换色，要不断换梭投纬，织制时比较费事，但纬丝可以比经丝织得更密致。用纬丝显花，花纹就可以织得更加精细，色彩的变换也可以更自由。因此，纬丝显花和分段变色的方法，在现代的丝织生产中仍然是主要的技艺。
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证明，唐初就已经生产纬锦这种品种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着一件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瑞花几何纹纬锦》，这件纬锦的花纹，也是初唐时期中原流行的典型式样，它是用一组蓝色的纬丝织出斜纹组织的地纹，另外用两组纬丝织出花纹。
在织花纹的两组纬丝中，有一组是白色的，专门用来织花纹的边缘部分；还有一组是分段换梭变色的，用来织花心部分，在标本上看到换梭的颜色有大红、湖绿两色。这件文物标本还保留着17.3厘米长的幅边，从幅边能清楚地看到纬丝回梭形成的圈扣，以及幅边的组织规律。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丝织品中，还有一件由两组不同色的经线和两组不同色的纬线互相交织成正反两面花纹相同的双面锦。
正反两面的区别仅仅是花纹的颜色和地纹的颜色互相转换，即正面花纹的颜色，在反面恰恰就是地纹的颜色；而正面地纹的颜色，在反面恰恰就是花纹的颜色。
这种双面锦的织法，就是现代“双层平纹变化组织”的织法，它的优点是正反两面都能使用，组织牢固，使用性能高。唐代的薄纱也织得很好。当时的贵族妇女肩上都披着一条“披帛”，大都是用薄纱做成的。另外还有一种用印花薄纱缝制的衣裙，也是当时贵族妇女们很喜爱的服饰。
唐代印花丝绸的花色很多，印花加工除蜡染、夹板印花、木板压印等方法外，还有用镂花纸版刮色浆印花及画花等多种方法。
唐代丝织品的图案纹样丰富多彩，风格独特。其中以花鸟禽兽纹为主要的装饰题材，鸟兽成双，左右对称，鸟语花香，花团锦簇，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春天气息。
在花卉植物类图案中，多纹有盛开的牡丹花、折枝花、宝相花、散点花和卷草纹，形象处理饱满生动。
如吐鲁番出土的花鸟纹锦，以盛开的牡丹花为中心，周围有展翅飞翔的蜂蝶和练鹊，有迎花飞舞的鹦鹉，有宁静的山岳和飘飞的祥云，疏密有致，花鸟争春。锦边配上蓝地花卉两条连续的装饰带，色彩华丽，制作精美，代表了唐锦的工艺水平和装饰特点。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天蓝地牡丹锦》，主体纹样是一个正面形的8瓣牡丹花，周围用8朵侧面的牡丹花围绕而成。外面一层又装饰了一圈较大的牡丹花，花之间安排小折枝花，构成了极其富丽饱满的大团花图案。
这件作品，在鲜艳夺目的天蓝地色上，花卉用深绿、浅绿、红、粉紫、浅黄等颜色来交错使用，用退晕手法来处理，使作品色彩华丽，主题突出，层次分明，生机盎然。
另一件茶色地《牡丹花对羊绸》，主题纹样是迎着朝霞怒放的牡丹花，在阳光的照耀下，露水珠晶莹闪光。美丽活泼的蝴蝶围绕着牡丹翩翩起舞，两只左右对称的小羊回首互望，一幅恬静优美的画面，表现了春天鸟语花香、粉蝶飞舞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正是盛唐以来工艺装饰的特点。
此外，《瑞鹿牡丹团花绸》也是优秀作品，都和当时花鸟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联珠团窠纹也是唐锦图案的一类。唐代这类图案的发现较为普遍，成为唐锦的典型纹样。以一圈联珠组成团窠，中间安排鸟兽和花卉图案。图案内容有盘龙、凤凰、麒麟、狮子、天马、仙鹤、莲花、忍冬和宝相花等。纹样规整、连续、对称，以四方连续的组织向四面延续。4个团窠纹之间的空隙，装饰忍冬纹。
