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的统一，疆土的开拓，交通的畅达，经济的繁荣，中外文化的交流，市场的扩大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使隋代的染织工艺空前繁盛，织造技术和图案纹样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虽然隋代只维持了短短的20多年，但是它在完成统一事业以后，曾出现了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其中，隋代丝织品的生产不仅遍及全国，更因其较高的工艺水平，成为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产品，远销海外。
隋文帝杨坚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了华夏大地，建立隋政权，定都长安。全国统一以后，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南北的经济、文化得到了交流。
隋朝朝廷继续实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农民的负担比以前有所减轻，在短短的20多年间，经过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都有新的发展。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它对南北经济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隋代农业经济的发展，给染织工艺提供了原料等物质基础，促进了染织工艺的提高。纺织业中以丝织业最为有名，丝织品的产量更有了空前的扩大，缫丝技术有很大改进，由原来简单的缫丝框，发展成比较完善的手摇缫丝车。
隋代丝织工艺水平较高，丝织品生产遍及全国，官办作坊成为高级织染品的主要生产部门。
隋文帝时，太府寺统左藏、左尚方、内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黄藏、掌冶、甄官等署，掌握着许多重要手工业部门。
隋炀帝杨广时，从太府寺分置少府监，由少府监统左尚、右尚、内尚、司尚、司染、铠甲、弓弩、掌冶等署。后又废铠甲、弓弩两署，并司织、司染为织染署。在一些地方州县和矿产地区，也设有管理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机构。
隋代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染织生产，如隋炀帝时有少府监，下属有司染署和司织署；以后，两署又合并为染织署。隋代的染织多出于染织署，管理制造御用染织品。
隋代丝织品主要产地为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四川等地，所产绫、绢、锦等都很精美。
比如：河南省安阳所产绫纹细布，都非常精良，是为贡品；四川省成都所产绫锦，也很著名；江苏省苏州等地的丝织业也很发达，缫丝、织锦、织绢者颇多；江西省南昌妇女勤于纺绩，技术熟练，夜晚浣纱，早晨就能纺织成布，时人谓之“鸡鸣布”。
当时还采用外来的波斯锦的织造技法，织出了质量很高的仿波斯锦。在今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麻布的产量很大。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当时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日益增多。隋炀帝时，朝廷曾在河北一地，招募“工艺户”3000多家。
隋代的丝织遗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曾有出土：联珠小花锦，大红地黄色联珠圈中饰8瓣小花图案，这应是唐代最为盛行的联珠纹锦图案的滥觞；棋局锦，是红白两色相间的方格纹；彩条锦，是用菜绿和淡黄两色织成的彩条纹。
这些锦的图案明快大方，别具一种艺术风格。同时还出土绮多种，有联珠纹套环团花绮，联珠纹套环菱纹绮；另有一种回纹绮，色彩复杂，有紫、绿、大红、茄紫4种颜色，织成回纹图案。
日本法隆寺曾保存了一些隋代的丝织品。其中著名的有《四天王狩猎文锦》，图案以树为中心，配饰4个骑马的胡人做射狮状。这种图案具有波斯工艺的风格，反映了我国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影响。
法隆寺还有《白地狩猎文锦》、《红地双龙文锦》、《红地华文锦》、《鸾文锦》等。其中的蜀江锦是四川省成都所产的一种丝织品，它的特点是在几何形的图案组织中饰以联珠文，这幅锦以绯色作为主调，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此外还有广东锦，日本称为“太子间道”，或称“间道锦”。在红地上织出不规则的波状纹，看来似用染经的方法织造，这是当时我国南方的特产。
隋炀帝时，曾经在元宵灯会时将东都洛阳4千米长的御道用锦帐作为戏场，命乐人舞伎身穿锦绣缯帛；又于冬日百花凋谢之季，命宫人用各色绫绮做成树叶花朵，装饰宫内光秃树木；又在南巡扬州时，用无数彩锦作为风帆装饰大型龙舟和马鞍上的障泥。
障泥就是垂于马腹两侧，用于遮挡尘土的东西。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隋宫》曾这样形容道：
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锦帆百幅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
这些诗句除了政治意义外，客观地描述了隋代丝织品产量之大，制作之精。在东起长安，经陕西、甘肃、新疆，越帕米尔，经中亚、西亚西到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上，发现了大量隋代精美的丝织品。近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均有出土，其中有红白两色相间织成方格纹的《棋局锦》，大红地黄色联珠团花图案的《联珠小花锦》，用菜绿、淡黄两色织成的《彩条锦》，还有《联珠孔雀贵字纹锦》、《套环对鸟纹绮》等。这些丝织品简洁质朴，别具一格。
由此证明，隋代丝织品的生产不仅遍及全国，更因较高的丝织工艺水平，成为外贸中的重要产品，远销海外。