据说联珠纹来源于古代波斯，但从我国原始社会的彩陶纹样，商代妇好墓出土的铜镜背面的边饰纹样及西晋的青瓷纹样和隋代的织锦的联珠纹上，均可见到它的形象。说明这种纹样不仅是吸收了外来艺术形式而且继承了民族传统，兼收并蓄，别具风采。
唐代联珠团窠纹织锦遗物，在吐鲁番、甘肃省境内都有大量出土。代表作品有《联珠对鸭纹锦》、《联珠对天马骑士纹锦》、《联珠鹿纹锦》、《联珠猪头纹锦》、《联珠戴胜鸾纹锦》等，尤其以鹿纹锦和猪头、对鸭纹锦，纹样别致，生动有趣。联珠团窠纹是唐代流行的一种装饰形式。
此外，唐锦纹样还有几何纹，其中有万字、小散点花等。唐锦纹样形象华美、活泼，对后世影响深远。
唐代印染与刺绣工艺
唐代的印染工艺相当发达，主要有夹缬、蜡缬、绞缬、凸版拓印技术和碱印技术等。刺绣在唐代有了飞跃的发展。唐代的刺绣除了作为服饰用品外，还用于绣作佛经或佛像，针法绝妙，效果甚佳，还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意识。
唐代的印染业相当发达，出现了一些新的印染工艺，比如凸版拓印工艺等。唐代印染工艺还包括夹缬、蜡缬和绞缬，其中的夹缬工艺起源并鼎盛于唐代，以至于成为了当时最普通的染色工艺。
我们知道，在染一件衣服之前，一定要把有油污的地方清洗干净。在煮染的过程中，还要不断搅动，防止一些地方打绞成结。
因为有油污或纽绞成结的地方容易造成染色不均或染不成色，会使得衣服深一块浅一块，花花斑斑，十分难看。
然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却通过总结这些染色失败的教训，使坏事变好事，创造出独特的印花技术，这就是夹缬、蜡缬和绞缬，我们通常称之为“古代三缬”。现在人们将三者通称为“夹染、蜡染、扎染”。
夹缬即现代所说的夹染，是一种直接印花法。夹缬是用两块木版，雕镂同样的图案花纹，夹帛而染，印染过后，解开木版，花纹相对，有左右匀整的效果，是比较流行的，最普通的一种印染方式。
日本正仓院迄今还保存着唐代自我国输入的“花树对鹿”、“花树对鸟”夹缬屏风。
夹缬的工艺种类比较多，有直接印花、碱剂印花，还有防染印花，比较传统的是镂空花版，“盛唐”时期才采用了筛网印花，也就是筛罗印花。
镂空花版的制作是在纸上镂刻图案，成花版，尔后将染料漏印到织物上的印染工艺。用镂空纸花版印刷的花形，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线条不能首尾相连，留有缺口。
从1966年至1973年吐鲁番出土的一批唐代印染织物的花纹观察，纱织物花纹均为宽2毫米的间歇线条组成，白地印花罗花纹花瓣叶脉的点线互不相连接，呈间歇状，绢织物花纹均为圆点和鸡冠形组成的团花，皆为互不相连接的洞孔。
这里出土的茶褐地绿、白两套色印花绢中，第一套白色圈点纹，这些小圆圈除一些因拖浆形成的圆点或圆圈外，凡印花清晰的，其圆圈均不闭合，即圈外有一线连接。这些都是镂空纸花版所特有的现象。特别是这些小圆圈的直径不过3毫米，圈内圆点直径仅1毫米左右，这绝不是用木版所能雕刻出来的。这种印花版，是用一种特别的纸版镂刻成的。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印染标本表明，至迟在“盛唐”以前，我国丝织印染工人就已经完成了以特别镂空纸花版代替镂空木花版的改革工艺。
蜡缬即现代所说的蜡染。它的制作方法和工艺过程是：把白布平贴在木板或桌面上点蜡花。点蜡的方法，把蜂蜡放在陶瓷碗或金属罐里，用火盆里的木炭灰或糠壳火使蜡熔化，便可以用铜刀蘸蜡作画。
作画的第一步是确定位置。有的地区是照着纸剪的花样确定大轮廓，然后画出各种图案花纹。
另外一些地区则不用花样，只用指甲在白布上勾画出大轮廓，便可以得心应手地画出各种美丽的图案。
浸染的方法，是把画好的蜡片放在蓝靛染缸里，一般每一件需浸泡五六天。第一次浸泡后取出晾干，便得浅蓝色。再放入浸泡数次，便得深蓝色。
如果需要在同一织物上出现深浅两色的图案，便在第一次浸泡后，在浅蓝色上再点绘蜡花浸染，染成以后即现出深浅两种花纹。
当蜡片放进染缸浸染时，有些蜡迹因折叠而损裂，于是便产生天然的裂纹，一般称为“冰纹”。有时也根据需要做出“冰纹”。这种“冰纹”往往会使蜡染图案更加层次丰富，具有自然别致的风味。
蜡染方法在唐代的西南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行。蜡染花布图案生动别致，不仅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而且远销国外，颇受欢迎。
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象纹蜡缬屏风》和《羊纹屏风》，纹样十分精美。
绞缬即现代所说的扎染。常见的方法是先将待染的织物根据需要，按一定规格用线缝扎成“十”字形、方格形、条纹等形状，然后染色，染好后晒干，把线结拆去。由于染液不能渗透，形成色地白花，花纹的边缘则产生晕染效果。
还有一种方法是将谷粒包扎在钉扎部分，然后入染，便产生更复杂的花纹变化。
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了唐代的“绞缬裙”，由绛紫、茄紫等色组成菱形网状图案，精巧美观。
绞缬有100多种变化技法，各有特色。如其中的“卷上绞”，晕色丰富，变化自然，趣味无穷。更使人惊奇的是扎结每种花，即使有成千上万朵，染出后却不会有相同的出现。
这种独特的艺术效果，是机械印染工艺难以达到的。绞缬产品特别适宜制作妇女的衣裙。
唐代还有凸版拓印技术。特别是在甘肃敦煌出土的唐代用凸版拓印的团窠对禽纹绢，这是自东汉以后隐没了的凸版印花技术的再现。
此外，西汉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印花织物，是用两块凸版套印的灰地银白加金云纹纱。凸版拓印技术发展到唐代，有用凸版拓印的敦煌出土的团窠对禽纹绢，这是这种工艺的实物再现。
唐代碱印技术，是用碱为拔染剂在丝罗织品上印花。它是利用碱对织物的化学作用，经染后而产生不同色彩的花纹。
还有用镂空纸板印成的大簇折枝两色印花罗，是更精美的一种。吐鲁番出土的蜡缬烟色地狩猎纹印花绢，其中骑士搭弓射狮，骏马奔驰，犬兔相逐，周围点缀飞鸟花卉，表现了一派生动紧张的狩猎场面，技艺精湛。
唐代刺绣应用很广，针法也有新的发展。刺绣一般用作服饰用品的装饰，做工精巧，色彩华美，在唐代的文献和诗文中都有所反映。如李白诗“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白居易诗“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襦”等，都是对于刺绣的咏颂。唐代刺绣的针法，除了运用战国以来传统的辫绣外，还采用了平绣、打点绣、纭裥绣等多种针法。其中的纭裥绣又称“退晕绣”，即现代所称的“戗针绣”，可以表现出具有深浅变化的不同的色阶，使描写的对象色彩富丽堂皇，具有浓厚的装饰效果。
唐代的刺绣除了作为服饰用品外，还用于绣做佛经和佛像，为宗教服务，用于绣做佛经或佛像。
随着刺绣范围和题材的扩大，绣做佛经或佛像时又发展了很多新针法，有直针、缠针、齐针、套针、平金等新技术，大大丰富了刺绣的表现力。在色彩的使用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在佛像脸部，能表现颜色晕染的效果。
敦煌发现的《释迦说法图》和日本的劝修寺的《释迦说法图》，都是用切针绣轮廓线，而以短套针绣肉体，表现晕染效果。
从释迦说法的场景，今人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所憧憬的庄严净土，也可以看出制作者对绣法有深厚的理解及熟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